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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行至海拔5100多米哈巴达克大坂时，驾驶员突然感觉身体不适，主要症状是头痛、发低烧。是去康西瓦，还是返回三十里营房？我们再一次面临选择。如果今天不去康西瓦，明天我和王安民必须按计划下山，并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乌鲁木齐。上山前领导已经赋予了我们新的任务，返回的时间是不能改动的。此时，如果我们直接返回三十里营房，真的不知何时才能再去康西瓦。如果我们坚持去康西瓦，驾驶员的病情 是否会发展，并进而危及生命？我们必须要对战士的生命负责任！怎么办？

　　康西瓦呀，康西瓦，想看你真的不容易！

　　我让驾驶员停下车，运用曾经学过的医学知识，查看了一下他的身体，判定他是由于前几天工作劳累，加上高原反应所致，当前不会出现肺水肿等危症。而且，继续向前开，高度也在不断的降低，症状有望得到缓解。我和王安民、林股长交流了一下，决定让驾驶员到后排座位上休息，我或者王安民驾车，继续前往康西瓦！

　　◎ 为了祖国，他们的年龄在青春的花开时节，在硝烟与战火的瞬间定格，永远的18、永远的20、永远的年轻！

　　我们的车子停到康西瓦烈士陵园门前的时候，太阳早已落山，灿烂的晚霞也已消失在西方的天际。落日后，强劲的山风呼啸作响，我们只能弯着身子迎风前行。

　　陵园大体上座东朝西，没有围墙，周围有一些稀疏的绿色植物。整个陵园带有明显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建筑特点，也有高原艰苦环境留下的印记。一些建筑的水泥抹面已经脱落，裸露出的红砖颜色变得很深，准确地讲是成了暗红色，不禁令人联想到鲜血和生命。穿过仅有的两个由砖石砌成的门柱，就来到了纪念碑前。这是一座灰白色的建筑，下面是水泥平台，正中是高约8米的碑体，上面写有“保卫祖国边疆的烈士永垂不朽”13个红色的繁体大字。我们打开纸箱，拿出水果和饮料摆在纪念碑前的石台上。这时，我们发现，石台上早已摆满红烛、绢花和水果，甚至还有一个装着饭菜的砂锅！这些，都是不久前，其他部队人员前来扫墓留下的物品。我们的心不由地升起了一丝宽慰：“英雄不寂寞。尽管时间过去了40 多年，但人们没有忘记他们。”大家不约而同脱下了军帽，以军人标准的立正姿势站成一列，久久地凝视着纪念碑，任凭越刮越大的山风吹动了衣襟、吹乱了头发。“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礼！”在王安民大校的带领下，我们整齐地将上身与地面成水平，形成了标准的 90度直角，并长久地保持着这个姿势。

　　纪念碑的后方是分南北两块排列的烈士墓。一块块高出地面约80厘米的灰色水泥墓碑上，刻有烈士的姓名、生前所在单位、籍贯和生卒年月。每块墓碑的后面都有由一座高原黄土夹杂着暗红色砂砾堆成的坟莹。每座坟莹的高度与形状都基本一致，这说明烈士墓始终得到了良好的维护与照料。有些坟上长着青黄色不知名的小草，在晚风中，时而倒下，时而又顽强地挺起身躯。我认真看了一下烈士的牺牲年龄，发现相当一部分都在20岁左右，有的只有18岁。“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如果他们能够从那场战场中凯旋，那么现在，他们应该是60多岁，儿孙绕膝的花甲老人了。他们也许正在传统教育的会场上，向后来者讲述当年发生在祖国西部边境上的卫国正义之战，赢得数不清的掌声和鲜花；也会和现实中所有的老人一样，享受着夕阳之美的幸福生活。然而，为了祖国,他们的年龄在青春的花开时节，在硝烟与战火的瞬间定格，永远的18、永远的20、永远的年轻！

