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桌子报纸复印件。1938年，直版繁体字报道中，他的名字前面是“军民模范”、“英勇连长”、“勇将”……国民政府编纂的《士兵读物》将他与明代抗清将领史可法一并收入。广西电影制片厂电影《血战台儿庄》中有以他为原型的连长。

　　而写在脸上的历史，是右眼失明，右耳没有耳垂，半张面孔失去知觉。

　　“过去的事了，有什么好说。”　与事先读到的报道完全不同，现年88岁的李宗岱没有豪言壮语或激昂动作。他平静安详，他退出光环已久。

　　无名英雄，“电影里没有，但希望你们记得”

　　他不说自己，一开口却急于介绍另外三个人。

　　电影里没有，但希望你们记得……”他讲起台儿庄战役中三个无名英雄。

　　身为40军39师、冯玉祥西北部队“杂牌军”的军人，李宗岱的武器只是汉阳造老式步枪，打一枪拉一次。他是炮兵学校毕业生，部队里却没有大炮。

　　“杂牌军”中多是河北、河南、山东人，都有日本人杀死亲人的家仇，大家把大片刀磨得亮亮的，心想只要能够近身作战，就有杀敌把握。来的是飞机坦克。“杂牌军”商量着白天不主动打仗，保存实力，到了夜里，飞机坦克威力大减。另外，天刚放亮时，组织小分队偷袭。

　　他说的第一个人，是当年14岁的轻步兵。面对坦克，“杂牌军”们认为，只有绑上手榴弹，钻到履带下面引爆。炸坏履带，后面的人才有机会登上坦克，炸死里面的日军。“谁愿做敢死队员？”连长李宗岱一声问，弟兄们抢着要去。

　　这边还在策划，14岁的轻步兵已经行动了。他准备把地雷埋在路面下，炸掉过路坦克。还没埋好，坦克已经开到，竟将他活活压死。另外两个弟兄各自绑上5枚手榴弹，只留下一句话：“给俺娘捎个信！”

　　李宗岱亲眼看见两个弟兄焦黑的遗体。台儿庄战役总指挥官、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送了一麻袋一麻袋的大洋到战场，鼓励战士们英勇杀敌。“我们连命都不要了，要钱干什么？”这是李宗岱的回答。

　　李宗岱依然记得两个弟兄，一个叫董安耕，另一个姓刘，那名轻步兵已无人知晓他姓名。

　　“开炮太远了，面对面杀鬼子才爽快！”

　　战争残酷，李宗岱叙述中却更多的是杀敌的痛快。

　　鬼子的刺刀厉害，却最怕碰见大刀。西北部队多习武之人，平时操练，常用假人练刀法。

　　李宗岱炮兵出身，却主动要求参加步兵队伍。“开炮太远了，面对面杀鬼子才爽快！”临沂之战，“杂牌军”缴获日军一门大炮。团长叫来李宗岱，问能不能用。那是日本“大正六年”式炮，山西炮兵学习使用的正是日本大炮。李宗岱装上标尺，锁定目标，一连开了好几炮。“团长用望远镜看着，好欢喜……”溃退日军背部遭袭。

　　台儿庄战役，李宗岱所属40军在庞炳勋率领下迎战日本王牌部队板垣师团。配合李宗仁的既定方案，他们必须坚守阵地，直到汤恩伯的援军到达。第一任连长战死，第二任连长腿部受伤。李宗岱火线升任第4任连长。

　　组织20人“敢死队”，竟有50多人站出来请缨。李宗岱带领弟兄们与日本人“一个屋子一个屋子”打。没有离开台儿庄的当地老人，做了煎饼给战士们送来，“吃吧，孩子。”战士撵他们走，都不肯走。

　　李宗岱挥刀冲在最前面，手刃四五个日本兵，枪击更多。后来才知道，死于他大刀下的，有日军大队长片野。战斗持续20多天，援兵终于赶到时，连队170人剩下29人，杀敌400余人。

