彭嘉衡：我并不自豪

　　当时最害怕的就是晚上有月亮，因为夜晚晴朗，日本飞机就会飞来炸。还有，重庆死了几千人的隧道惨案，也是日本人轰炸造成的，据说当时尸体拖出来时都是粘在一起的。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彭嘉衡和他的老伴就居住在这里的一幢老式三层住宅楼上。 房间很逼仄，采光性能差，这与外面明亮的阳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彭嘉衡家陈设简朴，最显眼的摆设是一台吸氧机。这位当年战绩优异的飞虎队员如今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病症，但老人家声音洪亮，非常健谈。在《往来》的专访中，老伴付汝梅总会在恰当的时候给出准确的提示，彭嘉衡则报以一贯的微笑。半个多世纪的相濡以沫，其中默契令人羡慕。

　　赴美培训淘汰一半

　　《往来》：在美国的航空战斗训练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需要实现什么目标？您做得如何？

　　彭：我们的训练非常严格。学校飞行训练分成初、中、高三级，分别要完成60、80、100小时的飞行目标，考核通过后只能算毕业，然后还要在学校当3个月的见习教官。完了之后有参加过战斗的教官来对我们进行3个月的作战训练。最后才能回国参加战斗。我做得还可以吧(笑了笑)，不然早就给淘汰了。我们那一期预收了300人左右，回来最多两百人，很多人都被半路淘汰了。

　　《往来》：和您一同进入中美联合航空队的中国战友有多少人？

　　彭：1944年春天，我坐着货船从美国回来。和我同船的一共有18个人，我们都是从黄埔军校里选拔出去的，船上还有4架美国飞机。回国后，我被编入美国第14航空队中美联合大队(即“飞虎队”)的第五大队，就是作战部队(开战斗机)。和我一起加入中美联队的占了回国人数的一半，就是100人左右。

　　最怕晴朗的月夜

　　《往来》：在中美航空联合大队期间，您前后驾驶过什么型号的战斗机？与你们作战的日本战机都是什么型号的？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彭：美国P-40和P-51的机型我都驾驶过。不过上面没有鲨鱼头了，那是早期的飞虎队画过的。日本人用的是零式战斗机，它最大优势就是分量轻、机动性好。但是那个时候美国的P-51在性能上已经超过零式了。所以我们不害怕它。美国的P-51又叫“野马”战斗机，速度快，火力强，装配好。美国人特别注重飞行员的生命，所以他们的飞机对飞行员的保护特别多。

　　《往来》：在您64次对日空战的经历中，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战斗吗？

　　彭：最深刻的一次战斗是1945年年初的“武汉大轰炸”。当时全中国能飞的飞机都参加战斗了，一共有200多架次。芷江机场距离武汉是最近的，我们第一个飞去武汉轰炸日本人的机场、电台和铁路。当我们到达轰炸地点的时候，六七十架日本人的飞机就迎过来了，天上黑压压的一片。战斗的时候飞机一架咬住一架地打，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耳朵边全是炮弹的声音，爆炸的亮光把太阳光都压下去了。我们就在汉口、汉阳之间飞来飞去地打，直到回去加油。我没有打落敌机，但是我打伤了很多架敌机，还飞到日本人的机场炸掉好多停在机场上的飞机。我自己(的飞机)也被敌人打伤。飞机屁股上全是弹孔。最多的一次机尾上中了20多个弹孔。也就是在那次战斗中，我们有七八架飞机再也没有回来。(老人的眼神由开始的激昂渐渐有些黯淡，语调也沉了下去)

　　《往来》：很多电影中会有这样的描写：飞行员在打下一架敌机后会在飞机上作上记号。您有一些类似的习惯性举动吗？

　　彭：没有。我们的飞机上有照相机会自动拍摄的。而且，我没有击落过敌机，就算我打下飞机我也不会作记号，战斗太紧张了，根本顾不上这些的。

　　《往来》：你在空中俯视过被日军轰炸后的城市吗？

　　彭：我没有看过。我自己投弹的时候也没有看，脑袋里的那根弦绷得紧紧的，一心要防着地上的高射炮，哪有心思看下面。不过我夫人在重庆读书时，经历过“重庆大轰炸”。(付汝梅在一旁插话：“当时最害怕的就是晚上有月亮，因为夜晚晴朗，日本飞机就会飞来炸。还有，重庆死了几千人的隧道惨案，也是日本人轰炸造成的，据说当时尸体拖出来时都是粘在一起的。”)

　　《往来》：您参加了64次空战，奇迹般地毫发无损，对此，您有何感言？

　　彭：人家说我是“福将”，我其实也有好几次觉得该死掉了，结果没有，应该是祖宗保佑吧。(爽朗大笑)

