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恩泽

　　当今世界属“智战”时代，知识含量猛增，智能比例剧升，战得更巧，打得更精。研究和探索其普遍性、规律性和时代性，尤其是研究和探索军事与科技的发展与互动，十分有益。基本地说，军事与科技的互动是“火车头”与“推进器”的关系——军事是科技的火车头，牵引着科技的发展；科技是军事的推进器，推动着军事的创新。

　　军事是科技的“火车头”

　　军事需求，如高山一样代表着科技发展的高度，因而军事素有科技的“聚光镜”之称。

　　对军事需求的牵引作用，马克思说得最明白：“人类大规模地运用机器，开始于战争”。历史事实充分说明，正是在军事需求的刺激下，一些主要的科学领域才得到发展，制成了许多技术装置。而今天，没有这些装置，无论社会生产还是生活，都将不可想象。弹道学、概率论、雷达、自动系统、飞机、空气动力学、火箭……都是当时作战需求的焦点。就连工程(Engineering)一词最早在18世纪出现时，也是专指兵器的制造和服务于军事的工作。工程师(Engineer)，也是首先在拿破仑(1769—1821)开办的军事学校培养的。著名的美国西点军校更是美国工程教育史上第一所工程技术学校。如今，美国坦承其坚持的“军事模式”是：“将安全建立在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技术之上”。

　　放眼望去，今天许多“民用”科技的亮点和高峰，原来都是“军用”科技推广的结果。例如：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在哪里？一说是1946年2月14日在美国开始运行的ENIAC；一说是1944年在英国开始运行的“巨人”。但是，不管怎样，英国是为了破译密码，美国是为了计算弹道，两个最早的计算机都是为了战争。当今风靡世界的因特网，前身正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主持研制的ARPAnet。人们现在很熟悉的GPS导航系统，同样来源于军用。今天的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航天大国，原来也都是借助于更早的德国V—2火箭。德国在V—2工程中动用了两万多名战俘，并在对伦敦的袭击中使2000多人丧生。当1945年2月，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艾森豪威尔突然接到了五角大楼的“纸夹作战计划”：立即进攻位于波罗的海的佩内明德，不惜一切代价搜寻德国火箭专家和所有技术资料。几乎是同一时间，朱可夫等也接到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秘令：抢在美军之前占领佩内明德，将所有从事火箭研究和制造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以及技术档案和设备通通集中起来运回苏联。

　　反过来说也一样，忽视了军事需求，就等于忽视了灵魂。例如：虽然美国的火箭专家戈达德今天在美国受到了尊敬，以戈达德的名字命名了航天飞行中心；但当初在美国他却一直受到嘲笑，无声无息。他的理论首先在德国受到了重视，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原因就在于德国的军事需求。美国五角大楼突然宣布取消耗资380亿美元的“科曼奇”直升机研制计划，使这个花费21年和80亿美元，至今尚未生产出一架可用直升机，号称美国陆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宣告流产。什么原因呢？原来这种双发动机、双飞行员，有隐身性能的直升机是准备拿来与苏联和华约国家作战的，已经属于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过时”的武器装备。而现在，美陆军需要的则是轻型、灵活的直升机，拿来与恐怖分子和游击队作战。况且，原来每架定价是1200万美元，现价已升高到5890万美元，这样一来，原来可买2000多架的计划，势必减少到600多架。其实，这种“该叫停时就叫停”的例子在美军的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例如，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研制的，当时已耗时12年、耗资15亿美元的B-70轰炸机，就被国防部长勒令下马了，原因是对军事需求没有论证清楚，不符合当时贯彻的“确保摧毁”战略，没有满足“安装更多核弹头”的要求。

　　科技是军事的“推进器”

