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学历史系 沈 寂

　　刘铭传的近代化建设思想，有着自主性的特征，对内对外都是如此。

　　一

　　刘铭传本是一员武将，但他“雅不以武功自震暴，尤殚精经世之务”。[1]他之所以选择台湾，因其孤悬海外，或可较少受内地各种复杂关系的纠绊，希望可以独立自主建设。诚如他所说，“使台地之财，足供台地之用，不须取给内地，而后处常处变，均可自全。”[2]台湾建省，财权与人权均自独立，可以放手大干。以期实现他的雄心壮志，“创兴一切新政，其意不但为保障东南七省已也，且举一隔之设施，为全国树之范。”[3]

　　按照刘铭传的设想，在“创兴新政”之前，先对台湾现状作一番整顿。但清廷在中法战争结束后，立即决定台湾建省，与福建分治。他向清廷提出，应先办防、练兵、清赋抚番，尤其是要使全台“番民”“尽行化归，然后再筹分省”。[4]清廷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照原方案与福建分治。刘铭传只得把原计划五年的准备时间，压缩在二、三年内完成，或同时并举。虽有首尾难以兼顾之弊，但收效仍很显著。

　　首先，刘铭传通盘考察海口设防配械，1885年起，创办军事工业，“制出枪子，能与外洋来者无二也”。[5]对军裁汰老弱病残，“严肃营规”，“挽回积习”，“以备捍乱保邦”。[6]

　　清赋则与整肃吏治相结合。刘铭传指出台地原吏治“官贪军冒，流弊已深”，亟待整顿。[7]他的吏治原则：“有功立赏，有罪立罚，不怀成见，不徇偏私。”他的办事原则：不“坐安筒陋”，不“拘守例章”。[8]1886年全台土地清丈、查保甲，把长期存在的册籍失毁、赋课混乱、以及征赋中的不合理现象逐一加以纠正。三年完成。清丈的主要对象是大地主，自乾隆五十三年至今长期隐匿的田亩。清丈前，“有赋之地”只有七万余甲，清文后增为四十万二千余甲，原来年征田赋额银只十八万两，清丈后增为六十七万余两。也为财政自给解决了问题。

　　团结原住民。台湾的居民，由原住民与汉人组成。原住民一般称高山族，当时的清廷称其为“番民”，并按其汉化的程度，分“生番”与“熟番”。以往的统治者，对“生番”采取“剿”或“弃”的方针。刘铭传则把。团结原住民(“抚番”)列为大政，并把重点放在“生番”上：(1)“抚番”与辟地增产相结合。他说“得其地可以耕，得其人可以用”，[9]并认为“非辟番地广耕桑，则财无自出”。[10](2)从防务角度考虑“抚番”。他说“非清赋抚番不足以言守御，且番地多薮盗，不清其内，猝当外患，将有腹背受敌之忧。”[11]“诚令全番归化，内乱无虞，外患虽来，倘可驱之御侮，既可减防节饷，又可伐内山之木，以裕饷源。”[12]一举数得。(3)“抚番”与建署结合，为了方便团结原住民，刘铭传把原划分台南与台北的建置，改为把全境分为台中、台南和台北。1886年设抚垦总局，分县设治，让地方官率译员、官军一同入山，向“番酋”解释政策。

　　刘铭传的“抚番”方针是剿抚兼施，但以团结为主，即所谓以德服番。他说“不难抚降，而难于感化”。[13]因而把重点放在感化上，对主动受抚者以奖金，对少数凶顽拒抚者以剿之，对据天险而拒抚者，则以威慑而智取之。据记载，仅在1886—1887年全台即有四百余番社、八万多番民受抚。既“开疆辟地”，又免去了民番仇杀之祸。“顾此为羁縻之策，而非长治之计也”，乃设“番学堂”，“课以汉文算书，旁及官话台语，起居礼仪，番仿汉制。”[14]对番社儿童，同样设义塾，教以俚语，“陶容其蛮性。”[15]由此，刘铭传则视番民为“朝廷赤子”。[16]

　　以上设防，整顿财政，整肃吏治，团结原住民，使在防务、财政、吏治、民族关系上能适应新的形势，为台湾的近代化建设奠定了基本条件。

　　二

　　刘铭传的近代化思想，即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并辅以一定的制度。早在同、光年间，他就提出过：“中国不变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厉人材，不出十年，事且不可为矣！”[17]充满着时代的紧迫感。

