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平原为“山地”

　　冀中地区是处在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之间的千里平原，周围有平汉、平津、津蒲、石德四条铁路，交通发达。日本侵略军装备先进，有汽车、坦克和骑兵等快速反应部队，在平原上便于机动，可以四面通行无阻。日军占领县城，可以凭借坚固的城墙据守，这两者都给我军造成不利和威胁。

　　为了坚持长期的平原游击战，建设一个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作战战场，在程子华、吕正操首长的领导下，冀中军民发起了破路、拆城墙、改造平原地形的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冀中八百万人民在“破路、拆城墙就是抗日”的口号下，不论是首长还是士兵大家都昼夜不停地和冀中人民群众一起，一面战斗一面破路拆城墙。对所有汽车通行的道路进行全面破坏，按统一“规格”把纵横贯连各村庄的大道挖成大道沟。这些沟深两米、宽三米，汽车在道沟中无法行走，而老百姓的大车却可以通行无阻。为了防止敌人顺道沟射击和追击我抗日军民，同时又便于我们的大车通过时错车，军民又在道沟内每隔几十米构筑一个圆形土丘，围绕土丘修上下道，两辆从不同方向来的大车可以在这里错车。这样就便利了群众转移和我军的行军作战，也便于对敌伏击和迂回，而致敌机械化部队于无用武之地。

　　为了防空和作战，群众在道沟两侧，挖了防空洞和作战掩体，既便于作战也便于军民转移。而日军的汽车、坦克、骑兵则无法通行。日军为了通行方便，强迫群众平沟修路。敌人白天平了，晚上我们又组织群众挖开，加上有游击队、民兵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配合，使敌人的计划无法实现。冀中变平原为“山地”的这一斗争形式，是一种创举，在当时平原作战中起了巨大作用。

　　“北疃大惨案”

　　1942年5月，敌人开始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因为是5月1日开始的，所以称为“五一大扫荡”。日军从华中、华北调集了三个师团、五个混成旅及伪军共5万多人，配属了飞机、坦克、大炮、骑兵对冀中平原实施了“铁壁合围”、“张网捕鱼”式的反复“扫荡”，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和惨案。

　　敌人的这次“扫荡”规模很大，出动兵力之多、手段之残酷是空前的。我冀中军民英勇顽强地坚持了以武装斗争为主、结合其它形式斗争，粉碎了敌人妄图彻底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阴谋。面对敌人的进攻，冀中军区主力避开敌人锋芒，相机转移挺进敌后，绕到外线打击敌人。内线军民则实行“坚壁清野”、“精兵简政”，坚持地道战、地雷战与敌人周旋打游击。

　　这时我正在冀中军区抗属子弟中学学习。我们抗中的师生都就地疏散起来。当地的学生回到自己的家里，老师和外地学生改名换姓脱下军装就地“埋伏”。每一个人找一个“堡垒户”，请群众帮助掩护我们。我是山西人，外乡口音，活动有困难随时可能会被敌人识别出来，给人民群众带来危险。组织上安排我“埋伏”在定县北疃村一个同学家里，这个村我们来过多次，乡情、地情都比较熟悉。

　　定县北疃村很早就挖了地道，纵横交错，有几千米长。为挖这条地道，军民一起动手，从地面分散挖开，挖到一丈多深之后再分别挖洞，连接起来，而后再把地面填平。主干道和邻村的地道相连，各家自行在炕洞、火灶旁、猪圈、马棚等各个角落秘密挖洞与主干道相连。为了迷惑敌人，我们还挖了一些假洞口。我住的这家，就是在半夜悄悄挖了一条备用洞口，而把原来的洞口堵了起来。

　　在地道上方，我们把各家院墙都打通了，院子里都准备了梯子，房顶之间还搭了木板，村口筑有防护墙，既可观察，也可以当作掩体。民兵在大路周围埋有地雷，有真有假。房顶、树上设观察哨，一旦有情况，全村就能够知道。那时为了我们夜间行动，冀中人民掀起了“打狗运动”，把狗全部打死，所以夜间军民转移，远近都十分安静。大家都说北疃村是个典型的“堡垒村”，能藏能打。敌人曾多次对北疃村进行“扫荡”都没能占到便宜。

　　一天早晨，天刚放亮，突然发现敌情。好几千日伪军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附近几个村的群众和分散活动的军队、地方干部、游击队，一面抵抗一面向有地道的北疃村撤退。老乡们扶老携幼，背着大包小包，甚至还扛着纺车，蜂拥着进入了地道。由于情况紧急，人多混乱，有的汉奸、特务也趁机混入地道。

　　北疃村的游击队在村口和房顶上和敌人打了一阵后，全部撤入了地道。地道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说话、咳嗽都发出很大的声响。地道顶上不断地传来敌人的挖洞声，气氛十分紧张。不久就传来消息说，混进来的特务把敌人引进来了，有几户人家的洞口已经被敌人挖开了。

　　因地道里的人来自四面八方，缺乏统一指挥，有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坐在地上一动不动，加上群众带的物资堵塞了交通，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从主干道向邻村转移突围。幸好我们同学都带着小镐头和蜡烛，等到深夜之后从备用的地道口出来，绕过了敌人的哨兵，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事后我们才知道，那一夜敌人往北疃村地道里施放了毒气，在地道里窒息而死的抗日军民达800多人，不少家庭全家遇难，无一幸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北疃大惨案”。（来源：解放军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