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谢俊美

　　1885年10月〔光绪十一年九月〕，光绪帝颁谕，以“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驭。兹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次年一月，任命刘铭传为台湾巡抚。这就是台湾建省之始。

　　1894年7月〔光绪二十年六月〕，日本借口中日朝鲜问题争端，悍然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战争以清朝的惨败而结束。次年4月，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

　　从台湾建省到台湾割让，中间不过短短十年。当初台湾建省就含有“防日”“驭日”思想，然而它的建省最终还是未能抵制日本的侵吞。清政府何以在台湾建省后又丢掉了台湾？今年是刘铭传任台湾巡抚120周年，这里就台湾建省与台湾割让之间的关系作一反思。

　　一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它正式列入祖国版图是在南宋时期。元、明两朝政府均在台湾设官建置。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治台后，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1683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朝统一台湾。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省。

　　清朝统一台湾，主要是出于巩固王朝统治和“广舆图”的考虑。当初郑成功据守合湾，打的是反清复明的旗号，郑成功曾数度率军打到闽、浙沿海，直至长江下游地区，这对清朝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严重威胁。所以，清朝统一台湾后，台湾将不再成为反清斗争的基地，对于巩固清朝统治具有十分重大的军事意义。正如曾任闽浙总兵的姚启圣和曾任福建水师提督的施琅在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条陈的《恭陈台湾弃留利害疏》中说的：“台湾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广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台湾广土众民，户口数十万，岁出钱粮似乎只资己用，亦不必糜费国帑，此天之所以为皇上广舆图而大一统也”。〔转引连横《台湾通史》上册，第45页。〕

　　清朝为巩固政权，收复台湾，实现国家统一，当然正确。但是作为游牧民族出身的满洲贵族，也包括大批汉族士大夫官僚，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当时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西方殖民主义正从海上向东方席卷而来。最早是西班牙人入侵台湾，后为荷兰殖民绕治者所取代，荷兰殖民统治台湾长达38年之久。其后荷兰殖民统治者又为郑成功所击败，最后清政府从郑氏手中接管了台湾。郑氏为了抗清斗争驱走荷兰人；清政府为了巩固政权，统一台湾。他们都还没有从应对西方殖民主义东来的大势出发，给予台湾地位予以特有的重视。

　　雍正以后，台湾生齿日繁，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行政建置也由府升格为道。然而台湾行政地位的这些变化远不能应付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此后，每当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台湾总是首当其冲，成为清朝政治外交的一个巨大的牵制。这种情形，直到今天还依然如此。

　　18世纪中叶后，西方欧美资本殖民侵略的浪潮汹涌而来，由于沙俄西进受阻，掉头东顾，也把侵略掠夺的矛头指向中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开拓万里波涛”的口号下，也加入了对外侵略扩张的行列。于是西方列强和俄、日，共同对中国进行近百年的侵略掠夺。有着5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蹂躏。在这场来自海上的殖民侵略中，台湾始终成列强掠夺侵吞的目标。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数次分兵侵袭基隆、淡水等地。1854年〔咸丰四年〕，美国海军司令培里率舰队到台湾进行活动，并以“罗佛”号事件向台湾发起进攻。台湾与琉球群岛、日本密迩相连，“控制了台湾，就可以扼住黄海、朝鲜海、日本海的航行权，可以控制他人的出入”。日本早就看到了台湾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所以还在明治维新不久，日本政府就认定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并从那时起，处心积虑地把“征台”“吞台”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重要战略目标去加以实现。

　　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本借口台湾高山族牡丹社误杀琉球渔民一事，打着所谓“保民”的旗号，悍然出兵入侵合湾。清政府闻报，立即派遣闽浙总督沈葆桢前往台湾，全权负责台湾防务。任命唐定奎率淮军6千人赴台，以作备战准备。当时日本军力还不强大，加上士兵水土不服，死亡枕藉，又看到中国作了备战准备，只好暂时放弃占领台湾。最后由中国支付日本兵费银50万两，日军才撤出台湾。不过，日本借此一举吞并了中国的属国琉球。

　　日本悍然称兵台湾，着实让中国朝野吃惊不小。为了保卫台湾，清政府随即宣布废除内地渡台耕垦禁令，允许大陆移民前往台湾经营开垦。1875年〔光绪元年〕沈葆桢又宣布开山抚番政策。而清朝统治集团就今后的海防进行了一次大讨论，几乎沿海沿江省份的督抚将军都参加了这场大讨论，最终形成了以练兵、筹饷、制械、购船、编练海军为内容的筹办海防的共识，由此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以“洋务”为中心内容的自强运动。