　　从1887年起，他在台湾办了几件新政，是他近代化思想的实践：其一，修筑台北到基隆的铁路。1880年，刘铭传曾率先向清廷奏请建造铁路，称“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18]是从国防军事观点着眼。1887年刘铭传将原来台北至基隆的一条马车路，采纳纳英国人的建议，把1877年从上海吴淞口铁路拆除并弃置在基隆打狗湖海滩铁轨加以利用铺设，强调“非铁路，不足以繁兴商务，鼓舞新机。” [19]并注意到台湾“绅商多涉外洋，深明铁路大利”。据曾任台湾税务司的马士说：“这条铁路的建筑，并非纯为军事的原因，其线路也不着眼于战略的观点；而是为了有助于台北——大稻埕——艋岬三区合成的商业中心地的贸易，这三个地区共同构成 淡水港的贸易基础。” [20]其二，首创我国独立自主的新式邮政。台湾“孤悬海外，往来文报，屡阻风涛，每至匝月兼旬，不通音信。” [21]1888年则架设台湾南北陆路电线和台湾至福建的海底电缆。奏请在台湾设邮政。台北设邮政总局，把原驿站改为邮站，直隶于邮政局，不再附属于衙门。既办理公文，也传递私人信件。比大陆正式建立邮政系统早了八、九年。《台湾省志》称“本省邮政事业至此已初具现代化之规模。”其三，整顿基隆煤矿，也属新政之一，但未成功。该矿是我国最早以新式机器开采的煤矿。中法战争时期为抗法而一度自毁。建省后，另择新矿，由英商范嘉士承办，1889年签订合同，但遭总理衙门驳斥：“商有权而官无权，太阿倒持”。[22]另择华商合股，户部及总理衙门仍然不准，时刘已先行官商合办成清政府申斥其“擅行开办，尤非寻常轻率可比”。而交部议处，刘就此辞职。

　　重视教育。刘铭传在台期间除设“番学堂”之外，并在各地开办了书院、儒学、义学、官塾等几十处，仍不能适应形势的需求，“当是时百事俱兴，农、工、路、矿次第举办，而多借才异国，铭传乃为树人之计，十二年(1886)先设电报学堂于大稻埕，以习其艺。”[23]1887年又设西学堂于台北，直隶于巡抚衙门。聘英人布茂林为教习，“课以英法之文、地理、历史、测绘、算术、理化之学。”为不使学生“尽蹈外洋习气，致堕偏颇”，同时派汉文教习二人，教以经书。“学习语文一年以后……拟渐进以图算测量制造之学，冀各学生砥砺研磨，日臻有用，而台地现办机器、制造、煤矿、铁路将来亦不患任使无才。”[24]“成效大著，台湾教育为之一新”，“人才之盛，勃勃蓬蓬。” [25]

　　倡导工商业。刘铭传强调“欲自强，必先致富，必先经商。”他呼吁清廷“讲求商政”，主张“举凡丝、茶、纺、植、垦、矿、制造诸大端”都招商认办。他说“商即民”，商务即民业。他上奏清廷：“恒心必根恒产，足食方可足兵，中国生齿日繁，土田日寡，谋生乏术，缓急堪虞。” [26]他把孟子的恒心恒产思想，孔子的足食足兵思想近代化，使之用于自强御侮，并与西方“以商立国”相联系。因此，此“恒产”者，乃指西方工商业者的企业产权。刘铭传认为，惟有他们才足以御侮，“爱民斯为邦本”，这作为“邦本”的“民”，已非“士”“农”“工”，亦非传统的旧商人，而是西洋式的工商业者。他说“中华立国在民”，即亦把希望寄托在这新商民身上。刘铭传进一步向清廷指出：“西国官商一体，在下无不达之情；中国官商外睽，在下多难言之隐。……从古因民建国，保国惟民，顾令肝胆乖离，腹心疏逖，非所以疗贫振弱，自振拔于倾侧扰攘之时也。” [27]西方的商人所以与官一体，“在下无不达之情”者，因他们皆能参政议政；中国所以“官商久睽”者，是指统治者排斥或压抑商民。我国自古“因民建国，保国惟民”，而今却“肝胆乖离”、“腹心疏逖”，实非自强之道。刘铭传如此崇扬工商业者，所以有人称他是“台湾资本主义开发的先驱者”。[28]其实刘铭传不一定真正了解西方“商民”的真谛，但当时他恰是这样论述的。

