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袁庚，1917年4月生，广东宝安县人，1936年入党并加入东江纵队。先后任队员、训练队教官、护航大队队长、情报官、联络处处长等职。1946年，随部队编入第三野战军，任炮兵团团长。1953年任中国驻印尼总领事馆领事，1979年任深圳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1992年离休。2003年，被香港特区政府授予“金紫荆星章”。

　　许多深圳人都知道袁庚，因为他是深圳改革开放的“拓荒牛”——曾任深圳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然而，许多深圳人并不知道，袁庚曾是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更不知道他出色的情报工作，直接影响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方式。

　　在袁老的家里，我们见到了他的一枚枚勋章，他的传奇经历穿越60年的历史烟云，一一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一次偶然的营救促成东纵与美军的情报合作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惠阳县的大亚湾登陆，21日占领了广州，继而占领了香港和华南的广大地区。当时广东人民组织了许多抗日游击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日寇。1943年12月2日，一些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合并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同时对外宣布：这是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武装。在抗日战争中，东江纵队将士英勇杀敌，浴血奋战，发展成为华南敌后的一支劲旅，为华南敌后抗日斗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东纵成立后，我任海上游击队护航大队的大队长。那时我们和日伪军进行过多次战斗，记忆最深的一次是稔平半岛战斗。那天，我和战友们在夜幕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大亚湾，在稔平半岛登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一举全歼了伪反共救国军第二大队，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日军占领香港之后，把英军战俘分别囚禁于七姐妹、深水步、亚皆老街和启德机场等地。东江纵队在营救被困香港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同时，也展开了营救英军被俘人员的行动。一次，我们化装成小商贩，侦察好地形，潜入启德机场，通过下水道营救出4名英国军人。其中有两名是军官，他们是赖特上校和祁德尊少校。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偶然的营救居然促成了纵队与英军的情报合作。

　　1942年，英军在广西桂林成立了英军服务团，在惠阳成立了英军服务团前线办事处。被我们营救的赖特上校和祁德尊少校，分别任服务团总指挥和办事处主任。因为他们都是我们营救出来的，所以对我们极为信任。在他们主持下，东江纵队与英军服务团开始了并肩援救美军人员、互通军事情报的合作。

　　美军专门派一个观察组到东纵与我们合作

　　我们与英军的情报合作，引起了美军的高度重视。1944年2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派遣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考察。美军驻重庆高级顾问史迪威将军与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谈判，要求派8个观察组到中共抗日根据地进行合作。同年10月7日，欧戴易少校负责的美军观察组，来到了我们东江纵队。

　　1944年10月9日，纵队就与美国进行情报合作的问题，向党中央发去了请示电报。收到电报后，毛主席当即批示：“抄周(周恩来)、朱(朱德)、任(任弼时)、刘(刘少奇)、彭(彭德怀)、叶(叶剑英)，请周复。”10月13日，党中央回电同意了我们的请示。随即，纵队抽调我负责筹备联络处的工作。1944年11月1日，纵队再次就联络处的筹备情况请示中央。中央同意了我们的请示，在纵队设立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部门，正式任命我为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主管珠江三角洲和广东沿海敌占区的情报和交换情报的工作。

　　我还记得美军少校欧戴易是一个金发碧眼、身材魁梧，站在人群中“非常醒目”的美国人，很容易成为日伪军注意的目标。为了保密，东纵司令部转移到罗浮山，欧戴易的观察组对内叫安全保密组，由翻译黄作枚陪同，隐藏在罗浮山北侧的一位地下党员家里。我们在罗浮山上架设电台，通过欧戴易少校与美国第14航空队的陈纳德将军和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联系。

　　我们联络处先后向美军提供过日军在广州天河、香港启德、深圳西乡南头机场的图例和说明，日军太古船坞建造计划图，日军华南舰队密码，日军神风攻击队K2飞机图纸，广九沿线日军工事图、香港日军海防图等大量重要的军事情报。

　　1944年，是我们联络处率先发现了失踪的日本精锐部队“波雷部队”的去向，这一情报对战争结束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的情报工作改变了美军的作战方案

　　1944年的衡阳战役中，在代号为“波雷部队”的日军129师团的打击下，国民党守军第10军伤亡惨重，军长方先觉被迫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并率各师师长向日军投降。衡阳战役后，“波雷部队”突然销声匿迹了。

　　臭名昭著的“波雷部队”是日军的王牌部队，他们的行踪备受美军关注。我们向美军提供了他们突然消失的情报后，美军开始寻找“波雷部队”。虽然美军每天用三部电台，形成交叉信号追踪这支部队的动向，但什么信号也没有捕获到。

　　就在这时，美军开始了“逐岛反攻”计划，逐步由太平洋向日本本土推进。美军虽然节节胜利，但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随后，美军调整了战略，想从被日军占领的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建立战略反攻基地，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迫使日军尽快投降。

　　1945年3月9日，美军海军上尉甘兹带着陈纳德将军的介绍信和6名工作人员来到东江纵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大亚湾和汕头附近选择适合美军登陆的地点。此时我们联络处的一个情报小组发现，日军在汕头沿海和东山岛构筑了洞穴工事，并将其绘制成图交给我。我又将其交给美军，美军发现这里的工事和日军在塞班岛构筑的洞穴工事一样。接着，驻广州和东莞等地的情报人员买通了一名日军翻译，从他的口中得知了驻守在这里的日军是“波雷部队”。至此，“波雷部队”的失踪之谜解开了。原来，日军情报机构得知，美军想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就命令“波雷部队”关掉所有电台，白天休息，晚上行军，从衡阳一路南下秘密到达广东沿海。这也是美军无法查知“波雷部队”踪迹的原因。

　　得到我们提供的情报后，美军决定避开“波雷部队”，选择在连云港登陆。后来，为加快战争的结束进程，美国决定直接向日本本土投放原子弹。华南登陆计划虽然没能执行，但是美军对我们的情报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在给东纵司令员曾生的感谢信中说：“你们关于日军129师团的报告十分重要，总部致以感谢！”(来源：解放军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