　　清政府开展海防建设的主要目的是出于“防日”，但它并未将这种“防日”提升到捍卫中国海疆、海权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并未把它同捍卫海上属国琉球、保卫台湾及所有中国沿海岛屿、港湾作为一个海防整体来加以考虑。也根本未制订出一套为了保卫中国海防、海疆不惜与日本决战海上的作战方案和计划。这从李鸿章对日本吞并琉球一事的态度上可以得证明。1879年〔光绪五年〕日本吞并中国属国琉球。中日琉球问题交涉发生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此斟求李鸿章的意见，李说：“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中国受其朝贡本无大利，…若再以威力〔与日本〕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亦且无谓”。〔《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8，第4-6页〕李鸿章身为朝廷重臣，被慈禧太后倚为柱石，并负责清朝部分外交事务。他的上述放弃属国、放弃海疆的这番表白，表明了他的思想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宗法政治认识水平，表明了清政府的海防建设有着极大的局限性，所谓防日也不过是作些表面文章，编练舰队、修建炮台也不过是装饰门面而已。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法国对台湾的入侵，马尾海战的失败，直接促成了清政府将台湾建省。闽浙总督左宗棠和在台湾组织进行抗法斗争的刘铭传对于台湾在整个国家安危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有着深切的感受。战后他们力主将台湾由道升格为省。左宗棠看到了海防的重要，他说：“今日之时势，以海防为要图，而闽省之筹防，以台湾为重地”；“以形势而言，孤恃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甚非浅显”。他甚至主张借鉴日本，振兴台湾：“台湾地大物博，百利未兴，若能经理得人，需以岁月，何遽不为 日本哉”？！〔《左文襄公全集》奏议，卷54〕刘铭传则奏请派大员专驻台湾，筹办善后。

　　中法战争期间法军侵台，对台湾造成的危迫情形，使清朝统治者事后仍刻骨铭心，认识到必须加强对台湾的治理和台湾的防务能力。所以，军机大臣们在讨论复议左宗棠奏折时，一致同意台湾建省：“若以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以专责成，似应相宜，恭候钦定”。〔朱朋寿：《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2年排印本，第2009页。〕但是当我们仔细检视左宗棠的奏折和军机大臣们的复奏，不难发现，他们建议和同意台湾建省，还是纯粹着眼于台湾自身，并未将台湾建省作为整个中国海防大战略的重要一环来加以规划，而给予高度重视。当时的清政府既无海防立国、捍卫海疆的思想，更无掌拥海权、称雄海上的壮志。因此，台湾建省并不起到防止外来侵略、保卫台湾的目的。

　　二

　　1885年台湾建省后，清政府在台湾有以下作为：

　　首先，在行政建制上对原有的行政区划作了调整。作为首任巡抚，刘铭传根据台湾的地理形胜，经济状况、人口分布等情况，将台湾全岛分为南、中、北和后山四路，设置三府〔台北、台中、台南〕一州〔台东直隶州〕十一县〔台湾、云林、苗栗、彰化、安平、嘉义、凤山、恒春、淡水、新竹、宜兰、〕五厅〔埔里社、澎湖、基隆、卑南、花莲〕。今日台湾的行政区域基本依此演变而来。行政区划的建立，对于台湾的政治、经济、文教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刘铭传：《筹议改设台湾郡县疏》〔光绪十三年七月〕《刘壮肃公奏议》卷二〕

　　其次，加快台湾的各项建设。在筹建省治的过程中，刘铭传〔也包括建省前的闽浙总督沈葆桢和福建巡抚王凯泰、丁日昌等人〕十分注重交通事业，积极在台湾修筑铁路。他制订了《台湾商办铁路章程》，主张通过向南洋华侨募集资金，计划修建一条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负责管理的由台湾府至各府之间、长约600里的铁路。对于军事，刘铭传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设立了军器局，军械所，独立生产炮弹、子弹，并承造客货车辆等。聘请英国技师指导铺设了通往大陆的海底电线。开设了不属于海关总税务司管辖的邮政局。在台湾沿海要隘修筑了新式炮台，从国外购置了一批钢炮和水雷，编练了一支防军，增强了台湾的防御能力，足以“备捍乱保邦”。〔《刘壮肃公奏议》券二〕在经济方面，在“兴农殖边”的思想指导下，他于1886年设立了台湾抚垦总局，下设11个分局，自任抚垦大臣，组织民众开荒种地。开展开山抚番，广泛团结当地高山族人民。建立伐木局、煤油局、煤矿局，筹建水力发电。奖励工商，鼓励华侨来台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在各府州县厅设立书院，儒学、义学，官塾、番学，创设西学堂，传播西学知识。他想把台湾建成“全国之范”的新政 “样板”。在任六载，“精心擘画与建设，奠定了近代化的基础”。〔《台湾全纪录》第119页，锦绣出版社1991年版〕作为一名军人出身的官僚，刘铭传在当时能做到这一些，巳是非常的了不起，值得后人肯定。

　　按清政府原意，台湾建省是作为清朝防止外来侵台而作出的重大战略举措，旨在保守台湾，然而10年后，清政府却丢失了台湾。这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悲痛的事件。