　　刘铭传提出的要“改弦易辙，发愤为雄”，即是要把“以农立国”旧传统，改为“以商立国”，原来以农商为本末的位置倒置过来。他“改弦易辙”的历史观是：“人事随天道为变迁，国政即随人心为旋转，今之人既非上古先朝之人，令之政岂犹是上古先朝之政？使事事绳以成例，则井田之制，自古称良，弧矢之威，本朝独擅，行之今日，庸有济乎？泰西制造之精，日新月异中国踵而行之，已居人后，若再因循坐误，一旦变生仓卒，和战两穷，其将何以自立？” [29]刘铭传在当时尚不知进化论为何物，但在其言论中，却闪烁着进化思想的光芒，指出当务之亟在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与制度。

　　当时洋务派提倡向西方学习，旨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办新式学堂，译西方书籍，设新式工厂，都是为了“师其所能，夺其所恃。”第一阶段求强，设军工厂；第二阶段求富，办民用企业。军工为镇压内乱，民用企业则与洋人争利。刘铭传当初亦称“自强之道，练兵造器”，是兵战。任台湾巡抚后则提出“自强在经商”。他曾说：“夫御侮贵在得情，而致用尤先博览，不究其治军交邻之要政，何以得情？不研其制器造术之本原，何由致用？”[30]向西方学习，也就是了解西方。刘铭传在台湾创建新式邮政，筑铁路，办西学堂，以及招商兴办企业，都是为了“夺洋人之权利，即以廓小民之生机。洋人无利可图，必将废然思返。” [31]与洋人争利还表现在保护地方民族工业、不让外商享特权上。外商本借口台湾乃通商口岸，拒交内地关税。刘铭传重申：凡外商进入台湾，必须持三联税单，否则一律征收内地关税，外商不服，联合诉讼总理衙门，[32]得李鸿章的支持而获胜。[33]是商战。

　　三

　　刘铭传出身农家，他自称为“一介武夫”，是乱世英雄，自幼未受过正统的儒家经典教育，比较务实。加入淮军后，随李鸿章到上海作战，亲眼目睹西洋船舰枪炮的威力，体认到中国欲图自强御侮，非效法西方不可。由此推论，在教育文化及实业建设方面亦务必痛下功夫。刘铭传自幼有大志，誓言：“大丈夫当生育爵，死有谥。” [24]由于他的务实，少传统礼教的束缚，惟一奋斗目标是建功立业，而致力于西化趋新的新政，最能见效。但又因其文化基础较薄，对新知识的接受浅尝辄止，致使其所经办的新政不能彻底。

　　前面介绍的刘铭传近代化经济理论，似为发展民间资本开辟道路而向朝廷请命，与洋务派的思想似有区别。但考察其实践行为，却是另一回事。今以其对修筑铁路的言行脱节为例，可见一斑。1889年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奏请天津至通州接修铁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慈禧太后懿旨，令各将军督抚“各抒所见”。刘铭传在复折中，放言高论，倡言“以商立国”，其中提倡丝、茶、纺、植各业“招集殷商，广集资本”的办法为：“妥议保商防损章程，各就所能，分途认办，银钱出入，商自主持，官但察其赢亏，护其艰阻。” [35]但其在台湾所拟修铁路奏折所附的《清单》[36]中，却规定：凡钢轨、客货车、以及一路桥梁、车站、码头等“统归商人承办”；路基的地价，“请由官发，其修筑价由商自给”；“拔兵勇代工”；车路完成后，由官督办，由商经理，“所收脚价，官收九厉，偿还铁路本利，商得一成”；此项铁路，现在虽为商人承办，将来改作官物。铁路的全部工程，“计需工本银一百万两，由商自行归还，官不过问”等。把他的言论与实际政策相对照，则很不一致，并且尚有矛盾的地方。

　　这次在台湾修铁路，本是由李彤恩等招徕在南洋经商的闽人来台投资，计划招股一百万，当时社会上都认为“铁路利厚，两月间招股七十万金，现银三十余万”。十分踊跃。但其并非完全“由商经理”，官府插手处颇多，到第二年，竟然由“各商禀请归官自办，已缴现银三十余万，愿留快船两只作抵等情”，刘铭传当即决定改为官办。他对清廷说：“今商股既观望不前……若听其中止，不独已费公款无可归还，且购到铁条、铁桥、木材、火车弃置尤为可惜。”当时基隆至淡水的六十里山路不日将完工。他还想把已购置的材料先铺设到彰化，然后“再行量力以筹”，[37]终未得如愿。原“议自基隆至恒春”，贯串台境南北，只完成由基隆至新竹一段。

