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秋，我由冀中军区无线电中队政委调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三科科长兼无线电大队政委。当我赶到军区司令部所在的阜平县城南庄报到时，聂荣臻司令员高兴地向我介绍说，他请了两个洋教授，正在无线电大队开办无线电机务高级研究班(当时简称高研班)。叫我赶紧去看看，叮嘱我一定要把高研班继续办好。

　　第二天下午，我从城南庄出发，向南走了七八公里山路，到达高研班所在的中白叉村 ，首先看到两个黄头发高鼻梁的人，正在指手画脚地和一群学员热烈交谈。一个身材高大、面庞清瘦的八路军不时地用英语作着翻译。经介绍，大高个的八路军叫王士光，两位洋人就是聂司令员说的洋教授，都是英国人。老一点的叫班威廉，原任北平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年轻一点的叫林迈可，是燕京大学经济系讲师，无线电技术的爱好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几经辗转到达晋察冀根据地，这使一向珍视人才的聂荣臻司令员如获至宝，劝说他们留在阜平帮助办高研班。1941年春，王士光同志奉命由冀察热辽军区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调八路军前方总部(简称前总)工作，路过晋察冀军区时，也被聂司令员截留下来，专电请示延安同意后，任命他为军区三科教育股长，主要负责高研班工作，为两位洋教授当助手和翻译。

　　在高研班，王士光是主要负责人。高研班的学制为两年，学员大都具有高中或初中文化程度，有的是作战一线的报务主任、电台队长或机务骨干，有的是各军分区挑选的基层干部，还有几个是大学毕业生。当时只有26岁的王士光，既当领导又当助手，既当学生又当“先生”，既做翻译又当教材编辑，忙得不亦乐乎，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助理教授”。

　　为了更好地满足八路军前线抗日作战通信联络的需要，王士光除了做好高研班的组织之外，还开动脑筋，将课上讲的发信机原理绘制成图，编成实习教材发给大家学习；同时潜心钻研，创造性地研制出了电子交连式发信机，使发射功率更加稳定，并节省了一个电子管。这种改进后的发信机，抗战乃至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军区成为最抢手的电台。

　　在高研班工作期间，王士光还发明了一套简便的方法，能帮助学员很快掌握电子交连式发信机计算公式的推导、性能参数的确定以及调线程序的制定等，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创举。这套方法在军区推广后，有效地提高了大家的业务水平。从1942年“五一”反“扫荡”到1944年初，在晋察冀根据地环境最残酷、战斗最频繁、敌我斗争最激烈的时期，高研班竟然奇迹般地坚持下来，与王士光的殚精竭虑是密不可分的。高研班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各地抗战前线，大大加强了我军的通信力量。曾在燕京大学任教10余年的班威廉教授感慨地说：“这么好的学生和人才怎么都到八路军里来了！这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学生！”回国后他写了一本《新西行漫记》，书中赞扬高研班学生的水准，“与任何第一流大学的学生相比毫不逊色”。聂荣臻元帅后来也在回忆录中指出：“这一时期培训的无线电技术人才，不但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不少还成为新中国的电讯骨干。”

　　1944年初，因为生病，组织上决定我到延安治疗休养。虽然和王士光分开了，彼此的情况却一直相互关注着。1944年春，王士光调到八路军前总通信材料股任股长。他把在高研班学到的知识和自己研制总结的方法运用到材料股的各项工作中，使八路军前总通信器材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时任前总电台报务员的徐继泉在《赤胆金钟战太行》一书中写道：“王士光同志的到来，使我们的工作很快有了起色，可以说，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944年下半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了迎接大反攻，适应部队大发展的需要，八路军前总首长要求尽快生产一批电台，满足前线急需。王士光同志受领任务后，立即因地制宜地进行设计，他采用主振放大式线路以及超外差式线路设计收信机，不分昼夜地绘制出16部收发信机图纸。接着因陋就简地展开装配。没有机壳，就用核桃木做机箱和面板底板。没有支架，就用飞机的残骸铝浇铸。材料备齐后，他带一名通信员，到安平县彭家营村一个堡垒户家中进行装机。为了赶时间，每天几乎工作15小时以上。由于长时间在炭火盆边烧烙铁焊元件，几次造成一氧化碳中毒。一次上厕所时，他晕倒撞在墙上，鲜血直流，醒后只用炭灰抹抹伤口，又继续装机。经过一个半月的突击，终于完成了16部电台的研制装配任务，迅速下发部队，受到八路军前总首长的表扬。