　　清政府丢失台湾原因很多。

　　从人事上来说，清政府虽任命刘铭传为台湾巡抚，但却没有全力支持刘铭传领导台湾的新政。《台湾全纪录》一书说：“沈〔葆桢〕、王〔凯泰〕、丁〔日昌〕、刘〔铭传〕等均具有敏锐眼光和抱负，惜清政府缺乏一贯的政策，没有建立良好的制度，致使开山抚番的事业时断时续，效果大打折扣”。〔该书第119页〕台湾地方的行政官员主要来自大陆，集中于湘淮系统，道员、知府、知县，非湘即淮。湘系官僚以分巡台、澎兵备道刘敖〔兰洲〕为代表，把持着台南各县厅的权力。淮系控制台北、台中地区。刘敖平时争权夺利，任事多与刘铭传“不合”，多次弹劾刘铭传及其他淮系官吏。湘淮两系之间的权力斗争严重影响了台湾各项事业的发展。1890年〔光绪十六年〕11月，刘铭传被迫借口“养病”，陈请开缺，获旨允准。他离台后，台湾“新政”尽废。继任巡抚邵友濂“一反刘氏所为，使其各项新政败坏殆尽，…因此减缓了台湾近代化的脚步”。〔《台湾全纪录》第119页〕邵氏，字筱村，浙江余姚人，进士出身，其才学平庸，思想保守。在他治理下，台湾各项新兴事业陷于停顿。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在防务问题上，他与布政使唐景崧严重分歧，最后清政府权衡利弊，改任唐氏为巡抚，将他调回内地。如果清政府在刘铭传的任用上始终如一，或在他离台后，继续任用象沈、王、丁、刘一流的有所作为官僚，也许台湾的结局可能又是另一种样子。

　　再从清政府支持台湾新政的力度来看，也远逊于日本。日本从70年代起就确立了“征台论”和“征韩论”，把侵占台湾和朝鲜作为日后对外侵略扩张的战略目标。扩充军备，购买船舰，发展海军，制造对外侵略的舆论，到处搜集中国情报，企图通过发动对华战争，击败清政府，以实现其侵占台湾和吞并朝鲜的目的。在1868年到1910年的40多年里，整个日本就是为着实现这两个罪恶目的，举国上下忙碌着。刘铭传在台湾举办的那些新政，对台湾的社会虽不乏其历史进步意义，但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国家重视程度上均无法同日本扩充的军备相比。

　　台湾建省后，有鉴于福建海军的惨败，清政府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打算将北洋、南洋、广东等水师置于统一领导，来加强海防、“防日”和“驭日”，应对西方和日本的海上挑战，但于台湾这一“天然航母”并未考虑进去。清政府在台湾没有建立海军基地，更没有派遣船舰驻守台湾。台湾海峡也没有划入北洋舰队防区。北洋舰队巡视过南中国海，冬季舰艇驻泊香港，但从未停靠过基隆和高雄、淡水等港口要隘。这一切都表明了，清政府虽将台湾升格为省，但并来将它作为整个海防建设的的重要一环而予以高度重视。主管海军事务衙门的王公大臣们都缺乏军事才能，缺少海防的军事战略的主动性和进攻性。他们主管海防，实行的是消极防御战略，“海军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士、保和局〔半封建半殖民地秩序〕而巳”。〔《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如果清政府将北洋舰队、长江水师、广东水师和台湾及沿海其他省份的防务视为一个防务链，制订一份海防总体战略规划，设计应对日本的海上进攻的几套作战方案，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加上强有的领导，真的“防日”“驭日”，中国打败日本的侵略不是不可能的。可惜的是，自中法战争后，清朝最高统治者对外实行妥胁退让的方针，主持军机处的王公大臣大多为贪黩之辈，恋权不放的慈禧太后更置亲政的光绪帝为傀儡。李鸿章统率的淮军更是将骄士弱，不堪一战。海防建设和海军发展的战略保守性和单纯性严重束缚了中国海军不能成为一支捍卫中国海疆的强大军事力量。所以，当日本一手挑起甲午战争，结果清政府是一败涂地，海防建设未能阻止日本的侵略，也未能保住台湾。最后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中国人民为此饮恨半个世纪。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台湾才回归祖国。

　　台湾建省是近代中国边疆地方政治制度演变中的一件大事，它与1881年新疆建省、1907年后的东北改制具有同样重要的国防战略意义。与新疆、东北改制不同的是，台湾位处东南海上，是中国走向海洋的战略要地，它对国家的安全更具战略地位。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以及国人缺乏向海洋发展的战略思想，并没有对台湾建省以超常规的特别重视，以致台湾的建省子，并未对整个国家国防安全带来多大的安全系数，也未能抑制日本的侵略野心。以致此后日本称雄海上，将侵略战火从海上延伸至陆上，蹂躏中华民族几达半个多世纪之久。中华民族蒙受了无穷的苦难，这是我们永远要记住的历史教训。

　　2005年7月26日写于上海北州书屋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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