　　◎ 风向突然变了。原来忽左忽右的横风，变成了以纪念碑为中心的旋风。燃烧中的纸张随风旋转着飘向空中，将我们包围起来，渐渐形成了一个围绕纪念碑高达数米的火柱……

　　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香烟和白酒，在每位烈士的墓前上一支烟、敬一杯酒。轻声说到：“亲爱的战友，我们来看你们了。”泪水， 早已止不住地夺眶而出……

　　林股长和驾驶员拿出火柴，我们4 人紧紧地围在纪念碑前，准备点燃给烈士们准备的纸张。纸的数量很多，有按传统送给烈士们的冥纸，还有陈副团长特意带来的《解放军报》和杂志。整齐地码在一起，高度超过了30厘米。林股长把4根火柴捏在一起，在火柴盒上用力一擦，我们刚刚感觉到一点光亮，立即就被一阵横风吹灭。我们更紧密地围拢在一起，有人甚至把身体伏在地上，试图挡住忽左忽右刮来的山风，但仍无济于事。很快，一盒火柴就划光了，纸却一张也没有点着。而且，我们都发现，风恰恰是在我们划火的那一刻刮得最猛！

　　情急之中，驾驶员拿来了大纸箱，王安民拿出打火机，在纸箱底部的一角轻轻一按，一个因缺氧而呈现出特有的红绿色火苗猛的跳起，并稳稳地站住了。我和林股长迅速拿起身边的黄纸，在纸箱内一张张地相续点燃，然后，又把腊烛放在开始燃烧的火苗上。腊烛很快开始熔化，那红色的腊滴似鲜血、似泪水，成串地快速落在开始燃烧的纸上。

　　祭奠烈士的真情之火，终于在夜风中燃起来了。

　　我们相继把腊烛、柱香和厚厚的纸张投入火中，然后，再一次在烈士纪念碑前站成一列。

　　火，越烧越大。红色的火光，照亮了夜色中的纪念碑， 照亮了方阵般整齐排列的烈士墓，也照亮了沉寂中的康西瓦。

　　这时，风向突然变了。原来忽左忽右的横风，变成了以纪念碑为中心的旋风。燃烧中的纸张随风旋转着飘向空中，将我们包围起来，渐渐形成了一个围绕纪念碑高达数米的火柱。许多没有燃烧的纸张被风刮走，林股长和驾驶员试图把它们收集回来，但这种努力立即被证明是徒劳，在夜风中抓住几百张四处飞散的纸，谈何容易？正当我们为它们不能烧尽，惟恐因任何一点的闪失而不能表达我们对烈士的敬意的时候，再一次出现了让我们意想不到、至今也难以用常理解释的情况：每一次旋风刮过，都有一些散落在纪念碑四周的纸张被卷了回来，翻飞着在空中被点燃，围绕着纪念碑，燃烧、旋转、上升。

　　此时此景，我们的心情已经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大家都笔直地站立着，表情极为庄重地注视着升腾的火焰，注视着被火焰围绕的纪念碑，身体已经与纪念碑、与火焰融为了一体。缺氧的反应、奔波的疲劳和夏夜中彻骨的寒冷荡然无存。火焰在我们的身边燃烧并翻卷着上升，我们全身都感受到了光明与温暖，泪水在被火焰映红的脸上尽情地流淌。一张带火的纸片随风刮到脸上，我仍然保持着立正的姿势丝毫未动。事后发现，脸上被烧起了水泡。但当时，不疼，感觉不到疼。没有动，也没想过动！

　　不知过了多久，火势渐渐地开始减弱。火焰由高到低、火光由明到暗，最后在地上留下了一小堆炭火，一闪一闪的尤如天上的繁星。环顾四周，我们带来的纸张、腊烛和柱香，一点不剩的全部烧尽。而那曾经强劲的风，也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停了下来。黑暗重新回来了，四周异常的宁静。

