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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俊杰、刘玉明:从刘铭传治台看其战略防御思想

http://jczs.sina.com.cn 2005年10月12日 15:27 新浪军事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山东威海) 戚俊杰 刘玉明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在侵占越南的同时,也把侵略目标指向中国东南沿海,台湾岌岌可危。刘铭传奉诏以巡抚督台湾军事,率军同侵台法军血战八个月,力保台湾。次年,台湾建省,刘铭传首任巡抚。刘铭传治台凡七年,加强海防、开山抚番、办理清丈、修筑铁路等等,始终是“殚竭血诚”,“妥为办理”。这不仅表明他业绩之卓著辉煌,而且也
体现了他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择其要者如次:

  一 对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台澎特殊的战略意义的认识

  地理环境是构成战略诸要素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刘铭传深谙此理,他刚到台湾就向上奏道:“窃维台湾孤悬海外,为南北洋关键,矿产实多,外族因而儇伺。”(1)他在《法兵已退请开抚缺专办台防折》中也说:“台湾为东南七省门户,各国无不垂涎,一有衅端,辄欲攘为根据。”(2)可见,在刘铭伟看来,由于台湾“孤悬海外”的特殊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所决定,所以它不仅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各省的门户锁钥,而且也是南、北洋的枢纽。因之,台湾防卫力量的强弱,不仅关乎到东南沿海各省的安危,而且也无时不牵动着一些帝国主义者的心思。

  对于澎湖,刘铭传认为:“臣到台一年,纵观全局,澎湖一岛非独全台门户,实亦南北洋关键要区。守台必先守澎,保南北洋亦须以澎、厦为筦钥。”显然,在他看来,澎湖虽小,其战略意义却断不可小视。尤其从军事战略全局的角度观之,澎湖列岛的战略价值一点也不亚于台湾,甚至是台湾安危之所系。如果说台湾是中国东南海疆安保体系的关键的话,那么,澎湖又是台湾防御体系的关键。

  既然台、澎的军事战略意义如此重大,作为“渥承恩命,督办台军,旋授福建巡抚(后又任台湾省首任巡抚――引者),受命于战阵忧危之际”(3)的刘铭传,虽然“宿患目疾”,更加上“到台后,瘴气风雨,昏障益深”(4)。同时,又有台、澎远阻重洋,孤悬海上的特殊地理条件造成了诸多不便。但他始终坚持“以台保台”的方针,殚竭血诚,全方位地加强台、澎的防御体系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仅时人赞之曰:“盖公一生血性,既已身当台难,必思安治台地,以自有之利,办自守之防,不至仰人接济,然后可保七省门户,以快其心计”(5),而且日本人也为之震惊。“甲午之战,西报言日议院闻公出则大惊,已,闻其不出也,则大喜,曰:刘某不出,吾无患矣。:(6)足见刘铭传督办台、澎军事成就之卓著,影响之巨大。

  二 全方位的防卫观

  刘铭传积极的战略防御思想是建立在他对鸦片战争以来国际国内形势的科学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他早在光绪六年(1880年)在《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中就提出:“中国自与外洋通商以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强也。彼族遇事风生,欺陵挟制,一国有事,各国环窥……我以积弱不振,不能不忍辱含垢,遇事迁就,不惜玉帛以解兵戎。然而和难持久,财有尽期,守此不变,何以自立?”(7)敌国外患之所以从来未有如此之多且强,原因固不可归为一端,而当时中国的“积弱不振”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作为东南海疆锁钥的台湾正是当时中国“积弱不振”而导致敌国外患日益加甚的缩影。时人陈澹然在其为《保台略》所作叙中写道:“公(刘铭传)既至,淮军至者才六百,合湘、土诸卒,不逮四千人。连奏乞江、闽兵轮,皆不至。炮台仅五炮当一面,台势且乖。”(8)如此薄弱的防卫力量,如何能抵敌得过船坚炮利的法国侵略者。若不是刘铭传率领台湾广大爱国将士浴血拼战,台湾必陷无疑。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战争事息,但刘铭传并未因此麻痹松懈,盲目乐观。他认为“今大局虽云粗定,而前车可鉴,后患方殷”。因为,“设防、练兵、抚番、清赋诸大端,均需次第筹办”(9)。刘铭传既能把因“积弱不振”而导致法国侵略者入侵的教训引为借鉴,又对台湾的危机后患作了充分地估计,表明他积极防御的战略主张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台湾危机日益加剧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

