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日本违反国际条约秘密制造用于作战的毒气，并将大量装有毒气的炮弹运进中国，残害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后，侵华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仍然威胁着中国民众的安全。为揭开这段尘封的往事，本报记者专程前往战前日本的毒气制造基地——大久野岛。

　　乘新干线西行入广岛县界，再从三原转乘去忠海港的列车，下车后便能看到濑户内海。站在港口向远处观望，海中有个独立的、为绿树所掩盖的小岛，周围景色极美，很难让人 相信这里曾经就是臭名昭著的“毒气岛”。

　　行前，记者与熟悉“毒气岛”历史的山内正之先生约定相见，赶到忠海港时，正遇上山内先生忙着接待前来参观的福山市盈进中学的学生。带队老师说，参观“毒气岛”是社会学科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为便于听山内先生统一讲解，我们临时加入了参观者的队伍。山内原是中学教师，退职后出任毒气资料馆负责人，他的名片上写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大久野岛学习战争加害的历史。”

　　从地图上消失的岛屿

　　大久野岛不大，周长约4公里，岛上建筑物不多，从航拍的照片看如同一片漂在大海中的落叶。此岛在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曾作为弹药库，60年代开发成度假村，建有网球场和游泳池，但无人居住。

　　大久野岛与日本军方的联系始于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后，日军“为了保卫军都广岛和军港吴港”，将大久野岛改造成军事要地，在岛上修建了16处炮台。1927年，日军开始在岛上建立毒气加工厂，1929年投产。知情人说，为了掩盖制造毒气的罪恶行径，当时采取了极严格的保密措施，岛上实行24小时警戒，“车子经过都要掩上窗户”，大久野岛从此成了“从日本地图上消失”的地方。

　　直到1945年战败，大久野岛在前后16年间都是日本陆军的毒气生产基地，从这里制造的毒气被运到九州的曾根，在那里被装进迫击炮弹和航空炸弹送往战场。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岛上的毒气生产量剧增。先后制造了糜烂性、刺激性和窒息性等多种类型的毒剂，品种有芥子气、路易氏气、氰化毒气、催泪毒气、喷嚏性毒气等5种，高峰时有7000人在岛上工作，最高年产1200吨。有统计说，大久野岛的毒剂生产总量为6616吨，其中一半被运到国外投入战争，包括芥子气、路易氏气等致死性毒剂大量运往中国。

　　山内先生带领我们参观了几处制造毒剂的遗址。当年供全岛电力用的发电厂厂址现在成了废墟，外面爬满了青藤，没有玻璃的四壁上书写着不少游人留下的字迹，其景象使人想到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在哈尔滨的遗迹。当年遍布岛上的制造车间现在已全无踪影，只留下片片空地，只有从散布各处被堵塞的防空洞还能依稀想象出当时的情景。山内说，当年的数十处设施主要建在岸边，“凡是现在变成空地的地方都是当年厂房的所在”。

　　遗留毒气能杀死全人类

　　由于整个岛屿都由政府环境厅管理，被堵塞的防空洞不能随意打开，里面至今还存放着多少毒剂罐谁也说不清。不过，不远处的“毒气资料馆”较系统介绍了“毒气岛”的历史。该馆是在上世纪80年代由毒气受害者与和平人士共同出资修建的，每年有4万多人前来参观，成为一处“学习历史的和平场所”。

　　资料馆内陈列着各种毒剂容器、液化毒气制造装置、防毒面具和历史资料，其中两份文件资料记载着日军发动毒气战的史实：其一是《中国使用武器战例教科书》，这是一本日本军校使用的军国主义教材，里面清楚地记载着防毒、放毒和辨认毒性的方法，同时列举了日军在中国河北、山西等地发动的几场毒气战；其二是美国公开的日军总参谋长载仁亲王1939年5月13日发给华北方面军司令杉山元的密令，令其在山西地区使用“黄剂(糜烂性毒剂)等特种资材”，“研究其作战价值”，并要求在实施过程中采取措施“绝对保密”，特别是对第三国“更不能承认”。1938年4月11日，载仁还曾指令侵犯山西等地的日军使用装入迫击炮弹内的“赤筒、赤弹”(刺激性毒剂)，做到“使用毒气事实严格秘匿，不留痕迹”。有统计说，二战期间，日本总共发动过2000多次毒气战，直接造成10万多人死亡。