　　◎ 两个有着近30年军龄、经历过南疆红土地上战火考验、常年参与全军重大训练活动报道的记者，身边带着4套尼康、佳能公司的顶级摄影器材，却没有为康西瓦留下一张照片！

　　驾驶员转身去发动车辆，林股长看着表焦急地说：“时间太晚了，指挥部肯定要派人找我们。”王安民蹲下身子，用一根很短的树枝，轻轻地拨动着越来越小的火堆，我知道，他是想把应该烧的能够烧的都烧完。 我们就这样静静地等待着，直到最后一个火星和上了眼睛。王安民起身后退了两步，向着烈士纪念碑深深地鞠了一躬，又戴上军帽，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我们一步一回头，缓缓地走出烈士陵园。

　　返回的路上，林股长打破了的寂寞：“康西瓦我来过许多次，但今天的情况，我是头一回遇到。”我和王安民没有说话。望着车内的仪表灯在颠簸闪动，我立即联想到了纪念碑前最后的余火。车辆很快经过了昨天我们坏车的地方，发动机轰鸣着翻过康西瓦大坂。向前望去，深夜里，在北偏西的天空中有一片明亮的云，那下边就是我们高原上的“家”。

　　对烈士的祭奠仪式在经历一波三折之后，堪称完满地结束了。但作为记者，我们却因“失职”而留下了一丝遗憾：两个有着近30年军龄、经历过南疆红土地上战火考验、常年参与全军重大训练活动报道的记者，身边带着4套尼康、佳能公司的顶级摄影器材，却没有为康西瓦留下一张照片！从走进康西瓦的那一刻起，我们都抱着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心情，去看望等待我们的战友。我们的身心，已经完全地与高原的雪岭、呼啸的夜风和升腾的火焰融为一体，脑海中只有切切的思念、深深的感动，无法也不可能拿起冰冷的相机，以观察者的身份去按动快门，惟恐惊扰了长眠于此的英灵。

　　回到北京，我查阅了一些不同版本和不同比例尺的地图，都找到了以居民地形式标识的“康西瓦”。我推测，除去康西瓦自身在喀喇昆仑和新藏线的重要的地理位置之外，那些测绘与编辑地图的人们，肯定也有着与我一样的感受。在遥远的喀喇昆仑山上，在那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的确有一个由105位英灵组成的特殊群体。40多年来，他们排着整齐的方阵，背靠祖国的大山，面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栉风沐雨、斗雪迎霜，默默地注视和祝福着从身边经过的每一位战友、每一台军车，以永远年轻的生命和无言的忠诚，守卫着祖国的边疆。

　　　写在前面的话

　　2003年夏未，我奉命赴乌鲁木齐参加全军反恐怖研究性演练。演练结束的时候，同行的记者们纷纷打点行装，开始计划下一步采访活动，我那积蓄在心底多年的愿望也极为强烈地喷涌而出——“上山去”！

　　“山”，在新疆军区乃至兰州军区属于一个专用词 ，它特指南疆军区驻守的喀喇昆仑山脉。那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八月飞雪、四季冰封，道路艰险、人迹罕至，空气中的氧含量不到平地的一半，被医学专家称之为“生命禁区”；那里，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哨所神仙湾，有被称为“西海舰队”的班公湖水上中队，有我们可敬可爱的高原边防军人。每一个从山上下来的边防军人和上过山的记者，都以“神仙湾上站过哨，界山大坂撒过尿，死人沟里睡过觉，班公湖里洗过澡”而自豪。山，在一般人眼里是生命的极限。在他们心里，则是常人难以经历的磨炼与考验，和经历了磨炼与考验之后的荣耀与自豪。2001年10月，我在新疆采访的时候，曾经想过上山，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于是，我向远在北京的社领导报告了上山的想法，得到批准后，立即向负责反恐演练组织和保障的新疆军区司令部机关提出申请，在总参和兰州军区机关的协调下，仅用了不到四个小时，就得到了新疆军区领导的特批。我随即登上飞往喀什的夜航班机， 开始了向往以久的喀喇昆仑之行……