  刘铭传在战略防御思想方面的建树不只是表现在军事设防方面,在政治、经济、教育、交通等方面都有所作为,并有着独到的见解。

  (一)政治

  在政治方面,主要是举办团练、抚番。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而人的因素则是最根本的因素。这一理论刘铭传不一定认识到,但他却是这样做了。如在法船封锁台、澎各海口、饷援俱绝之时,刘铭传得知圣上“复示援兵进剿之机”,在做好接应“援师”事宜的同时,他又对“台南北团练乡民,已令一律举办,士绅稍有乡望,皆已礼罗练勇,苟能奋杀敌师,臣皆先行记奖,声明汇保。”陈澹然对此评论称,团练之举,就是为了“官民上下,生死相依,卒能坚守待援,强敌无能逞志。”(10)

  由此不难看出,虽然还不能说刘铭传在军事民本理论上有多么高深的建树,但至少可以认为,在他的积极战略防御思想中蕴涵着先秦以降兵家重民、“一民”的传统理念。

  “抚番”,是刘铭传积极战略防御思想中的一项十分重要内容。“抚番”,即安抚、教化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其时,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的实际状况是,“横亘南北七百余里,尽占腹心之地,犬血错处,无一不与民地为邻,岁杀居民至千余人之多。”同时,“匪盗藉番地以为巢,聚众推动。土豪藉防番以敛费,养勇抗官,官令不行,民粮纷扰。”可见,当时台湾地区的民族问题并非孤立,它直接导致了匪盗的猖獗,土豪的为非作歹,官方政令不通,财力严重匮乏。如此严重局面,当然会削弱台湾地区的防御力量。

  为解决台湾少数民族问题,前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曾“创议开山抚番”,但“驻台未久,遽任两江(总督)”,也就无果而终了。地方官员则“相率苟安,生番杀人,视如未睹”。刘铭传到台后,综览全局,认为台湾形势“如人之一身,生番横亘胸腹,四肢血脉不通,呼吸不灵,百病重作”。尤其“当此强邻迭伺,一岛孤悬,内患不除,何由御外?”(11)列强垂涎台湾,如果台湾各族人民不能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怎么能够保住台湾。所以,要想加强台湾地区的战略防御,就不能不解决民族问题。

  如何抚番?抚番是要讲策略的,不能单凭武力。刘铭传的具体做法是:

  第一,“于德威并用之中,寓剿抚兼施之意。”(12)刘铭传“幼读诗书”(13),甚懂仁义之理,将仁义之道用于抚番,充分体现了他的人本精神。当然,道德感化不是万能的,对于那些安抚无效的“番社”,只好动用武力。德威并用之策无疑是正确的。

  第二,示以诚信。抚番与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是绝然不同的两回事。抗击侵略者是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抗敌则生,不斗则亡。为了中华民族的权益,中华儿女必须拿起武器,同侵略者作殊死的拼战,唯其如此,别无选择。抚番则纯粹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事。既然如此,在实行“德威并用”之策的过程中,就必须示以诚信。“诚信昭著,番情自可翕然。”有一位番首叫马来诗昧的,曾连续杀过21人,在其投降后,刘铭传并没有杀他。为此,遭到一些人的非议。不过,对待少数民族就得采用特殊政策,只有这样,才能表达诚信。陈澹然对此事评论道:“武侯七擒孟获,卒赦使归。英雄作用,固有非可以常度测者,是乃所谓大略欤。”(14)诚哉斯言。

  第三,“不求近功”,循序渐进。抚番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战略任务,它牵扯到少数民族的行政管理、经济发展、教化、交通等方面的革新、改造与重建,浮躁心态,急功近利,是断然不能取得成效的。于是,刘铭传便“督饬诸将不求近功,以期渐归围范。”循序渐进不等于蹉跎岁月,操之过急,不顾客观实际,则必然一事无成。可见刘铭传战略眼光之远大。