　　100元月薪与玻璃球生命

　　《往来》：飞虎队和飞虎队员曾被当时的青年奉作梦想和楷模，是这样的吗？怎样评价您的美国战友和中国战友？

　　彭：那是当然。飞行员真的是“天之骄子”啊。我们去美国培训的10多人是从1000多名军校生中选拔出来的。当飞行员要求很高，不仅有身体素质，还要有文凭，我们去美国的大多还会英语。飞行员的老婆是从来不难找的，到哪里都有姑娘喜欢。但是飞行员的生命是玻璃球，看着漂亮，实际上很脆弱。很多人中午吃饭还在一起，下午出了次任务就再也没有回来。

　　美国战友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打仗也很勇敢，大家都在一起拼命，都很友好。而且，飞虎队里的人也很讲义气，如果有战友牺牲了，留下了孤儿寡母，那么其他没有结婚的队员会有一个人主动和那个女人结婚，照顾牺牲战友的家庭。

　　《往来》：有传闻，当时很多人加入飞虎队是冲着丰厚的收入。据说，打下一架敌机还有500美元奖金，是这样的吗？您当时收入有多少？

　　彭：这个可能是美国人的标准哦，我们可没有享受到。一开始，美国人都是雇佣兵，的确有人冲着钱来，但是当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人打仗也很玩命，他们也是为他们的国家报仇。我加入飞虎队可没有冲着钱，就是打鬼子去了。我的收入在空军也不高，100多块钱，每到月底我就没钱了，那个时候我和夫人在谈恋爱，我都没有钱请她看戏，只能请她看电影，当时看一场京剧可比看电影贵。(老两口相视而笑)

　　《往来》：作为飞虎队的成员，您感到自豪吗？

　　彭：我不自豪，因为这些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而且，想到那些早上一起出发，晚上就没有回来的弟兄，他们命都没有了，我自豪什么呢？！

　　《往来》：您在抗战后强烈申请退役，在多次请求后方被批准。为什么？您有什么考虑？

　　彭：退役是不想打内战。有一次我去江北执行任务。老百姓正在赶集，很多人。而此时一架飞机飞过来就向着人群扫射。当时我心想这些都是普通老百姓啊，都是命啊，不能就这么杀人啊。于是，我把子弹全部打到了高邮一个塔尖上，两枚炸弹连保险都没有拉就投到一个湖里去了。之后我就想着退役，但因为我是飞虎队员，技术很不错，所以国民党不想放人。打了几次申请都没有答应，最后我说我是印尼华侨，我要回老家看我的妈妈，他们最后才批准了。

　　一生情放在你的手

　　《往来》：您和老伴1944年认识，为何到了1951年才结婚呢？

　　彭：她是个四川辣妹子，性格烈得很呐！我们一开始谈朋友，她家人不同意，她就问她姥姥讨了8块钱从老家坐车跑到重庆。当时我们之间只是写信，没有见面。只有到了45年的时候，我战斗满50次有了一个月的休假我去了重庆，我们才有了第一次见面。但是那个时候我不敢向她求婚啊，我是飞行员，万一哪次回不来不就对不起她了吗？所以抗战一胜利我就向她求婚，没料到后来我们闹矛盾两个人分手了。她啊，一把火把我几百封信全烧了。(大笑)我也生气回了印尼，家里给我介绍，我也没有同意，毕竟她是我的初恋，哈哈！(彭老很认真地说‘初恋’的时候把一边的老伴逗乐了)51年的元旦，我写了封试探她的信，没想到她立刻回信了，我就马上从印尼回到中国和她结婚了。

　　《往来》：在文革期间，您和家人有没有因为这段飞虎队的经历而受到冲击？在那样的特殊岁月里，您有过悔不该当初的时候吗？付奶奶有没有埋怨过？

　　彭：文革期间，“美蒋特务”、“旧军官”、“海外关系”、“驾机外逃”……还有一个什么……反正五顶帽子把我们家都压死了。我们全家五口人被隔离在五个地方，当时的条件很惨，但是顶不住也要顶啊，那个时候有什么办法呢？我只知道我没有错，我是打日本鬼子的，是为中华民族打仗的。她(付汝梅)没有埋怨过，她只是说：“贺龙、刘少奇，那么好的人，立那么多功的人也遭那么大的罪过，我们这些就算了”。(付汝梅笑言：“那你以前怎么抱怨我，说要是我跟你去了印尼就不会遭那么多罪？”彭：“那是我们吵架我故意气气你的。”)

　　伤离别也等待离别

　　《往来》：过去和现在，您和当年的战友还有联系吗？

　　彭：我们这些老朋友经常会聚聚。比如天津飞虎队员何其忱，两家一直有走动。远的有美国的，香港的，台湾的。现在人老不方便了就只能打电话，每个月电话费三四百，全用在说话上了。

　　《往来》：战争让您目睹了很多死亡，现在，当您听到一些老战友不幸逝世的噩耗时，会感到悲伤吗？您怎样化解这种悲伤？

　　彭：虽然我们活着，但实际上是“死”过好几回了，不过听到他们去世，我还是非常难受。他们都是年轻时和自己一起拼过命的好兄弟。这种事情没什么好化解的啦，自然规律嘛，我们现在也是等着啊。(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