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庐江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夏冬波

　　淮军将领的故乡主要在庐州府。以庐州府西乡“三山”(今肥西县的大潜山、周公山、紫蓬山)和庐州府南乡“三河”(今肥西县三河镇及其以南的庐江县一带)最为知名。西乡“三山”淮军将领的代表人物是肥西籍的刘铭传、张树珊和张树声兄弟、周盛波和周盛传兄弟；南乡“三河”淮军将领的代表人物是庐江籍的吴长庆、潘鼎新、刘秉璋、丁汝昌。淮军招 募最早的四营：铭、树、鼎、庆四营，“三山”、“三河”各占一半。

　　由于“三山”和“三河”当时均属庐州府，且相毗邻，因地缘的关系以及咸丰初年对抗太平军的需要，庐江和肥西的淮军将领之间联系十分密切。如庐江籍淮军潘鼎新、刘秉璋少小即客居肥西三河镇，并且从潘鼎新之父潘璞上蒙学。然后一同逃学至京师拜李鸿章父子为师。庐江的吴长庆在其父吴廷香于咸丰四年(1884年)八月与太平军作战，殉难于庐江城之后[1]，率其父所带团练余部，依附于肥西解先亮部[2]，常年在肥西、舒城、庐江三县一带，与太平军对抗。解先亮部后又多被编入吴长庆的庆字营。至于丁汝昌，则家居三河镇仅十几里路，可以说三河对于丁汝昌来说，则更是家门口的城镇了。那么，肥西的淮军，对庐江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来看看刘铭传的两首《庐江道中》[3]的诗吧。

　　其一

　　青年作客喜归还，

　　车马纷纷入故关。

　　行到近乡无几路，

　　从人指点望家山。

　　“青年作客喜归还”，诗一开篇，即流露作者到庐江作客访友后十分高兴地返回家乡的喜悦心情。

　　据《庐江县志》记载：庐江县在清代有古道11条，其中有一条从罗家埠往西北至三河、合肥。刘铭传当时行走的庐江道中，当指接近于肥西三河的这条古道。

　　其二

　　马前父老拜纷纷，

　　争把壶浆供大军。

　　昔日江湖曾落魄，

　　吹箫时节几人闻。

　　因刘铭传对以上二诗未署写作时间，我们不能确断作者作于何时，但可以肯定，这第二首诗，肯定是刘铭传已作为淮军将领后，凯旋而归时的情景。你瞧：刘铭传从庐江道上下来，“马前父老”当指是附近的家乡人了。那供奉壶浆的热闹场面，令作者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他在故地落魄时的凄凉之景了。

　　从以上刘铭传的两首《庐江道中》的诗中，我们知道刘铭传是不止一次到过庐江的，并且在庐江有不少好朋友。庐江，在刘铭传的心目中是有好感的。

　　而在距肥西县三河镇以南十几里的庐江县石嘴头镇(距罗家埠10余里)，就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家乡。

　　本文试图就刘铭传与丁汝昌的关系，作一浅探。

　　丁汝昌，字先达，号禹廷。道光十六年十月初十日(刘铭传生于同年七月二十七日)，生于安徽省庐江县丁家坎村一户贫穷的农民家庭。幼失父母，不满10岁即外出帮工，替人放牛、放鸭、摆渡、磨豆腐，饱受生活煎熬。他“少卓荦，负奇气”，[4]“咸丰荒旱，父母亦逝，太平军过庐邑，掠人入伍，汝昌被掠，从至皖城。”[5]隶属桐城程学启部。与程学启志趣相投，倾怀效能。咸丰十一年二月(1861年3月)，在曾国藩率湘军围攻安庆甚急时，程学启率部投降，丁汝昌也在其中。同治元年(1862年)，程学启所率开字营，又被编入李鸿章淮军。[6]旋赴上海，与太平军作战。同年八月，程学启率丁汝昌开字营与副将刘铭传铭字营同太平军战于四江口，刘铭传见丁汝昌“骁果异之，乞置帐下”。[7]仍充哨官，统亲兵100人。不久，刘铭传又令丁汝昌统领马队，升任营官，后授参将。太平天国失败后，丁汝昌升为副将。随后，统先锋马队三营，随刘铭传北上，与捻军作战。丁汝昌所率淮军骑兵纵横驰骋，每战必胜，捷报频传。同治七年(1868年)，捻军失败，丁汝昌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忄办 勇巴图鲁勇号。[8]丁汝昌就这样在刘铭传麾下由一名哨官，成长为一名淮军高级将领。这是丁汝昌开始从军生涯后的第一次崛起和成功。也与刘铭传的培养和提携是分不开的。