  刘铭传在抚番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就。光绪十二年(1886年)上谕称:“刘铭传筹办剿抚,深合机宜。”次年又有上谕称:“台湾前后山各路生番,于上年十月,经刘铭传札委将领开通道路,设法招抚。数月之间,后山南北两路生番二百十八社,番丁五万余人,前山各路生番二百六十余社,番丁三万八千余人,均各次第归化,可屯田园数十万亩,办理尚为妥速。刘铭传督率有方,深堪嘉尚。”(15)足见,刘铭传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而且也是卓越的实践家,的确值得褒扬。

  (二)经济方面

  刘铭传初到台湾时,那里的经济状况很不景气。诚如他在《陈请销假到闽会商分省协款情形折》中所奏:“台湾现在整顿海防,抚番招垦,百废待举,经费支绌万分。从前闽省岁资台饷六十万,积欠至三百余万之多,自上年(光绪十一年)五月至今,毫无协济。台用亏竭,中外昭然。”(16)

  经济、财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物质基础,也是战略防御的最有力的保障。因此,自古以来都为兵家所关注,刘铭传亦然。他在发展台湾经济、加强台湾地区财力方面格外倾注精力,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刘铭传的主要措施有:

  1、抚番垦田,发展家耕。抚番不只是为了安抚少数民族,以达不分畛域、同仇敌忾、团结御侮之目的,并且也是为了开垦多荒的“番山腴地”,发展农耕,以满足各族人民的生活需求和军用粮饷。经抚番将士们“披荆斩棘,奔走于穷谷深崖之地,寝馈于蛮烟瘴雨之乡,寒暑再更,艰危万状”(17)的劳作经营,终于取得了巨大成就。仅半年时间,便“招抚四百余社,薙头归化逾七万人。前山旧垦田地二万亩,畏番弃置,灌莽塞途,现已重新垦熟,既可开疆设县,为国家久大之谋;又对台可建营分屯,杜民番仇杀之祸。所裨于台湾全局实大且深。”(18)“民番乐业,内外相安。”(19)

  2、“发愤为雄,讲求商政”。中国自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们重农轻商的思想意识根深蒂固,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刘铭传思想开放,他借鉴西方先进国家“以商为国”的经验,本于富民强国的基本理念,认为,“自强实在经商,中华立国在民,爱民斯为邦本……经商即爱民之实政也”。因为“恒心必置恒产,足食方可足兵”,没有足够的衣食财物,就不会有充足的兵力与捍疆卫国的坚定意志。他更认为,“中国生齿日繁,土田日寡,谋生乏术,缓急堪虞。故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先经商。”所以,当务之急应该是“改弦易辙,发愤为雄,亟宜讲求商政”。具体做法是:“特派廉正大员,认真督理,举凡丝、茶、纺、植、垦、矿、制造诸大端,招集殷商,广筹资本,妥议保商防损章程,各就所能,分途认办,银钱出入,商自主持”。但官方并非撒手不管,要负责“察其赢亏,护其艰阻。内地办理得宜,然后推之边省。中土行销既畅,然后推之外洋”。他设想道:“如此行之十年,且将无敌于天下,尚何敌国外患之足虑哉!”(20)

  刘铭传关于讲求商政的构想成效如何?查无可知。但至少可以表明,刘铭传的构想决不是空想,它具有远见卓识的预见性,符合国情的科学性与详细设计的可操作性。这是难能可贵的。

  3、整顿厘税,自强自保。台湾乃东南海疆之锁钥,战略地位非同一般。强化海防本来就耗资巨大,“自改设行省以来,用项较前倍繁,协饷较前转绌,若坐安简陋,何以自强?若拘守例章,何以自保?”那么,怎样打破陈规陋习和突破旧的例章呢?刘铭传认为,除了“抚垦以广幅员,清丈以裕供赋”外,还要“整顿厘税,裁汰陋规”。他之所以“竭力图维,任劳任怨者,无非就地筹款,为国家建远大之谟。成效之彰,后便不必仰资邻省。”(21)

  厘税既然如此重要,如何整顿呢?刘铭传认为,全台物产均饷源所系,但实以煤、盐、茶、樟脑为大宗。于是他拟就防务稍布规模之后,“即将煤矿、盐厘详查整核”,以“兴地方自有之利,养全台防守之兵。”(22)整顿厘税之举“有裨于公家,即不能无损于私橐”。因此,刘铭传不断遭到一些人的诋毁。但他的态度是:“苟利于国,生死以之”(23)。忠心报国之志,令人感佩之至。