　　为了研制出更多更好的无线电台，王士光带领全股30多名同志反复研究试验，确定以改进后的电子交连式线路组装电台发信机。在装机过程中，他们不断改进工艺，提高技术质量，1945年小批量生产后定型，成为当年八路军自制的高性能无线电台。它的体积只有枕头包大小，重量只有7公斤，比当时的日式、美式电台还实用。解放战争中，从上党战役到平汉战役，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到决战淮海，从解放南京到进军大西南，这种电台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小批量生产成功后，王士光组织大家对其进行扩大生产，相继生产近百部，为解放战争初期的防御作战提供了良好的通信装备，受到刘伯承司令员的高度赞扬。

　　947年3月6日，时为华北中央局机关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以《人民的电机工程师———模范电讯技术员王士光》为题，作了特别报道。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一提大王，在电讯人员里都是熟悉的，而且大家都存在着对他的佩服和亲热。这个称呼的来源，由于他是个高大的个子，加上他的稳重与和蔼，如果我们一语双关地说他是这个区域的‘电机工程大王’大概是不过分的。”此后，人们在“大王”的称呼之前，又加上了“电讯”二字，“电讯大王”的名声越来越大，在太行山区越传越广。

　　人们大都知道，通信兵是无名英雄。当年的王士光是个例外，因为做出了特殊贡献，他成为有名的英雄。

　　945年12月，为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的语音宣传，晋冀鲁豫军区滕代远副司令员请示刘伯承、邓小平后决定，将当时缴获的两部美造中长波飞机导航电台改装成中波和短波广播电台，由军区通信联络分局局长兼政委林伟组织，机务工程主任王士光具体负责。

　　接受任务后，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王士光首先对导航台进行了认真详细地分析，搜集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器材，做好了设计改装的准备工作。从1946年2月开始，他和战友们在河北省涉县的沙河村，开始了夜以继日的改装工作。1946年9月1日，邯郸广播电台正式开播。1946年11月，国民党强行召开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彻底关上和谈大门。12月，晋冀鲁豫军区接到中央指示，要求一旦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撤退，要邯郸台做好接替。

　　947年3月，国民党集结25万大军，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19日，党中央撤离延安。2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用预先设置在陕北瓦窑堡的备用台接替播音。在这段时间里，王士光和他的战友们每晚7点坚持收听陕北台的播音动态。3月29日晚7时整，陕北台没有出现，怎么办？当时既未接到上级指示，又没收到陕北台的稿件。如果等待中央的指示或收到稿件后再播，就会导致党中央的声音中断。“决不能让党中央的声音中断！”新任军区通信联络分局副局长的王士光果断地指挥开机，邯郸台接替了陕北台。正当胡宗南在延安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时候，广播里又传来了“兄妹开荒”的前奏曲，“陕北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接着是新闻，随后是其它节目。这使蒋介石大为恼火，也使胡宗南摸不着头脑。从此，“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在沙河村一直播音到1948年5月23日。它以铿锵有力的声调向世人昭示，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诞生。

　　947年8月，为表彰邯郸台成功接替延安台这一特殊贡献，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政治部作出一项特殊决定：为王士光记特等功一次，授予“特等功臣”锦旗一面、“人民功臣”银质奖章一枚。(来源：解放军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