　　可是，好景不长。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决定裁兵节饷，刘铭传打算裁去丁汝昌所部马队三营，将他置于闲散。在“兵为将有”的年代，丁汝昌表示了强烈的抗拒。“汝昌时别屯，陈书抗论，刘怒其梗，命将召至而戮之。有相告者，汝昌亟率亲信十二人乘马驰归里。”[9]刘铭传的暴烈脾气是众人皆知的。丁汝昌的致书抗争，差点丢了性命，幸亏有人相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丁汝昌星夜率十二名亲信乘马飞驰故里。衣锦还乡，英风豪迈，遂将战马、钱财分与相从者。对乡亲故旧，多有周恤。于是在宅前修月牙塘，于宅后垒假山、置榭亭，栽桂树数株、桔园一片、梅林数亩。陶情诗酒，寄兴博弈于其间。其时外患频仍，丁汝昌既罢职归里，身为大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隐于乡野，不能为国效力，居常愁闷，时发牢骚。其妻魏氏，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位秀外慧中的好女子，她常常宽慰丁汝昌说：“家有薄田数亩，足以饱腹，大丈夫建功立业，自有时也，姑待之。”[10]就这样，丁汝昌在乡间闲居了三年。

　　光绪三年(1877年)秋，正当丁汝昌在家愁眉不展，仕途偃蹇之际，接到朝廷兵部公文，因陕甘回民叛乱，拟起用淮军旧部征剿，命令丁汝昌“给资赴部”，[11]军前听命。丁汝昌于光绪三年(187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寒喧问切之后，“奉旨发往甘肃差遣。”[12]丁汝昌心里很不是滋味。自忖：陕甘乃西北边陲，天气寒冷，南人多不服北方水土，且左宗棠乃楚军，与淮军积怨颇深，前途难卜。在回程途中，行至天津，丁汝昌多了个心眼，何不顺路去拜谒老上司、老同乡，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一来征求一下李傅相的意见；二来是否能请李傅相谋一差，免得到西北吃苦。李鸿章见到丁汝昌这位淮军旧部将，叙及剿平粤捻各逆之事，高兴之余，感慨万千，并推心置腹地说：“省三(刘铭传)与尔有隙，我若用尔，则与省三龃龉矣。尔宜与之分道扬镳。吾今欲立北洋海军，乏人统率，尔如能赴英国学习海军，毕业归来，当以此任相属。”汝昌避席曰：“谨如命。”[13]几天后，李鸿章向北京提出建议说：“(丁汝昌)回籍措资，行至天津，伤病复发，呈请咨部展限在案。”[14]丁汝昌就这样留在了天津。

　　一个个人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一个海军重要人选的人事安排。其实，当时丁汝昌并不是海军统领最佳人选，可以说，当时很难找到海军统领的最佳人选。[15]但是，正是由于刘铭传在淮军中的极大影响和声望，使得李鸿章对丁汝昌这位老部下不好安置，只好与之分道扬镳。尽管丁汝昌“干局英伟，忠勇朴实，晓畅戎机”，[16]优点颇多，但李鸿章拟用丁汝昌统领海军最初的诱因，是“省三与尔有隙”。即：丁汝昌与刘铭传之间的个人恩怨矛盾。丁汝昌从此由一名陆军将领，走上了统领北洋海军的道路，避免了去西北的苦差，也为自己后半生创造了全新的军旅生涯，成就了丁汝昌人生中的第二次转折。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闰五月四日，诏令刘铭传以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随着中法战争的逐步升级，1884年10月20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发出公告，宣布对台湾港口实行封锁。为打破法军对台湾岛的封锁，增强台湾守军的防御能力，11月1日，淮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所奏，寄发电旨：“南洋派兵轮五艘，北洋派兵轮四五艘，在上海会齐……相机援剿[17]。”李鸿章遂派北洋海军“超勇”、“扬威”二舰，分别由林泰曾和邓世昌管带，于20日夜到达上海，与曾国荃所派南洋海军“开济”、“南琛”、“南瑞”、“驭远”、“澄庆”5船会合。南北洋7舰在上海会师后，正准备援台之时，12月4日，日本政府趁中法战争之机，在朝鲜发起了“甲申兵变”，将朝鲜国王李熙软禁于景佑宫。李鸿章闻讯，电调“超勇”、“扬威”速回北师[18]。因此错过了一次丁汝昌的北洋海军援台，与刘铭传并肩抗法的机会。