  4、丈田清赋,利国利民。

  其时,田赋是国家财经收入的重要来源。然而,台湾地区的农作物虽一年两熟,“田日辟而赋不增”,但垦户之租却仍未减轻。原因何在?“盖绅民包垦,但呈一禀,募佃垦荒,其私纳曰大租、屯租、番租、隘租”,名目繁多,而于公家却无增分文。于是,刘铭传不得不上奏:“雍、乾之世,迭诏减台赋,不准升科。此盖全盛之时,台无足重。今建为一省,财足方可自存,舍维正之供,一所豪强之私纳,而乞济邻疆,非政体也。”并在法兵初退之时,首陈善后之策,“即以清赋为龂龂,而其事必以查户丈田为简要。”(24)

  由于政策对头,利国利民,所以,自光绪十二年(1886年)秋开办“清文”始,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时仅三年,全台得告成功。内地一州一县举办“清丈”,往往经过多年还尚无成效。“台湾广袤千余里,自入版图,未经查丈。旧征粮额十八万三千余两,不足供地方之需,岁赖闽供八十万”,自改设行省后,“海疆重要,经费尤繁”。而“台地旧无图册,民间各管各业,纠缠不屑,禁如乱丝。今三年之间,丈田给单,绘图造册,一律完竣。……从此粮额大定,正供有盈,筹抚筹防,缓急可恃。”(25)垦民的田租减轻了,豪强中饱私囊得以扼制,国防用费也增加了,堪称一举多得。

  5、理财惩贪,开源节流。法军攻台,战时状态,一切为了御敌保台,财界必然处于混乱局面,贪官、奸商相互勾结,大发国难财。如不清理整顿,不仅设防开支无着,而且民愤也难平,最终要危及到台湾地区的安全。战事初定,刘铭传便对台湾地区的矿业、百货、军需、盐务、洋药、茶叶、樟脑,甚至损款、抚恤等项,都一一进行清理整顿,并作出“台湾全年各项出入款目清单”、“恭呈御览”。在理财中发现的贪官刘璈、奸商陈郁堂之类相互勾结、“通同作弊”、“吞匿厘金”的罪行,都作出严肃、认真的处理。既平了民愤,又使财归其所。

  刘铭传清正廉洁,治台始终坚持开源节流的方针。他在发展经济、增强财力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体现了这一点。刘铭传个人就是节俭的很好表率,他在奏折中说:“臣渡台数年,因经费支绌,非地方至急至要之务,不敢浪用一钱,所住淡水县署,半系草房。”如此节俭,固然体现了刘铭传正直作人的高风这节,但更有利于设防资金的筹措。

  (三)教育

  战略防御工程千头万绪,而人才则是根本。人才如何得来?一靠选拔;二靠教育培养。归根结蒂还是要靠教育培养。

  在刘铭传的战略防御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教育的重视。其时,一改明、清以来盛行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而兴办新式教育之风已现端倪。刘铭传在《台设西学堂招选生徒延聘西师立案析》中称:“窃惟中外通商,互准研学文艺。自京师设立同文馆,招选满汉子弟,延请西师,天津、上海、福建、广东仿造枪炮船械之地,无不兼设学堂。风气日开,人才蔚起,海防、洋务利赖良多。”而台湾虽为海疆冲要之区,但“通商、筹防,动关交涉,只以一隅孤陋,各国语文文字辄未知所讲求。臣初到台,翻译取才内地,重洋遥隔,要挟多端,月薪至百余金,尚非精通西学。”于是便不得不“聘延教习”,走就地育才之路。开始,先由“官绅捐集微资,造就一二良才”,以解燃眉之急。随之闻风而起,那些乡学俊秀接踵而来,这就“不得不开学堂,以广朝廷教育人才之意。先后甄录年轻质美之士二十余人延订英国人布茂林为教习。生童酌给膏火,厘定课程,并派汉教习二人,于西学余闲,兼课中国经史文字,既使内外通贯,亦以娴其礼法,不尽蹈外洋习气,致堕偏诐。”同时,“每季委员会同洋教习考校一次,别其差等,分行奖戒,或有不谌造就者,随时撤退补更。”

  自光绪十三年(1887年)三月起,仅一年时间,台湾的教育事业便初具规模。据刘铭传奏称:“臣尝亲加考察,所习语言文字,均有成效可观。”他还希望学生们:“砥砺研磨”图算、测量、制造之学,“日臻有用”。“而台地现办机器、制造、煤矿、铁路,将来亦不患任使无才。”(27)