　　1938年4月6日，台儿庄告捷，举国振奋。短暂欢庆之后，李宗岱又投入战斗。这次是台儿庄南面葛沟，拔掉敌军一座塔楼。

　　从麦地里匍匐前进。他还记得当时麦子快收割了，高度正好掩盖他们。到了塔楼下面，战士们组成人梯，李宗岱站在顶端。他一回头，掏腰后手榴弹往里掷，说时迟那时快，一枚子弹穿透右脸。

　　应声栽倒。战友将他背离战场。那是1938年5月1日。同年10月12日重庆《扫荡报》报道：“李宗岱失明犹望归队”。

　　这次，他升为营长，转战湖北、河南和安徽等地。在河南沁阳，他使轻机枪，只一梭子弹就打落800米空中一架日本飞机，缴获飞行员身上的护身符。右眼失明以来，他打枪改用左眼瞄准。

　　1942年，日寇扫荡大别山，李宗岱第三次负伤。

　　他捐出政府的巨奖，希望给那些不掏腰包的达官贵人一点“震动”

　　第二次负伤，即右眼失明之后，国民政府奖励21岁的李宗岱2.4万个大洋，按当时价格计算，相当800多两黄金。可是他连同自己的金戒指、金镯子一起捐给了“抗日救亡中国会”。朋友劝他不要“犯傻”，说那么多国民党要员都没有掏腰包。

　　李宗岱认为自己做的就是“抛砖引玉”，希望给那些达官贵人一点“震动”。这件事情果然上了报纸，社会反响很大。倾囊之后，他又上战场。“鬼子还没有打完，我怎么能休息？”

　　内战爆发，李宗岱坚决不打中国人，告病回重庆，摆摊做生意，贩过盐巴卖过水果，解放后到国营干果店当营业员。文革期间，他家里没搜出什么金银财宝，只有一把切西瓜大刀，还被当成留恋战场荣耀、“企图复辟”的物证。所有勋章被拿走，包括那本《士兵读物》。他记忆里只留下开头几句：“忠勇烈士(原文误为“烈士”)李宗岱，为人心直口又快……”后面赞扬他打仗勇敢的诗句，记不得了。

　　即便是从日本飞行员身上缴获的木制护身符，李宗岱也捐献给了抗战博物馆。

　　他目前领取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工资，经济尚能自理。热衷慈善事业，积极为灾区捐款。

　　他的卧室大约五六平方米，一张两层席梦思床垫垒起来的床占了大半，两边堆满书报杂物。一盏破旧吊灯垂挂下来。

　　“现在的结婚证没这么漂亮吧？”

　　李宗岱居住在重庆市一栋老式居民楼里。来访者坐电梯需要买票。他左腿两次受伤，膝盖失去运动功能。视力较弱，眼镜右边是平光镜。很少出门，从来没跟邻居聊过抗战。

　　房间狭窄，堆满书籍、柳体字帖和长子做生意的展示商品。墙上贴着他写的“寿”字，旁边两张黑白照片，两个秀丽端庄的女子。

　　左边是母亲。17岁那年李宗岱揣着家里给的学费，没有去天津南开中学报到，偷偷去保定报考中央航校。没想到报名已经截止，干脆转到山西学炮兵。父母一直以为他还在天津上学。在山西实习时，父亲病故，李宗岱不在身边。

　　母亲一年多没有儿子的消息。直到在南洋做生意的山东老乡，从香港报纸上读到对李宗岱的报道，将报纸塞进被套，带回老家，母亲才知道儿子打日本人去了。

　　这件事情，李宗岱2005年7月初回山东祭祖时刚刚知道。

　　抗战胜利后，李宗岱终于和母亲在济南相见，“好欢喜，流了好多眼泪”。母子相聚两年，母亲更愿意和当八路军的弟弟生活，便又分开。

　　右边照片，是妻子。1941年李宗岱到重庆野战医院疗伤，大学生们自发前来慰问。比他年轻4岁的石淑贤便是其中一个。

　　“等一下，我有结婚证书！”李宗岱忽然转身进里屋，翻了半天，取出一本A4纸大小、红底烫金封面的结婚证书，封底还有一朵凹面印花。“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家……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结婚证上印着诗句，“现在的结婚证没这么漂亮吧？”他笑起来，合上结婚证，忽又叹息：“终是红颜薄命！”

　　干枯的手在颤抖，失明的右眼也流下一行清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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