　　科技推动，如大海一样代表着军事创新的深度，因而科技素有军事的“催化剂”之称。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对科技的重要性有过经典的阐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共产党宣言》)。至于现代科技革命对军事革命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美欧文斯上将说：“那种认为军事革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说法，只不过是想要坚持老一套的做法而已。而老一套的做法已不再与我们能够拥有的新型军队相适应。我们应当大步向前跃进，因为美国拥有允许向前跃进的先进科技”。

　　以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为例，法国《快报》评论说：“实时指挥进攻，卫星通信，夜视镜，GPS制导炸弹，无人驾驶飞机……高科技正在冲击着美国的军事战略。”文章认为，伊拉克战争是现代战争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陆海空三军联合部署从此变成可能，而“高科技战争的装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先进程度，正是美国有恃无恐的原因所在。”

　　反过来说也一样，不懂科技就不懂战争。例如，英法战争期间，拿破仑在海上屡战屡败，这时，美国发明家富尔顿向他建议：把战舰的桅杆砍断，撤去风帆，装上蒸汽机，把木板换成钢板，就能战胜敌人。可是这位科西嘉人，面对着这个至关重要的陌生问题却想，船没有帆还能走么？木板换成钢板会不会沉没？拿破仑眉头一皱，把富尔顿轰了出去。历史学家们在评论这段历史时认为：正是由于拿破仑缺乏见识，而使英国免遭法国的入侵。如果当时拿破仑郑重考虑富尔顿的建议，18世纪的历史就得重写。这段话，正是当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萨克斯，在面交爱因斯坦的信给罗斯福总统建议研制原子弹时讲的话。海湾战争期间，萨达姆的最大失误之一就是头脑里还是过了时的攻克柏林和两伊战争的图景，没有估计到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精确制导，没有想到：伊拉克会议大厦被炸毁,而200米外的拉希德饭店却完好无损；穆珊纳空军基地夷为平地，而一街之隔的火车站却未动毫发。

　　其实，像拿破仑、萨达姆这样犯不懂科技错误的还真不少。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后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曾怀疑地评论过：“坦克是疯子的发明。”法国著名军事家福煦曾这样评价空军：“飞机可能是很好的运动器材，但不适合军队，它在战争中派不上用场。”德国军事家施利芬在评价19和20世纪之交军事技术发展的可能性时，竟认为：“所有能想到的都已经做到了。

　　军事—科技“共同体”(STM)

　　深入地说，由于“军事是个大系统”和“科技是把双刃剑”等诸多因素，解读军事与科技的互动并非易事，但借鉴声誉日隆的“大智慧”——《科技社会学》(STS)，即以“科学、技术和社会的互动机制以及和谐、协调发展”为主旨的原理。其重点具有如下性质：

　　整体性。由于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与军事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到了必须从整体上、宏观上去讨论它们关系的时候了。这不禁让人想起当年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话：“我有1000名能够建造金字塔的专家，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值不值得建造金字塔。”

　　内在性。人常说：高科技在军事中的应用，出现了大量的高科技武器，因而改变了战争的面貌。但其中不免含有：军事只是把科技从外在“拿来”，为我“所用”的味道。而今则不同了：科技竟然对战略、战役、战术……产生了无孔不入的影响，已经在军事内部作为“内在主体”而“融合共生”了。

　　交叉性。军事与科技的整合，也就是军事与科技的交叉。特别应当注意的是：现代学科的交叉已经不能用简单的层次结构来描述了。多重的交叉将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开放的“丛”结构，意味着错综交叉，难解难分，相当于在学科之间再“插入”新学科。这个过程将使学科之间不断地密集，也使我们的认识更符合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

　　创新性。军事要创新，科技也要创新。但两者越是隔离，越难创新，而军事与科技紧密整合，才是创新与发展的捷径。这倒是应了《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话：“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建立起的部门之间，被人忽视的‘无人区’。”

　　意味深长的是：作为当代“大智慧”的《科技社会学》(STS)，其公认创始人美国的默顿，在办公室里却挂着马克思的画像，并坦率承认：“我认为，几乎无可置疑，最早把注意力放在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上的人是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