  刘铭传兴办教育,一改过去陈旧落后的状态,从师资配备、教学内容设置,到教育目标的确立与远景构想等,都体现了革新精神。从而为台湾的发展、尤其国防建设培育了不少优秀人才。

  (四)交通

  交通方面,除在抚番中开通少数民族居住山区的道路外,刘铭传又把着力点放在铁路的兴建上。

  铁路乃国家之血脉,快捷直达的铁路运输,不仅利商便民,而且更裨于国防,有利军事。然而,就是这样一项利国利民的事却也遭到守旧派的反对。早在光绪六年(1880年)沙俄侵占新疆伊犁时,刘铭传应诏至京,就力陈建造铁路之益,他认为,国家要自强,“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急修铁路。铁路之利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因为“中国幅员辽阔,画疆而守,防不胜防。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驱,相机策应,无征调仓皇之虑,无转输艰阻之虞,合我国二十二行省,联为一气。从此裁兵节饷,并成劲旅,则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而权操在上,又不为疆臣所牵制。所以立自强之基础者在此,所以杜外人之觑觎者在此。”(28)修筑铁路意义如此之大,却因“其时风气未开,举朝疑议”(29)而终无结果。不过,“中国铁路之兴实自铭传发之。”(30)时人陈澹然如是说。

  台湾同内地的情况就不同了:一是外敌入侵,台湾首当其冲,不论平时防卫,还是战时物资、兵运,铁路运输的意义更显突出;二是台湾“绅商多涉外洋,深明铁路大利。商民既多乐赴,绅士决无异辞。”(31)所以刘铭传至台后,遂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三月上奏《拟修铁路创办商务折》,详细陈述兴建铁路之利。他强调指出:“臣查铁路之利,不独目前有裨于海防、建省、桥工三事,将来更可添大宗入款,充海防经费要需。”(32)并认为,沙俄、日本之所以“挟我”、“轻我”,“皆以中国守一隅之见,畏难苟安,不能兴奋。若一旦下造铁路之诏,显露自强之机,则声势立振,彼族闻之,必先震詟,不独俄约易成,日本窥伺之心亦可从此潜消矣。”(33)刘铭传所见甚是。

  铁道之谋获准后,具体由商局李彤恩为之筹划施行。他“勘地南北,径直六百里,除地价、车房、码头、土工外,估银百万两”,“令兵代土工”。资金盖由民间筹集,“本资就铁道取偿,不劳公款。”(34)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已取得初步成效。

  (五)设防

  设防,即建设台湾地区的对敌防御体系。主要包括练兵、制器、建炮台、购置船炮等。

  俗云,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即使和平时期,军队也不可或缺。一旦遭到外敌入侵,仓促征兵调勇,是难能战胜来犯之敌的。光绪十三年(1887年),上谕裁撤各营长夫。刘铭传为此在《台勇长夫不能再裁折》中奏道:“若全行裁减,将来各营势必以勇代夫,军政何堪设想?若谓目前无事,岂特夫可裁,即勇亦可裁,惟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兵。”西方列强为什么能够“环伺中朝”,原因固然很多,但它们重于“讲武厉军,日强月盛,精神注于造器;国用绌于养兵”(35)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养兵还需练兵,养而不练,如同虚设。刘铭传在《条陈台澎善后事宜折》中奏称:“查台湾军务,久号刻弛,湘、淮各军,已成弩末。欲挽积习、杜虚糜,非讲求操练不可。”大到新式枪炮的施放,小到步法手法,都在操练之列。同时,“更有难者,台湾烟瘴之地,勇丁多半病烟,兵滑将贪,宽则玩而不振,厘奸剔弊,严则去而之他。臣时欲改弦更张,严定营规,坚明约束”,只是由于“事烦目剧,未易猝图。”(36)

