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老照片》第38辑本文作者：余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12月版8.50元

　　实施“文坛总动员”

　　从军记者在日本的历史相当悠久。明治七年(1874)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时，《东京日日新闻》记者岸田吟香曾经以承包运输业务的大仓组二掌柜的身份，成为第一位从军记者。 在照相机尚未发达，要靠从军画家以速写方式传达战况。后来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日本的从军记者中有报纸、通讯、出版、电台记者，有照片与电影的拍摄记者，还有画日本画、西洋画和漫画的画家。

　　进入现代，日本战争决策层越来越认识到，战争的核心是武力战，而扩大武力战效果的则是经济战、思想战、宣传战。尤其以宣传战的影响为大。因此昭和十二年(1937)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部立即在全军设置了军报道部，在军报道部的组织下，日本各报纸和新闻社派遣了空前阵容的随军记者进入中国战场。当时，由各报社直接派遣的记者称“特派员”，受陆、海军委托派遣的则成为军队文职人员，隶属陆、海军省报道部，称“报道班员”，分别穿着不同的制服，也佩挂阶级章，享受高等官待遇的人还与军官一样佩戴军刀。

　　与此同时，日本全国实施“文坛总动员”，绝大多数日本作家也积极投身侵华战争。有人作为“从军作家”开往中国前线，有人直接应征入伍成为军中的一员，更多的人则加入各种各样的军国主义文化组织。当时，形成了以火野苇平、栋田博、林房雄、佐藤春夫、多田裕计、太宰治等作家为代表的日本“战争文学”的主力军，炮制作品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他们构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笔部队”，发挥了“枪部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到战争末期，补给线被盟军切断后，日本前线的从军记者、作家们都与军队命运与共。战后成为日本内阁文化厅长官的从军作家今日出海，也曾在菲律宾山中彷徨过，直到走进了盟军的战俘营。

　　曾经前往战地的陆、海军报道班员总数至今不明，依据全日本新闻联盟编的《从军记者》一书的统计，仅阵亡、失踪人员即超过250人。

　　两个典型的作家

　　在日军的从军作家中，有两个人的名气很大，他们都写出了很有影响的作品，却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他们是分别于1935年和1937年获得日本文学“芥川奖”的石川达三和火野苇平。

　　1937年12月，33岁的石川达三作为《中央公论》杂志“特派员”随日军来华，跟随日军第十六师团行动，先后到过石家庄、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翌年回国后立即开始写作《活着的士兵》。作品完成后，被登载在《中央公论》上，为了能躲避官方严格的出版检查，出版时排出了许多空白。危险性大的地方做了大量删节和修改。即便如此，作品仍然被认定“写了皇军士兵杀戮非战斗人员、掠夺、军纪涣散的反军内容，扰乱社会秩序”而禁止发行；《中央公论》杂志也被停刊。石川达三被以“捏造事实，扰乱治安”、“违反报纸法”的罪名起诉，法院对其监禁四个月，缓期三年执行。

　　从体裁上说，《活着的士兵》是一部纪实性的小说，或报告文学。作者跟随行动的日军第十六师团是作品中的描写对象。因上海战局不利，十六师团被从华北抽调到华中，于1937年11月从白茆口强行登陆，先后攻陷常熟、无锡、常州、丹阳，在南京之战中，攻陷了南京的屏障紫金山。在南京大屠杀中，这个担任南京“卫戍”任务的部队与谷寿夫指挥的第六师团齐名，是作恶多端的凶残兽军。身为中将的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个人在南京劫掠的财物就装了数十只大木箱。

　　客观地说，石川达三的小说带有作家的独立意识，其中的反战思想还谈不上自觉。书中有关日军杀人、放火、抢劫暴行的描述，也与日军实际所作所为距离甚远。但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军国主义控制下的日本也没有一点存在空间，它被人们所推崇是在战争结束以后。

　　火野苇平则是战时日本主流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以《粪尿谈》获得1937年下半年“芥川奖”时，还是一名在中国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士兵。他因此被军部调到报道班，身兼士兵与作家身份的他，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安庆攻克战、广州攻克战以及海南岛之战；创作了《麦子与士兵》、《土地与士兵》、《花朵与士兵》三部长篇小说，站在军国主义的立场上美化侵华日军，丑化中国军民。其作品当时发行上百万册。火野苇平以“士兵三部曲”获得了“朝日新闻文化奖”、“福冈日日新闻奖”，成为天皇最赏识的御用作家。从两个实力相当的作家迥异的命运中，可知日本军国主义需要怎样的“文人”和“文学”。

　　沾满鲜血的“写真”

　　在当时日本的报纸和编辑出版的战线写真集上，拍发“沾满鲜血的战地记事”才被视为是第一流的。

　　在侵华日军中，有几个从军的日本演艺界的“明星”，成为随军记者们追逐采访的对象。其中有一位当红的话剧演员友田恭助作为工兵，在进攻上海渡越吴淞河时中弹阵亡。《读卖新闻》随军记者、摄影部部长真柄冒着弹雨用摄影机在近距离拍下了友田恭助中弹倒下的过程，在国内播放后引起很大反响。像这样的新闻被称为“特讯”，拍到了就会一举成名。另一位叫森的摄影部记者，在一次偶然的场合拍摄到了一架在空袭南昌时被打断了一只机翼的战机成功返回地面的镜头，因记录了日军创造的空战“奇

