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南

　　日本在历史上曾广泛学习和吸收中国文化。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却有意识地以中国的大学等教育机关为袭击的目标，很多学府遭日军炮火的轰击和日机炸弹的摧残。日军这方面的罪行一件件记录在历史档案中。1938年4月10日，日机逞凶湖南大学的当天，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指责日本侵略者为“文化恶魔，文(人)类公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国民政府就要求全国各学校及时上报遭受日本侵略军破坏而蒙受损失的具体情况和数字。遭到日军侵袭的学校大都能及时、认真地按统一的格式上报受损的情况和数字。历史档案馆保存至今的这些报告，提供了侵华日军摧残中国教育的重要证据。以下拟就笔者看到的历史档案及有关文献，揭露侵华日军摧残中国教育的擢发难数的罪行中的几件。

　　上海学校的劫难

　　上海在民国时期就是大学集中的城市。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爆发后，上海的大学均遭到空前浩劫。据上海各大学联合会主席、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于4月10日致教育部的报告，这些大学，“或遭炮火轰击而毁坏无余，或为敌军所占领，虽房屋仅存，而书籍木器供其炊薪”。

　　具体情况是，同济大学、持志学院及附属中学、上海法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中国公学、私立复旦大学等无不遭到毁灭性破坏。其中同济大学15幢房屋多被日军炮弹和炸弹轰毁。持志学院新建二层楼教室、图书馆及办公室、三层楼宿舍，全被日军机关枪队纵火焚烧，3万册图书化为灰烬。中学部也被日军放火烧毁。上海法学院新建房屋被日军纵火焚烧，经两天两夜全部烧毁，所有公私财产均焚毁无余。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新建教学楼、办公楼及宿舍全部被毁，4万册图书(内有珍贵的宋代、明代善本书)被焚。私立复旦大学约有1000名学生的行李被劫，书籍被焚，校舍被日军长期侵占，附属中学宿舍被改作马厩。教育部将上海14所专科以上学校上报的在日军侵沪之役中所受的损失制成表格，于6月3日报告了行政院秘书处。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灾难又一次降临上海各学校。日军出动100余架飞机，对上海狂轰滥炸，有92所文教机关和学校遭日机疯狂袭击，其中被全部炸毁的占75%。

　　日机逞凶南京学校

　　据日本军方公布的数字，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陷落之前，日本海军飞机袭击南京50多次，出动飞机超过800架，投弹160多吨。

　　南京的中央大学成了日机攻击的重要目标之一。1937年8月15日至26日，短短12天时间内，中央大学连续遭日机三次袭击。据该校校长罗家伦致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函，第一次为8月15日下午，日机的机关枪扫射图书馆及实验学校各一次。第二次为8月19日下午，在大学本部投250公斤炸弹7枚。第三次为8月26日深夜，在实验学校投同样炸弹一枚，炸死校工5人。

　　位于南京东郊中山陵园区的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在日机对南京的轰炸中，也没能幸免于难。这是一所比较特殊的学校。该校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于1928年11月决议创办，宋庆龄、蒋介石、蔡元培、何香凝、宋美龄等9人任筹备委员会委员，宋庆龄任校长。1929年10月，该校建成后，宋美龄任常务校董，实际主持学校工作。1937年8月，在日机对南京的一次空袭中，宋美龄在遗族学校亲眼目睹了该校遭日机轰炸的惨烈景象。她在一篇文章(后收入《战时妇女动员问题》一书)中写道：遗族学校“在一道黄光与一缕灰烟之中烧毁了。”一些学生则“变成了满身染了鲜血和污泥的小尸体，四肢扭曲地躺在路中。”教师们也受了伤。她因身边没有止痛药可以减轻受伤者的痛苦而负疚。

　　侵华日军不仅摧毁南京的学校，而且在攻占南京后大肆劫掠公私图书。据日本《赤旗报》1986年8月17日的一篇文章揭露：“日本共动员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力830人、卡车310辆次，计从南京劫去图书88万册，比当时日本最大的帝国图书馆藏书还多3万册。”(转引自孙宅巍主编的《南京大屠杀》一书)这使笔者想起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中国东北后，大肆收缴、焚毁有关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的教科书的罪行。仅1932年3月到7月的5个月中，日军在东北焚烧的图书即多达650余万册。由此不难看出，破坏中国的教育文化，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贯政策。他们要让中国的学生无书可读，无校可上；他们企图让中国学生和中国人民忘掉本国文化，接受他们的奴化教育，成为他们的“顺民”。

　　“文化恶魔”肆虐湖南大学

　　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8月的一年多时间内，遭到日军破坏的中国高等学校有91所，占全国108所高等学校的85%。因破坏严重而无法恢复、不得不停办的高校有25所。这个数字是触目惊心的。

　　湖南大学就是遭到日军破坏的91所高校中有代表性的一所。1938年4月10日，27架日机窜至湖南长沙，对岳麓山湖南大学肆意轰炸。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当天在一封电报中这样谴责日本侵略者：“今日十四时半，敌机二十七架侵袭长沙上空，于岳麓山湖南大学投弹卅余枚(内燃烧弹十余枚)。查湖大为本省最高学府，设备较善，敌人本其破坏文化机关及轰杀平民之一贯政策加以重大毁灭，此种暴行，实为文化恶魔，文(人)类公敌。”