  不论养兵还是练兵,都需要很高的费用,“查台湾水陆马步兵丁,每名月饷及加给戍饷、兵米、练饷,均在三两二三钱,练兵出防每月又加银一两二钱,统计四两五钱”。假如一兵不当一兵之用,岂不白白浪费?群龙不能无首,军中不能无将,只是有将不行,还必须得有良将。“自非遴选将才,万难挽回积习。惟有就现在军营官弁并投效武职之中,或年壮力强、未沾恶习,或战争奋勇、办事勤劳,拟请由臣等按月考试,如五枪能命中三四者,即分别奏咨留标,以后考列在前,准其补署。枪法之高下,不论资格之深浅,庶钻营之弊不禁可除,疲老之将不遣自去。于例章不无破格,于营伍差可振兴。”(37)刘铭传所见,表达了完全意义上的练兵之道。

  精兵良将无疑是御侮和克敌制胜的最主要、最活跃的因素。但如果没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也难以实现防敌入侵和战胜敌人(尤其近代化装备的侵略者)的愿望。台湾孤悬海外,若论武器装备,最重要的莫过于兵船与大炮。所以刘铭传多次上奏道:“台、澎孤悬海外,今昔悬殊,非兵轮无能战守。”于是,他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五月开始,先后上奏过《请拨兵商各轮船片》、《购买轮船片》、《添购轮船片》、《请拨兵船并请同购鱼雷船专备台急片》、《变售旧轮船以资新购折》、《购造小船片》等。

  至于大炮,刘铭传认为,“办防必先购炮,否则虽有坚台劲旅,亦属虚名。”终由英商投资规平银六十万两,定购大炮三十一尊。

  另外,还先后购买后膛洋枪万余杆,所需子弹若不自己仿造,用完则枪成废物。所以,又必须设立机器局、厂,与之相配套。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六月兴工,至次年讫工,共建成制造用房及小机器厂一百一十七间。

  海岸防守,坚固适用的炮台是必不可少的。那时台湾的炮台设置情况如何呢?“公既至……炮台仅五炮当一面,台势且乖。公首拊诸将相劳苦,急命筑新台、建新垒为卫。”(38)刘铭传于到台湾的当年(光绪十年)便上《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内称:“言战者,当审兵将是否可战,空谈无补,后祸焉穷。”(39)他依据“沿海设防,宜分缓急重轻,以期扼要”(40)的原则,对澎湖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海口要塞重点建台布防。自光绪十二年(2886年)正月兴工,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计澎湖、基隆、沪尾、安平、旗后五海口,共造炮台十座”(41)。成就可观。另外,还在各海口储备下沉雷、碰雷,与炮台相为资用。又台湾孤悬海外,同大陆“往来文报屡阻风涛,每至匝月兼旬不通音信”,一旦外敌入侵,何以联络,何以沟通,又何以知彼知己、克敌制胜?所以刘铭传认为,“水陆电线实为目前不可缓之急图”(42),并为此也付出了巨大努力。

  刘铭传关于台湾地区的战略防御构想及其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大致如此。

  三 殚竭血诚治台 源于爱国深情

  人们建功立业需要动力。动力来自何处?来自远大的志向和理想。而最远大的志向和理想就是热爱祖国,报效祖国。刘铭传所以能做到殚竭血诚治台,为构建台湾地区的防御体系而鞠躬尽瘁,就是由于他对祖国的忠心不二和无限热爱。

  在刘铭传的时代,中国人还谈不上什么科学系统的“爱国主义理论”,但许多仁人志士却有着崇高的爱国精神,他们对伟大的祖国无不怀着深厚的感情,刘铭传就是这样的人。

  刘铭传久有疾患,早在督师西北时,曾因病告假返里。但是,“自解兵柄养疴田园,每念中国大局,往往中夜起立,眥裂泣下,恨不能竭犬马以图于万一也。”(43)在台湾巡抚任上,“每念时局艰难,不获报称万一,彷徨中夜,惭疚万端。惟有殚竭愚忱,勉图职守,虽目疾万分沉重,残驱苟可支持,不敢片刻稍休,尤不敢自安缄默。”(44)陈澹然在《清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台湾巡抚合肥刘壮肃公神道碑》中称:“公尝登基隆山,张远镜东望,慨然曰:‘彼葱郁者,非日本三岛耶!失今不图,吾且为披虏乎?’及闻海军罢,则顿足叹曰:‘人方盗我,我乃自抉其藩,亡无日矣!’”(45)不论是居家养病,还是肩负治台重任,面对日危的时局,刘铭传时刻都在为祖国的安危而忧虑、而尽职尽责。陈氏在同一碑文中还说他“晚治岩疆,艰难缔造,虽绩效炳然,顾未竟其志。性伉爽刚毅,谋国一本血诚,不顾问流俗毁誉。”(46)刘铭传虽然在致力于祖国边陲的防卫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自己总觉得志向未竟。只有对祖国具有无限热爱之情的人才会具有这种愧疚心态。也正因为刘铭传以报效祖国为终身理想,自己所干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所以对于别人的诋毁他全然不顾。

