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天量地真豪杰——新疆军区某测绘大队官兵爱国奉献侧记

　　徐允剑　刘小安　本报特约通讯员　魏春

　　新疆军区某测绘大队官兵在55年测天量地的岁月里，创造了我军测绘史上的20多个第一，团队荣立集体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近日，该大队党委被兰州军区表彰为先进党委。

　　谈起这些成绩，大队政委梁跃辉不无自豪地说，是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代代测绘兵在人迹罕至的大漠戈壁、雪域高原默默奉献……

　　“有国土的地方就应该有中国测绘兵的足迹”

　　这是一次普通的思想政治教育课，也是第一次分到测绘大队的大学生干部接受的第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

　　“这就是楼兰！”

　　讲台上，当外业队原工程师刘水发指着地图上一大片黄色区域里的那个小红点时，仍然泪水盈眶：过去，我们中国人一直沿用外国人在版图上确定的楼兰坐标。为了结束中国人沿用外国人测得的楼兰坐标历史，我们先后3次向“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进发，最后一次寻找楼兰古城遗址时，意外遭遇沙尘暴，水尽粮绝。为了求生，我们就把随身携带的牙膏涂抹在牙缝上，迎风一吹，就有点湿润的感觉。就这样，我们忍着极度的干渴，寻找到楼兰古城遗址，首次在1∶10万的地形图上标注出了楼兰的准确地理位置。“这个坐标是我们中国军人自己测量出来的！”

　　刘水发自豪地讲完这个为国争光的故事后，大队又组织新学员们观看了老测绘兵完成测点任务的录像片；瞻仰烈士遗像，参观大队荣誉室……

　　“春发冬至”是测绘兵生活的真实写照。官兵长年累月地在野外工作，顾不上家，照顾不了孩子，但为了完成测绘任务，他们自觉地牺牲个人和家庭的利益，一心扑在祖国的测绘事业上。有时一走就是几个月，归来时，连孩子也不认识他们了。

　　外业队工程师王永安从昆仑山完成测绘任务兴致勃勃返回乌鲁木齐，向前来迎接他的妻子和女儿跑去时，5岁的女儿看了一眼王永安那黑瘦的脸庞后，转身问妈妈：“他怎么会是我爸爸？”王永安的一位朋友听说此事后问王永安：“为了没有人居住、寸草不生的无人区，你们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值吗？”

　　“值！因为那是我们的国土，有国土的地方，就应该有中国测绘兵的足迹。”

　　“为祖国绘图，是我一生永不后悔的选择”

　　李勇全是该大队在勘界作业中竖界碑最多的人员之一，为了按时、高质量地完成勘界任务，李勇全曾多次历险。在被直升机空投到山头上竖306号界碑那天晚上，李勇全和6名战友在-30℃的寒夜里，遭遇冰雹和暴风雪的袭击，但他们凭着顽强的毅力和报效祖国的信念，硬是挺过了漫漫长夜，并且在冰峰雪岭上竖起了重达200多公斤的306号界碑。

　　李勇全的这段经历在

　　测绘兵们对祖国的热爱，不但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国家博物馆里珍藏着该大队外业官兵曾经高擎了50多个春秋的国旗。如今，她静静地躺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无声地向世人讲述着边关军人的爱国情怀，传颂着发生在边疆测绘兵身上的那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柴友玲，航内三队作业员，她的规定作业额是160个工日，而她去年却完成了近600个工日，一年干了正常情况下需要3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荣立三等功。她的一位好友听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电脑前用鼠标描绘等高线，认为太“大材小用”了。柴友玲告诉好友：“我的工作是描绘国土和国界，我鼠标的每一次划动都代表了祖国的利益和尊严。为祖国绘图，是我一生永不后悔的选择。”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最大的理想”

　　硕士研究生、四队队长张长军，至今还保存着一个小铁盒，铁盒里装着一套过去刻绘地图时用的小笔尖。那是直径从0.01毫米到1毫米的笔尖,全是官兵一点点地磨出来的，绘图员们就是用这些笔尖在图纸上画了几十年的等高线，从未出过一次错。

　　虽然今天的数字化制图已取代了小笔尖刻绘地图的历史，但每当大学生干部分来时，张长军都会给他们讲述小笔尖的故事，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坐标。

　　“能做一块集成电路，就决不做一颗钉子！”大队长杨新舟告诉记者，测绘兵们渴望理想的实现，但他们更能正确面对现实的需要，他们说：“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最大的理想。”某边界的53号界碑位于海拔4000多米的吐尔尕特口岸，该点位海拔高、落差大、坡度陡，车辆和驮运物资的马匹都无法到达。竖立界碑所需的水泥、石料只能靠人工运上山。由于连续在野外作业两个多月时间，官兵都很疲劳，这时，有的同志建议请民工来竖碑。带队领导认为，界碑象征国家主权和尊严，界碑竖得准不准，将会直接影响国家领土的完整。大队领导及时用老测绘兵填补阿里高原测图空白的事迹教育大家，进一步增强了测绘队员参加勘界工作的神圣使命感和自豪感，纷纷表示要亲手竖立界碑。在党小组的号召下，外业队官兵手提肩扛，用2天时间把3方沙石、7袋水泥、500公斤水和500公斤重的界碑运到了山顶，并亲手将巍巍界碑竖起在雪山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