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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评论:走出对台湾问题认识的三个误区

http://jczs.sina.com.cn 2004年05月19日 09:19 舰船知识网络版

  最近,台湾问题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这里,笔者就几个涉台的相关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关于“底线”问题

  一些媒体以及部分学术刊物,在谈及台湾问题时,往往会以“底线”一词,用来表
示大陆一方能够忍让或接受的最后条件,这些媒体的初衷无疑是好的,是想表示大陆方面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强决心。但如果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底线”一说,弊远大于利。

  首先,预设“底线”,会减少大陆方面政策的灵活性,并给“台独”势力以渐进式“台独”的空间。“底线”是一方能够接受的最坏情况,底线之前是“和”,底线之后是“战”,没有其它的选择。但事实上,现状距离“底线”(这里暂且认为“正式的、公开的台湾独立”就是底线)之间,还有大片的中间区域,有“底线”之后,当“台独”势力在中间区域上推进又尚未突破“底线”时,“战”,显得过早;“和”,又显得无奈。和战之间,缺乏其它遏制“台独”势力推进的有效手段。有人提出此时使用各种威慑手段遏制“台独”势力,但是在对方确认你并未认真进行战争准备时(真正的战争准备规模是很大的),尤其在对方知道你的底线时,威慑是不会有效的。此时,我们就面临或者被迫提前使用武力,或者妥协忍让的选择,而最终选择的结果几乎肯定是后者,这又会引发或纵容“台独”势力的下一轮渐进式推进。如此,如果确立了“底线”思维,我们决策过程中的可选择项会大为减少,所面临的往往是自己造成的两选一局面。

  其次,“底线”的界定缺乏可操作性,且会限制大陆对台政策的主动权。所谓“底线”,无非是指“和战”之间的分界线,但这条底线并不象国与国的边界那么清晰,而是一条社会科学中的假想线。这就决定了它大致位置清楚,具体位置模糊的特性。比如假设说“台独”是底线,那么什么算“台独”?是台湾当局领导人讲话宣布“台独”才算,还是必须要台湾地区修改所谓“宪法”后才算?即使是“修宪”,也存在着改不改国号,改不改领土范围等种种差异。

  从已有的经验看,只要我们坚持有一条底线,就会发现对方可以不断的淘空这条底线,直至这条线名存实亡为止。因此,底线在实际操作中是缺乏可操作性的。此外,战争必须以战争准备为前提基础,而良好的战争准备不仅是长期复杂且高代价的,在后期还是不可逆的。那么,如果存在和战之间的“底线”,战争准备的“底线”又将在何处呢?假设“台独”势力接近“底线”而又未突破“底线”时,国家是否投入战争准备,准备到何种级别?如果战争准备不足,则即使“台独”势力突破“底线”,我们也只能等待战争准备完成再有动作,而不能打无把握之仗,这就意味着在相当时间内只能坐视台湾独立的现实。如果战争准备进入很高层次,而“台独”势力又暂时不再推进,不碰“底线”,对于国家又是一个长期而沉重的负担。这种局面下,海峡两岸局势变化的主动权将不在我们手中,而由“台独”势力所掌握,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被动的。假设真的出现这种尴尬局面,那么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事先预设了“底线”的存在,而“底线”本身就是一种防御性的、被动政策的产物。其实,如果进行反向思考,只要我们不提“底线”一说,而是主动进取,对统一手段认真准备,准备到位(这种准备是一次性的),那么无论对方是“台独”势力,还是“维持现状”派,都必须服从我们所提出的统一要求。两岸局势变化的主动权也将在我们的手中牢牢掌握。

  总体说来,在“底线”问题上,笔者认为,面对渐进式“台独”的发展,我们应当摈弃“是”或“否”,“0”与“1”的“底线”思维,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随渐进,随反渐进”,把对“台独”势力的打击、遏制经常化,甚至可以将统一进程“渐进化”,统一手段“多样化”。如此,可以极大的丰富我们处理对台问题的手段,增强我们处理台湾问题的主动权。

  关于“理由”问题

  很多情况下,一旦提到“绝不放弃武力统一”的问题,往往会附加一些条件,也就是假若使用武力时的理由,如“台湾宣布独立”、“台湾问题久拖不绝”等。应当说,如果使用武力,一定是有条件、有原因的,但动武的理由不应当,也绝不可能仅仅限于已经公布的条件。不能因为我们没有说过在某种状况下要使用武力,就允许“台独”势力造成这种状况。更不能给“台独”势力以以下印象,即:只要不涉及大陆提出的几项动武理由,就可以肆意妄为。

  这里首先有一个法理问题——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法律地位,无论在国内法还是在国际法上,都已经是明确的”,“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了实现两岸统一,中国政府有权采用任何必要的手段”(见《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使用武力统一祖国,是完全符合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具有完全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分裂”状态本身就可以作为使用武力的理由,而并不一定再需要什么其它的特定理由。