　　为什么原颇受欢迎的招商投资，第二年就“观望不前”，并“禀请归官自办”？原因是刘铭传在实践中，根本没有把商务视作民业，仍是以官为本位，他不过是叫商人承包修筑，产权为官有，坐享九成厚利，一成归商，维持日常开以而已。其所言“恒产”、“恒心”，非为商有，乃为官有。投资者在实践中，认识到不仅无利可图，还有被吞剥的危险，因而观望却步。他在“各抒所见”的奏折中所言“商自主持，官但察其赢亏，护其艰阻”，实乃袭取李鸿章的“由官总其大纲”，“赖商为承办，尤赖官为维持”，商人资金自筹，“盈亏全归商，与官无涉” [38]的原则。李鸿章所提倡的“官商督办”，是参照西方各国由政府给工商业者津贴和保护本国工业发展的关税政策，其本意在于扶植商人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但因时代的条件尚不成熟，竟走向了其反面，形成“阻难专在官”的局面，刘铭传效仿之，却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在推行新政中，行为不能履行其言论，不仅仅由于其学识不深，更主要的还在于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时代使然。

　　综观刘铭传的近代化思想，在洋务派中亦称得上是一位难得的人材，在台湾所推行的种种建设则尤为光辉，因此有人把他列为中国近代史上关键人物之一。[39]有人将其与郑成功并称；更多的学者认为他在台湾的改革是无可伦比的，说他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40]甚至说由他改革后的台湾，“一变而为清帝国最进步的一省”。[41]《台湾通史》则把他和陈永化并论，称陈永华以王佐之才，行事若诸葛武侯，“而铭传则官商之流亚也”，对他在台未能实现其素志而中道离去，慨叹为“台人之不幸”！[42]

　　注释：

　　[1]程先甲《刘壮肃公家传》《刘铭传文集》第529页，黄山书社1997年版。

　　[2]《法兵已退请开抚缺专办台防折》《刘铭传文集》第27页。

　　[3]《清史稿·刘铭传列传》。

　　[4]《台湾暂难难改省折》《刘铭传文集》第81页。

　　[5]王锡祺《台游笔记》《小方壶斋地舆丛抄》第九账。

　　[6]《密陈武务废弛亟宜整顿并将专折》《刘铭传文集》第61页。

　　[7]《复陈抚番清赋情形折》《刘铭传文集》第78—19页。

　　[8]《密保陈鸿志署台道片》《刘铭传文集》第371页。

　　[9]连横《台湾通史·抚垦志》。

　　[10][11]《抚番略叙四》《刘铭传文集》第495页。

　　[12]《备陈台澎善后事宜折》《刘铭传文集》第73页。

　　[13][16]《督兵剿抚中北两路生番请奖官绅折》《刘铭传文集》第144页141页。

　　[14]《台湾通史·教育志》。

　　[15]《台湾通史·抚垦志》。

　　[17]陈澹然《漠议略序》《刘铭传文集》第491页。

　　[18]《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刘铭传文集》第44页。

　　[19]《拟修铁路创办商务折》《刘铭传文集》第202页。

　　[20]《一八八二……一八九一年台湾淡水海·报告书》。

　　[21]《购办水陆电线折》《刘铭传文集》第189页。

　　[22]《清德宗实录》卷二百八十八，光绪十六年八月十五日。

　　[23]《台湾通史·教育志》。

　　[24]《台湾西学堂招选生徒延聘西师立案折》《刘铭传文集》第236页。

　　[25]《台湾通史·教育志》。

　　[26][27]《复陈津通铁路利害折》《刘铭传文集》。

　　[28]东嘉生《台湾经济史概说》。

　　[29]《复陈津通铁路利害折》《刘铭传文集》。

　　[30]《遵署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刘铭传文集》第60页。

　　[31]《复陈津通铁路利害折》《刘铭传文集》第49页。

　　[32]《洋商子口关税应声明约章划清界线折》《奏议》卷三，《刘铭传文集》第82—86页。

　　[33]《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

　　[34]《刘壮肃公家传》《刘铭传文集》第526页。

　　[35]《复陈津通铁路利害折》《刘铭传文集》第50页。

　　[36] 《拟修铁路创办商务折》《刘铭传文集》第205—206页。

　　[37]《台路改归官办折》《刘铭传文集》第209—210页。

　　[3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36—98页。

　　[39]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第189—256页。

　　[40]黄纯表《刘铭传特辑前言》，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王国等《台湾丛谈》等。

　　[41]黄俞三《刘铭传与台湾的近代化》。

　　[42]《台湾通史·列传五》。

　　(作者为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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