　　迹”而大受表彰。当时的照相机和摄影机都没有如今的长焦镜头，要拍到充满血腥气息的战争场面，记者们就要尽可能冲在第一线，有些亡命的记者居然在十米距离内拍摄到了肉搏战的镜头。如《读卖新闻》随军记者藤泽就在上海马桥宅战斗中，拍到了一个冲上中国军队阵地的日军军曹用战刀砍死一名中国士兵的血腥镜头，在冬日的寒冷空气里，死者身上喷溅的热血形成的雾气清晰可见。

　　而战争毕竟是战争。在攻打南京光华门时，第一波冲到城墙下的日军士兵几乎全部被中国守军歼灭，只有跟随在士兵中的《福冈日日新闻》记者比由国雄还活着。当时随军记者穿的是与日本军服有些差异的土黄色制服。当第二波日军冲上来的时候，比由国雄站起来挥手。一个日本兵断定他是中国兵，上前一刺刀扎进他的胸膛。事后陆军报道部将此事件说成是“遭到敌人袭击而战死的”。

　　《读卖新闻》社1938年5月编辑出版的《特派员决死摄影——支那事变写真帖》前言中说：尽忠的皇军推崇“一死报国”，《读卖新闻》记者崇尚“一死报道”。

　　战时新闻审查制度

　　由于战争早期日军拥有制空权，所以随军记者经常搭乘日军战机在战场上空观战。日军有一种九七式双座单引擎飞机，可以超低空用机枪扫射和投弹，与地面部队“直接协作”，因此称“直协机”。日军记者经常带着照相机爬上后座取代投弹手的位置。

　　在战事激烈的时候，日军报道部每天都编印一种油印的前线报纸《通信简》，刊登战况和同盟通讯社的电报新闻。随军记者们经常搭乘运输机把这些小报空投给前线的地面部队，有时甚至把在空中侦察到的中国军队情况写个纸条塞进通信筒，按照地面用红、白布铺设的标记投给日军。

　　日军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七七事变”前，从军记者拍摄照片的审查任务由内务省警保局图书科承担；事变后，改由陆军省、海军省、情报局共同承担，目的是掩盖侵略野心和罪行，迷惑民众，混淆视听，欺骗舆论，防止泄露军事秘密。根据当时制定的《报纸登载事项许可与否的判定要领》，共有14类照片不允许刊载的规定，例如：飞机场及关于飞行事故的报道图片，旅团长(少将)以上官员的图片，拥有军旗的部队及关于军旗的报道图片，多数军官集中的图片，拥有司令部、本部名称的报道图片，部队的移动、换防、通过、进入等可能暴露战略意图的报道图片，水陆两用坦克的名称及相关图片，等等。

　　以日本每日新闻社为例，从军记者所拍摄的照片寄到国内，全部进行编号，并把冲洗出来的照片贴在相册上，同时必须加洗四张作为审查之用，另外寄给东京、大阪、西部、中部的分局各一张，所以每张照片都要加洗八张。审核用的四张中，三张分别给陆军省、海军省和情报局，另外一张在获准后退回，退回的一张必须保存下来。获准发表的照片上盖有“检阅济”的字样，未获准的照片上盖有“不许可”的字样。

　　战争结束后，这些照片集已达150册，连同底片装入宽40厘米、高60厘米的木箱中。1944年后，日本遭到盟军飞机轰炸，摄影部安田清一等人就将这些照片装于背包中，藏至别处，以免在战火中被烧毁。日本战败后，军部下令“必须将战争见证的资料全部烧毁”。但每日新闻社大阪总部却违抗命令，将所有的照片保存了下来。这是日本新闻社中惟一保存下来的一套战时图片史料。1998年，每日新闻社将其编辑成两册《“不许可”写真集》，出版公诸于世。

　　横行无忌的假新闻

　　在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下，日军的战线报道只能“报喜不报忧”。只有类似“胜利！胜利！”之类的报道不必通过检查；新闻稿中连“士兵”二字都不准使用，表现“士兵”要写“勇士”；一旦写到日军后方遭袭吃了败仗，就会惹来麻烦。在台儿庄战役中，日军第十、第五师团遭遇到进入中国以来第一次大败仗，据日方的内部记录，死伤达1.2万人，而日本国内的报纸却还在大肆宣传徐州会战的胜利，以让国民陶醉在大胜利中。

　　攻占汉口是当时日本国内格外关注的战事，然而《读卖新闻》在九江的“读卖六号”民用飞机被军方禁止飞入武汉空中观战，前线的无线电报又因机器故障而中断了。“这种时候不能袖手旁观汉口的陷落，假如《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的无线电畅通的话，那么留给《读卖新闻》的只有惨败！”不甘寂寞的九江分社记者们分工制造假新闻，署上前线记者的名字发到南京。他们称之为“最后的一手”。为了把假新闻编造得活灵活现，他们铺开汉口地图凭空想象，根据从汉口上空回来的飞行员那里听来的故事发挥、加工，搬用去年战争爆发时关于汉口的旧报道，极尽弄虚作假之能事，终于“用笔使汉口陷落了”。

　　正在他们为发回的稿子忐忑不安时，却收到了《读卖新闻》总编辑的感谢电。事后他们才了解到，真实的战事进展远远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中国军队的抵抗极其顽强，有关双方战事的日期、地点全都驴唇不对马嘴。然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编造的“新闻”，正是日本军方所急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