  其次,这里也存在实际操作的问题。之所以要在动武选择中附加几项条件,是因为一旦出现这几种情况,“台独”将必然成为最终结果,国家领土将被正式的、几乎永久性的分裂出去。但历史是不断发展的,随着形势的变化,还可能出现新的情况(且可能不止一种),也能够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这样一来,如果还坚持依照附加条件行事的话,就必须要对动武原则经常加以修改增添,且很多无法预料的情形,根本不可能事先被写入附加条件中,这也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制订一个完善的“动武理由清单”。因此,非要等事先给出的情况出现时才使用武力解决,是教条和不现实的。

  最后,还是一个主动权问题。如果我们将使用武力的条件,局限于已经提出的几个前提之下,那么当“台独”势力以其它形式推进“台独”进程时,武力将无法对这些新的“台独”举动产生威慑,对于这种未列入动武理由的“台独”举动,我们可以选择的决策方案也就局限于少数软性手段,甚至只能默然视之,这无形中也失去了部分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事实上,使用武力本身可以分为很多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手段,可以解决不同的问题。只要把思想上的条条框框打开,可供决策过程挑选的方案,也就大为丰富了。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动不动武取决于台湾”的说法,只能理解为“台湾人民的选择最终决定了统一的方式”。如果理解为“动不动武取决于台湾当局”,则是危险的。因为这其实也是一种放弃主动权的行为。如果动不动武“取决于”台湾当局,那么台湾当局的态度变化、阶段性决策,甚至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一言一行,就都可能影响到大陆方面的对台政策、战备建设等重大事项,这无疑是被对方牵着鼻子走。这在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中,是异常险恶的局面。

  总之,在动武理由问题上,笔者认为,有道义基础和法理基础作为保障,有事实分裂的状态作为现实。使用武力完成统一大业,并不需要什么特定的理由,更不能用“理由”束缚自己的手脚,使得自己丧失主动权。

  关于第三方势力

  毫无疑问,台湾问题,存在着第三方势力。因此,影响第三方势力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是必要的;借用第三方势力解决台湾问题,是可能的。但是,这其中应当注意两个问题:

  首先,对第三方势力的借用,只能是策略性的,绝不能把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方势力上。解决台湾问题,说到底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部分的借用第三方势力解决台湾问题,有可能取得策略上的成果,但这里要看到两点,一方面,这第三方势力的协助,很大可能也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出于某种暂时利益。而不是出于其决策层的长期计划。从长期来看,该势力很可能是不支持中国统一事业,甚至变相支持“台独”势力的。在关键时刻,它会站在哪一方,我们更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要看到,过多的借重第三方势力,可能会加重该外来势力在台湾问题上的发言权,这在台海局势发生大的动荡时,对我们是不利的。因此,对第三方势力的借用,一定要慎之又慎。

  其次,应当严格防止台湾问题国际化。台湾问题的定位,依旧应当明确为我国的国内问题,这一点是我们长期以来各种涉台政策的基础,一旦这一点发生变化,我们的整个政策都要发生根本转变。要防止台湾问题国际化,就必须严格立场,在借用第三方势力解决台湾问题时,要尽可能不留后患,不开先例。不能给国际社会留下别国可以对台湾问题进行评判甚至调解的印象,否则,一旦在反复借用第三方势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某种类似惯例甚至机制的东西,就有可能造成外来势力对台湾事务的干涉,最起码可能会增强外来势力干涉台湾问题的信心和决心。这从长远来讲,对统一事业是非常不利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以前国际形势不利于中国,因此要防止台湾问题国际化,目前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发展,中国与各大国的关系都处于良好状态,因此可以让国际社会参与促进中国的统一进程。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其实是一种对国际关系的片面判断。国际形势的“好”与“坏”,中国与外国关系的状况,都不是静止的。它们都有可能在一两年、两三年之间,由于种种原因而发生重大改变。台湾问题目前还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如果我们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且形成了国际化的机制,以后国际形势有变,我们希望独立解决台湾问题时,再把它当作单纯的内政问题处理,困难就大多了。因此,归根结底,解决台湾问题,不能指望第三方势力,而只能靠我们自己。

  结语

  总之,笔者认为,在对台问题上,我们目前最迫切的,是应当紧紧抓住解决问题的主动权,要争取能够控制台海局势的发展方向。在这种背景下,给自己设定所谓“底线”和“理由”,都是一种自我束缚的方式,我们不能在现实局面本已紧迫的情况下,还为决策过程添加人为的思想枷锁。至于把希望寄托在第三方势力上,更是一种不现实的想法。台湾问题要获得比较完满的解决,只能依靠我们立足于最困难最危险的局面,立足于最坏的局面,踏踏实实进行准备,以实力求统一,以实力求和平,努力夺取斗争的主动权。而绝不能靠不切实际的打算和一厢情愿的幻想。从过去的经验也能够看出,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在遇到困难时,凡是立足于最困难的局面进行准备,把解决问题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就能够比较好的渡过难关;凡是把希望寄托于别人身上,或是自己产生思想认识误区而放弃主动权的,就往往会遭到重大的损失。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应当切实牢记。(作者:刘华)原载《环球》杂志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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