  要谈刘铭传的爱国精神与爱国行为,就不能回避中国古代客观存在的爱国与忠君的关系。

  《诗经·小雅·谷北》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谓,这表明在奴隶社会国王就已经是国家的总代表了。至于而后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封建时代,皇帝的地位更是如此。由此可见:

  第一,臣僚们的忠君有维护剥削阶级统治地位的一面。这是历史的局限。

  第二,忠于国君也就是忠于国家,当然也是爱国的一种表现。

  因此,对于我国古代的“忠君”不能全盘不定,我们应予批判地继承。这是符合科学历史主义的基本法则的。

  在刘铭传的奏折中,我们可以见到许多关于他对朝廷、皇上的无比感激之情与效忠朝廷、皇上的言表。如:在《法兵已退请开抚缺专办台防折》中表示,“窃臣渥承恩命,督办台军,旋授福建巡抚,受命于战阵忧危之际自应曲陈于军势粗定之余。臣一介武夫,不谙吏治,持兵台岛,未立寸功,仰蒙皇太后、皇上破格恩施,畀以封疆重寄,力所能效,敢不殚此血诚!”(47)在《复陈封口后兵危饷缺劝绅捐助各情片》中,对于台湾被法船封口,“焦灼如焚,生还已绝”之际,有幸接到三次谕旨,表示,“仰荷圣慈逾格垂念台危,温谕叠颁,谆饬各疆臣悉力救援,谋通消息。奉诏涕泣,莫知所云。臣处万分危迫之中,一息尚存,终当死守待援,仰答鸿慈于万一。”(48)另外,刘铭传在设防、抚番、清赋、兴建铁路等方面,都做到了事事有请示,项项有奏报,他的全部奏折就体现了这一点。他将个人心身的全部,都融入了朝廷、国家的安危之中。

  总之,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他受命于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为加强台湾地区的防卫能力,鞠躬尽瘁,殚竭血诚。他全方位的构想与实践,限于国势日衰,尤其政治之腐败,不见得能事事如愿,但至少我们可以认定,刘铭传的战略防御思想是全方位的、积极的;他的爱国精神值得我们很好总结与弘扬。

  注:

  (1)《刘铭传文集》。(清)刘铭传撰,马昌华、翁飞点校,安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编,黄山书社,1997年7月。第90页。

  (2)同(1),第27页。

  (3)同(2)

  (4)同(1),第28页。

  (5)同(4)

  (6)同(1),第489页。

  (7)同(1),第43页。

  (8)同(1),第492页。

  (9)同(2)

  (10)同(1),第26页。

  (11)同(1),第134-135页。

  (12)同(1),第139页。

  (13)同(1),第474页。

  (14)同(1),第145页。

  (15)同(1),第150页。

  (16)同(1),第212页。

  (17)同(1),第149页。

  (18)同(1),第135页。

  (19)同(1),第230页。

  (20)同(1),第50页。

  (21)同(1),第79页。

  (22)同(1),第91页。

  (23)同(21)。

  (24)同(1),第508页。

  (25)同(1),第265页。

  (26)同(1),第293页。

  (27)同(1),第234-235页。

  (28)同(1),第522-523页。

  (29)同(1),第204页。

  (30)同(1),第523页。

  (31)同(1),第204-205页。

  (32)同(1),第206页。

  (33)同(1),第45页。

  (34)同(1),第503-504页。

  (35)同(1),第86页。

  (36)同(1),第71-72页。

  (37)同(1),第224页。

  (38)同(1),第493页。

  (39)同(1),第52页。

  (40)同(1),第53页。

  (41)同(1),第201页。

  (42)同(1),第189页。

  (43)同(1),第43页。

  (44)同(1),第73页。

  (45)同(1),第539页。

  (46)同(1),第538页。

  (47)同(1),第27页。

  (48)同(1),第112页。

  (作者戚俊杰中国

甲午战争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相关专题:纪念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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