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 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 尹章义

　　关于刘铭传对于台北的现代化的记录与论述，有如车戴斗量，本文不拟一一赘引。在国人部分，谨以清末大儒石遗老人陈衍的《刘铭传别传》做代表：

　　“……台地向受内地协饷，岁数十万金，不能自立，田赋悉入豪强；海关税，安平 、沪尾二口隶镇闽将军；铭传为巡抚，乃收回，不受协饷，唱抚垦、清丈，益以茶叶、樟脑、煤、铁、林木、百货之税，岁入且三、四百万金……抚台，则铁路、电线、邮政、炮台、学堂、船商、火器、水雷诸机械制造，于举国未为之日，独先为之。……”[1]

　　陈衍认为，若清廷重用刘铭传，“革命元功殆无有出其右者”，此处“革命”，指中国之现代化也。

　　一、铁路：一八七四年到中国海关任职，一八九六年升任税务司，后来成为著名史学家的马士(H.B.Merse)，曾经主持淡水海关，他所撰写的《1882~1891年台湾谈水海关报告书》(光绪八~十七年)涵盖了刘铭传在台时期(1884~1891)。马士认为刘铭传“在台湾实施行政上的革新、工业上的改革或改革的尝试……较大陆上旧省份所可能施行者更为大胆[2]。这些现代化的措施中，最重要的是铁路的建造：

　　“这条铁路的修筑，并非纯然为了军事的原因，其线路也不是着眼于战略的观点，而是为了有助于台北——大稻埕——艋岬三区合成的商业中心地的贸易；这三个地区共同构成淡水港的贸易基础。”[3]

　　二、电报：聘请丹麦技师于1888年完成台北——台南的陆地电线和淡水——闽江口和台南——澎湖间的两条海底电线，“同大陆以至全世界各地连结起来[4]。

　　三、电灯：在台北城内的主要街道装了电灯。

　　四、整理河岸、道路、引进人力车：一八八八年，大稻埕外国房屋前面沿着河岸的那片广大的地方都填高，由中国资本家投资兴建房屋，供外国人和烘培、包装茶叶之用。改善从大稻埕通往台北的道路和城里的道路，并采用人力车做交通工具。

　　五、建设码头，疏浚淡水、基隆港道，增设灯塔和浮标[5]。

　　上述都是从关务人员的立场，观察到的现代化措施。马士在报告之末，特辟“卓著的官员”一节：

　　如果报告这十年的事迹而不提及刘铭传(不论提到多少)，则没有一篇报告书是完整的。这位伟大的巡抚曾经献身于为中国拯救台湾的难局中，挽救了台湾之后，他继续排除所有政治和财政上的障碍，将台湾紊乱的状态重新加以整顿……一八八四年七月十六日……法军……发觉他们的敌手增援了一个人，一个有头脑和意志的人……(在基隆)他下令将政府经营的煤坑中的贮煤和机械予以破坏——对一个中国官员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措施……他始终将法军封围在基隆，并阻止法军在淡水取得立足地……鼓励台湾工业的发展……铁路，都是他不朽的事迹……他还致力于台湾省的防务，以英制和德制的重炮装备了数所设计最优良的炮台，并于台北设立一兵工厂，用以制造军火。当他一八九一年六月离开时，一般人均感到失去了刘巡抚，亦即台湾失去了它的一部[6]。

　　德国的史学家华兹(Allivceeht Wirth)在一八九八年出版了一本《Gesehile Formosa’s bis　Airfang 1898》(周学普译，《台湾之历史》)，其中也专述〈刘铭传〉一节，兹摘录马士所未述及者于下：

　　“增加守备兵，聘任德国军官Lieutnant hecht建设鸡笼要塞……其成绩超过所有的前任者，实在是国姓爷以后台湾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开公路的结果，使内地的三万八千居民、二百六个部落及东部的五万人、二百十八个部落降服……他也奖励工业，贷款以设立制糖工厂等等。他决意要用最新式的技术改进台湾的北部(原注：刘于南部则不太重视)，在台湾用于从各国来的各种复杂的机械及技术家。因此，刘铭传在欧洲很有声望……做积极的文化工作……同时举办许多事业，所费不资，亏负甚多，1888年，采用了经济合理的邮政制度，发行最初的台湾邮票……[7]。

　　礼密臣的《台湾的过去与现在》也专设一章〈台湾建省及其进步(1886~1894)叙述刘铭传与台湾的现代化：

　　一、设省，分置四府、十一县、三厅。

　　二、更新税制、增加财政收入。

　　三、建设台北，“全清国正式采用电灯的嚆矢”。

　　四、铺设陆上电线和海底电缆，“将台湾与世界的电线系统连络”。

　　五、建铁路。

　　礼密臣认为：

　　“不论别人对刘铭传的毁誉如何，总不能不承认他是个开明进取的人物，没有普通的清国官吏的自负顽固的脾气。他所为的新设施，有许多是模仿外国的。台湾以前是个半开化的府，而经过刘氏的改革之后，已经成为全清国最进步的一省。

　　刘铭传是著名的武将，但是，自从同治元年(1862)率练勇追隋李鸿章到上海，接触洋将、洋兵、洋枪、洋炮、洋式操典和西洋事物之后，对于西方人和西方事物有了相当了解，深深体会到中国的落后，不止于船坚炮利而已。刘铭传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许多议论和主张，都没有机会施展。因此，中法战争台湾战区之役，刘铭传能够到因为洋人、洋商的诱引、物产大量销往欧美、而正在崛起跃升的台北来，等于是给了他一座向所未有的广阔舞台，给他全力施展的机会，他也果真把台北送上了世界舞台。

　　马士说刘铭传是个“伟大的巡抚”，礼密臣说：“不论别人对刘铭传的毁誉如何，都不能不承认他是个开明进取的人物，‘台湾以前是个半开化的府’，经过刘铭传的努力，也成为‘全清国最进步的一省’”。这些西方史学家与中国历史人物既没有利害关系，也没有朋党与勾结排挤的问题，又是那个时代的目击者，他们从西方人的立场叙述、评比刘铭传对于台北现代化的贡献，应该是相当客观而公允的。而陈衍所谓的‘革命’，亦即指现代化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基础建设的‘革命’，刘铭传称‘元功’亦当之无愧。

　　注释：

　　[1]陈衍：《刘铭传别传》，《台湾关系文献集零》(二)》，页137——139；选自《石遗室集》，《台湾文献丛刊》第359种，1972，台北。

　　[2]H、B、Monse(马士)撰，谦祥译：《1882~1891年台湾淡水海关报告书》，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台湾研究丛刊第54种》，《台湾经济史六集》(1957、09，台北)。页85。

　　[3]同[2]。

　　[4]同[2]，页99。

　　[5]同[2]，页99~100。

　　[6]同[2]，页106。

　　[7]华兹(A、Wirth)著，周学普译：《台湾之历史》，《台湾研究丛刊刊第54种》，《台湾经济史六集》，页62~63。

　　按：此文系作者所著：《台北历史的飞跃发展与台北人的精神特质》一文之第十节。

　　(作者为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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