　　4月12日，湖南大学自治会在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快邮代电”中对日机轰炸湖南大学的情况说得更具体、清晰：在中国军队台儿庄大捷之后，日人“挟其报复心理，不问设防地带与非设防地带，文化慈善机关与非文化机关，肆意轰炸，罔惜人道。本大学既非军事机关，亦无军事机关，乃本月十日下午二时卅分，突有敌机二十七架，窜入本大学上空，……事后调查，共投烧夷弹五十余枚，爆炸弹三十余枚，其重者在千公斤以上。”该校在这次空袭中，图书馆、第五学生宿舍全毁，科学馆仪器损坏殆尽，学生死2人，工友死1人，员生伤约40人。不久，湖南大学迁至湘西辰溪，敌机又跟踪而至，先后两次轰炸该校，必欲彻底摧毁而后快。湖大校长皮宗石1939年4月21日给教育部的电报称：“本校西迁，费时九月，用款十万，在辰开课。”可谓历尽艰险。

　　对重庆学校的集中轰炸

　　1940年5月20日一天之内，日机袭击了陕西南郑，还轰炸了重庆。在位于南郑的国立西北医学院上空，日机投下炸弹40余枚，炸死教授兼教务主任杨其昌及两名学生。对重庆，27架日军飞机轮番轰炸，市区变成火海，大火燃烧七八天之久。

　　5月29日，日机又集中轰炸重庆的文教机构。向沙坪坝重庆大学周围投弹70余枚；又炸北碚复旦大学，炸死教务长孙寒冰及职员、学生4人，伤4人；同日重庆沙磁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被炸，死学生7人，伤数人。

　　重庆各校被炸的当天，重庆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联合致电美国，揭露日军轰炸中国的大学、摧残中国教育文化的暴行，要求美国政府对日本实行禁运钢铁、石油等制裁手段。与此同时，复旦大学代理校长吴南轩、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天主教南京区主教于斌等人联合致电美国《纽约时报》主笔。电文云：“敌机肆虐，轰炸后方不设防城市，残杀无辜平民，即妇孺亦所难免，早为举世所知。……本月廿六日，敌机飞袭渝郊，炸毁我复旦中学。廿七(九)日空袭北碚，复炸我复旦大学校舍，致学生膳宿之所及图书、仪器，大半毁损。其摧残文化荼毒平民，殊堪发指……”

　　吴南轩等人上述电报发出的当天，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根据最高当局的命令，以于斌等人的名义致电欧美各国文化界，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暴行。事后陈立夫致函于斌等人，内云：“敌人摧残我文化机关愈演愈烈。最近敌机轰炸国立西北医学院，该院教授兼教务主任及学生数人遇难，负伤员生甚多。又轰炸复旦大学，员生死伤甚惨。……似此残暴行为，肆无忌惮，实与世界人类文化为敌，宜向国际宣传，一致声讨。”并说明情况紧急，未及征求意见，已先将电报发出。

　　日军明知教育机关故意袭击

　　日本军国主义肆虐中国各类学校，丧心病狂地破坏中国教育，为中国人民切齿愤恨，也遭到国内外一切主持正义的人们的同声谴责。

　　1937年11月5日，102位中国文化界名人用英文发表联合声明，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破坏中国教育机关的罪行。他们中有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声明说：“北自北平，南至广州，东起上海，西迄江西，我国教育机关被日方破坏者，大学、专门学校有二十三处，中学、小学则不可胜数。……诚所谓中国三十年建设之不足，而日本一日毁之有余也。日方此种举动，每以军事必要为藉口，殊不知此种教育机关分布各地，往往距军事区域非常辽远，且绝与军事无关。日人之蓄意破坏，殆即以其为教育机关而毁坏之，且毁坏之使其不能复兴，此外皆属遁辞耳。”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侵略者破坏这些学校是蓄意的，是明知其为教育机关而破坏。

　　日本历史家石岛纪之说：1937年7月29日，日机轰炸天津，“其轰炸的目标集中在南开大学。这是因为日本军队认为南开大学是抗日运动的据点”，日军为报复而有意大肆轰炸南开大学。他又说，从1937年8月15日首次轰炸南京起，两个多月中，日机对中国61座城市实施了轰炸。“大部分空袭都以无防备的城市为对象，特别是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设施为破坏目标。”

　　1946年11月，中国代表团向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第一届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递交的报告书，不仅指出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我国教育文化所受损失极为惊人，而且说明，日本侵略者破坏中国教育文化有其险恶目的。指出：“八年抗战期间，我国教育文化，曾受敌人之重大摧残。日人认为各级学校均为反日集团，所有智识青年，均系危险分子。为欲达到其长期统治中国之目的，故极力奴化我青年之思想，摧毁我教育及文化机关，欲以消灭我固有之文化。”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各类学校和其他文化设施狂轰滥炸，目的不仅是为了报复他们认为的“反日集团”———学校，及他们认为的“危险分子”———学生，而且是为了毁灭中国的固有文化，以便对中国人民实行奴化教育和殖民统治。

　　《人民论坛》 (2005年 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