　　光绪十四年(1888年)七月，台湾后山发生“番社”叛乱事件，旬日之间，不能平息。刘铭传于1888年8月20日电请李鸿章派北洋海军助剿。电稿中有“卑南被围半月，消息不通，望船眼穿。”李鸿章于8月22日，致电丁汝昌带“致(远)”、“靖(远)”两船速去[19]。丁汝昌于七月二十日(8月27日)，在基隆会见了刘铭传。[20]两人同心同德，重归于好。在北洋海军的帮助下，丁汝昌身先士卒，海陆夹攻。八月初五日(9月10日)，丁汝昌率“致远”到卑南，卸两尊舰炮上岸，助刘铭传部陆军攻剿。八月十六日(9月21日)，叛乱主要据点吕家望被攻破。九月底，彻底平息了王焕、施九缎为首的反抗事件，[21]维护了宝岛统一。

　　后山大捷后，刘铭传奏请赏给丁汝昌头品顶戴，丁汝昌十分感激。光绪十四年十月廿日，至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七日，丁汝昌曾三致《禀刘爵帅》书。他在光绪十四年十月廿日(1888年11月23日)《禀刘爵帅》的信函中，写道：“汝昌自从军以来，凡三十年，备历险艰，绌于赢蓄。长子读书甫见成效，不幸夭亡，仅余中子年已及冠，虽经童试，难以成名。昨承友人顾念，为捐江苏县丞，拟恳宪台附入后山案内，赏保一阶。汝昌身被厚恩，已难报称，又何敢以细小上渎钧聪？第以晚年一线之延，得不代图地步，为日后生发之路。知宪台加爱有素，造就尤深，故敢冒昧为请。”[22]舔犊之情，溢于言表。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12月17日)，上谕：以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52岁的丁汝昌经历了9年的海上生活，在北洋海军正式成立时，终于被任命为海军提督。北洋海军此时已成为远东和亚洲地区居第一位的海上力量。此时的丁汝昌也达到了他人生中第二个辉煌的顶峰。这在很大程度上又与刘铭传的“分道扬镳”有关。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我军陆路一溃再溃，朝廷命刘铭传出山，刘因病未能受命。丁汝昌于9月17日，护送铭军刘盛休部赴朝。返程时，与日舰在大东沟遭遇，两军进行了殊死决战。后因困守刘公岛弹尽援绝，丁汝昌宁死不降，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以身殉国。清廷战败后，被迫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刘铭传闻讯后，悲恸不已，也于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病逝。

　　两位将军，同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同死于光绪二十一年。虽死因不同，但其抵御外侮，忠贞爱国，悲愤疾首，乃绝于世，其由一也。

　　注释：

　　[1]《庐江县志》，光绪十一年刻本。

　　[2]刘体智《异辞录》，中华书局出版，1988年10月第一版，第26页。

　　[3]刘铭传《大潜山房诗抄》。

　　[4][5][7][9][10][13]陈诗《丁汝昌传》，《庐江文献初编》1946年刊印。

　　[6]罗尔纲《晚清兵志·淮军志》，中华书局出版，1997年12月第1版。

　　[8]马昌华《淮系人物列传·北洋海军·丁汝昌》，黄山书社出版，1995年12月第1版，第275页。

　　[11][12][14][16]《李鸿章全集·奏留丁汝昌片》，卷三十五，第1430页。

　　[15]苏小东《丁汝昌与北洋海军》, 1999年《安徽史学》第三期。

　　[17]《中法战争》(第六册)，邵循正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79页。

　　[18]戚其章《南洋海军援台与中法镇海之役》，《中法战争镇海之役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214页。

　　[19][20][22]《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21]马昌华《淮系人物列传·武职·刘铭传》，黄山书社出版，1995年12月第1版，第160页。

　　(作者为安徽省庐江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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