　　记者在岛上参观了七八处当年贮藏毒剂的设施，最大的是长浦贮藏库，曾存放过容量为100吨的6个大型贮藏罐，环境厅立的牌子上说：“从1929年到战争结束，旧陆军在该岛上秘密制造过毒剂，主要制品是芥子气和路易氏气，皆为糜烂性毒剂，使皮肤溃烂，年产量达1200吨。”据调查，二战结束后大久野岛及周边地区遗留约3240吨毒剂和16000发毒气弹，这“相当于全世界的人都能致死的量”。战后在美军指挥下用一年时间做了清理，或投弃海洋，或进行燃烧或就地掩埋。据曾参与过销毁毒剂的帝人三原工厂记载，当时投入海洋的毒液1845吨、毒液罐7447个、催泪剂和喷嚏剂1万多罐，60千克的毒气弹13272个。另外，烧掉和就地掩埋的毒气弹达65万多个。

　　中日人民都是毒气受害者

　　“毒气岛”诉说着毒气战的罪恶。正如山内先生所说，“毒气岛”所反映的不仅是历史，也是现在的问题，“毒气问题是现在进行时”。由于部分毒剂就地掩埋，导致毒性长期残留或渗入地下，当年参加处理的人当中，有不少人患上胃病或肺病过早死亡，不少人至今仍在忍受着后遗症的折磨。在岛北部的工地上，我们看到戴着口罩的工人把掘土机挖出的泥土密封在白色的布袋里。1996年，日本原环境厅对“毒气岛”做土壤和水质调查时发现，当地土壤中含有大量砷化物(俗称砒霜)，污染浓度最大达正常值的470倍。政府被迫投入巨资把受污染的土壤挖出，送到秋田县的工厂进行清理，岛上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曾经深挖6米处理。大久野岛的地下水至今不能饮用，完全靠从岛外输送。在修建海水浴场和防波堤时，发生过多起芥子气和氢氰酸中毒事件，证明岛上及近海地区仍然残留着糜烂性毒气。

　　侵华日军不仅在中国多次发动毒气战，其中包括1942年5月27日在河北省定州北疃村发动的毒气战中，上坂少将指挥的日军往地道里注入毒气，致使上千名居民死亡，而且战败后又把大量化学炮弹投入中国的田野、河川，仅已查明的就有200万枚以上，遍及全中国十数个省市，在战争过去60年后的今天，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仍威胁着中国的和平居民。

　　昔日加害者为历史作证

　　在山内先生的陪伴下，我们来到竹原市的藤本安马家访问。年近八旬的藤本老人现在是“毒气岛历史研究所”的顾问。他从14岁起进入毒气厂工作过3年多。藤本说，战争期间自己虽然没有去中国，但也是加害者，感到惭愧。他说当年参与制造毒剂的人差不多都有后遗症，最多的是支气管炎，患癌症、胃病、肺病的人比正常人群要高4倍。藤本回忆，当时岛上到处都有宪兵监视，不想干的人马上会被送往战场。厂里工伤事故不断，越到战争末期工作量越大。战后自己还被迫签了“誓约书”，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出“毒气岛”的秘密，否则就会被捕。前些年，当他通过电视看到在中国发现的毒气罐时，气得浑身哆嗦，“这就是当年在大久野岛生产的，它还在害人！”于是从1994年开始，沉默多年的藤本开始主动为“毒气岛”上发生的罪恶作证，同时也开始了向中国谢罪的行动。

　　2004年8月，藤本和“毒气岛历史研究所”的同仁访问了中国，现身说法揭露日军暴行。在当年日军使用过毒气的河北省北疃村，他们见到了幸存者李庆祥，藤本紧握着他的手谢罪：“我制造了毒气，我有罪！”而在那场毒气战中失去弟弟妹妹的李庆祥却平静地答道：“侵略是铁的事实，但日本人民也是受欺骗走上战场的，让我们一起尊重史实、争取和平吧！”藤本虽然有严重的慢性气管炎，但从中国回来后释放了压在心中多年的压力，精神特别矍铄。他决心在有生之年为揭露历史的丑恶做一名“证言者”。他说：“我以前是鬼，有了加害者的意识才重新变成人；我以前是作为鬼为侵略服务，现在作为人要为真相而战斗。”(人民网东京电)(人民网驻日本记者孙东民 曹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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