　　我和总参政治部记者王安民大校利用8天的时间，在南疆军区边防某团的全力保障下， 首先是沿着世界上最危险、最坎坷的国家级公路——“219”国道向南蜿蜒而上，越野车上高度表的指针很快就转过了360度，然后穿行于海拔5000以上边防路，亲身经历了山洪、塌方，感受了八月飞雪和高原反应，行程4000余公里，登上神仙湾，走进班公湖，在人们向往与畏惧的“生命禁区”里，“零距离”地接触了我们可敬可爱的边防战友。当我俩面色黑红、满身汗渍，带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和大包拍摄完的胶卷，在一片惊异的目光中匆匆赶上专机回到首都北京的时候，我知道，在我的心底从此留下了一份永远不能释怀的边防情愫。

　　山上艰苦，苦得难以用照片、文字和语言来表达。那缺氧的苦、寂寞的苦、思亲的苦，那执勤的苦、行路的苦、吃饭的苦、睡觉的苦，那贯穿于从日出到日落、从春天到寒冬，渗入身体里每一个细胞生命中每一个时刻的苦，远非一个“苦”字了得！山上光荣，光荣的每一个在上山的士兵和每一个上过山的人都终生为之自豪。当我与面带“高原红”的年轻战士一同站在边境上，望着猎猎飘扬的国旗，那种脚下是祖国的土地、背后是祖国的山河的使命感、光荣感，以从未有过的力量撞击着我的心扉。泪水一次次模糊了取景的眼睛，颤抖的手指一次次按动相机的快门。

　　下山之后，我以最快的速度将照片分别投送给《解放军报》等多家媒体，他们都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版面相继刊发。班公湖水上中队和道路工兵连的干部打电话告诉我，团里一次给他们送上来几十份登有他们巡逻和作业照片的报纸杂志，结果被大家一抢而空，从干部到士兵都将它们作为自己卫国戍边的见证，作为人生最珍贵的财富，非常小心地收藏了起来。“人手一份，绝不外借！”听罢，我手拿电话久久地说不出话。没有想到这些普通的印刷品，会被那些连氧气都吸不饱的边防军人如此的珍惜！同时，也觉得应该从更高的层面和深度，去反映新时期边防军人的风貌。于是，我开始构想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写一组边防行记。写高原的山、高原的湖、高原的路、高原的雪，写那些为祖国安宁、人民幸福而在“生命禁区”站岗放哨的普通军人。

　　记得2000年初，我刚刚进入记者行列不久，我的老社长严小衡，这位军委原装甲兵参谋长严振衡将军的儿子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我讲：“不仅要拍好照片，同时也要写好文章。无‘片’不立，无‘文’不远”。这一次，我是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几个月以来，我一遍遍地回想着山上的情景，一次次构思着文章的内容，思维不时地在北京和喀喇昆仑之间跳跃与萦回，几度信笔由缰，却始终不得其果。 我觉得要写的很多很多，可写的很多很多，但压力也很大很大。每当我漫步华灯初上的长街，徜徉于桃红柳绿的林间，结束一天的工作，融入都市人海之中的时候，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起康西瓦、班公湖、神仙湾。我是带着责任、带着压力，以诚恐诚敬的心情来写作的，因为与边防军人平凡中的伟大相比，我对自己的文笔着实没有信心。《国际展望》拿出宝贵的页码以特稿的形式连续登载，让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不到5年的我受宠若惊的同时，倍加珍惜这次与编者、读者交流的机会。

　　于是，在经过数月的酝酿之后，我动笔了。用真挚的情感、认真的态度去描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尽管文采稍逊，但心始终充满了激情和虔诚。

　　衷心感谢总参军训和兵种部、兰州军区司令部军训和兵种部、新疆军区司令部、南疆军区领导和机关，批准并给子我这次难得的工作机会。

　　衷心感谢南疆军区边防某团领导、机关和全体边防官兵，为我的采访工作提供了全力的支持与保障。

　　衷心感谢《国际展望》的副主编赵楚先生，他年初听完我的高原经历之后，当即约定以特稿的形式连续刊载，并为此文的面世做了多方面策划和组织工作。

　　衷心感谢各位读者，能够读完我的拙作，并期待你们提出宝贵意见。如果有人把记者比作“无冕之王”，你们就是我的“上帝”。□ 总参谋部《现代兵种》编辑 本刊特约记者 吴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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