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中国海军作战软件装备的发源地，第一个舰艇作战软件、第一套舰艇作战软件系统……第一套舰艇编队作战软件系统在这里诞生。如今，他们开发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水面舰艇系列作战软件，已装备海军数十型各类主战舰艇，成为我舰艇战斗力跃升的“倍增器”。

　　同时，这里还是中国海军舰艇作战软件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从这里走出了一批国内 一流的作战软件设计师、质量师和系统工程管理师。他们开设的作战软件学科教学，对上百名舰艇长进行了作战软件应用技术培训，使上千名水面舰艇部门长掌握了舰艇软装备技术和技能，成为海军信息化建设的骨干力量。

　　这里就是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作战软件研究中心。

　　耐得寂寞攻关夺隘

　　作为舰艇作战指挥自动化系统的核心软装备——作战软件，隐含着一支军队的作战思想和战略战术，既是舰艇指挥控制系统的中枢神经，也是多学科交叉的军事高尖技术。西方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装备了作战软件系统。

　　这样的装备用钱是买不到的，唯有自力更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共和国海军统率部决定，在大连舰艇学院组建海军作战软件研究中心。

　　有人说，搞科研的有名有利。但对于大连舰院作战软件研究中心的研制人员来说，名和利都不属于他们。由于作战软件的特殊性，研制开发极其保密，写论文、报奖都受到严格限制。熊吉光等一批老专家，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毅然决然地投身作战软件这个陌生的研制领域，带领一代代软件人不畏艰难，在失败与挫折中勇敢前行，在成功与超越中依然故我，在奉献与牺牲中无怨无悔。

　　研制一套舰艇作战软件系统需要花费的时间，与建造一艘战舰的进度几乎一样，甚至更长。往往是舰艇还未开始建造，作战软件工程已经开始。一套作战软件系统，从方案设计、论证到最后研制成功装备上舰艇，有很多环节需要科研人员亲自到工厂、试验场和海上完成，出差也就成了家常便饭。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里的研制人员平均每人每年出差都在150天以上。他们几乎成了一群“

　　站在新军事变革的桅杆上，极目眺望

　　如此庞大的作战软件系统工程，就像一个个数不清的山头，要完成成万上亿条公式的推理和演算，而且没有经验可借鉴，但软件人没有就此却步。在他们的意识里，是军人就要奉献和牺牲，搞科研就得经受寂寞和挫折。他们心无旁骛，只有无尽的攀登和超越。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以作战软件研究中心为主的大连舰院科研人员，历经数千个日日夜夜，攻克了上千个难题，突破了外军舰艇“单机单控、分别指挥”的指挥模式；创建了一整套覆盖水面舰艇作战全领域的作战模型，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

　　从“人才链”到“人才网”

　　人才是科研之本。现代科技的竞争，归根结蒂是人才的竞争。作战软件研制几乎涉及了当代高科技的各个领域，具有高技术、多层次、多兵种、全空间、高度合成的突出特点。

　　中心成立之初，作战软件研制人才不仅匮乏，而且发展不均衡，有的只会建数模不会编程序，有的只懂战术不懂技术，为了尽快培养出一批拿得出、用得上、能战斗、有闯劲的作战软件研制人员，熊吉光、黄性惠、孙绍光、刘鼎臣等第一代舰艇作战软件专家，采取师傅带徒弟办法，一人带一个，手把手地教，一关一关地过。他们的目标是培养一个作战软件研制群体，形成梯次结构。

　　现在已是作战软件研究中心主任的缪旭东教授，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每次讨论战术思想、准则时，老教授们总会主动邀请年轻人参加，边讨论边跟大家讲授、示范，从建模型、设计思路到编程序，都毫无保留地告诉年轻人。就是在这样手把手地传授下，缪旭东从一个程序员、建模工程师，成长为作战软件研制的领路人。正是老教授们这种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看家本领倒出来，提携后学，才使得我作战软件研制始终后继有人。

　　作战软件系统技术门类多，专业分工细，是多学科多专业交叉的结晶，研制中需要综合运用战役学、战术学、指挥学、军事运筹学、军事装备学与系统工程、决策理论、人工智能和计算机技术等多学科理论、方法和技术。要完成一套结构复杂的作战软件系统工程，仅靠软件研究中心的研制人员远远不行，因此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加盟。

　　大连舰院党委一直关注着作战软件研究中心的发展，学院首长明确表示，要尽心尽力当好他们的“后勤部长”、“公关部长”。为了给作战软件研制人员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学院党委和机关各部门主动服务，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如今，软件人早已经告别旧式小楼，搬进了宽敞明亮的科研楼。这是学院科研部为改善科研条件，自筹资金修建的。今天，一个跨单位、跨学科、跨专业、大联合、大协作的作战软件研制集团，已经在大连舰艇学院形成。

　　良好的科研环境，使大连舰院作战软件研制人才，在纵向上因师承效应形成“人才链”，在横向上因共生效应形成“人才团”，在总体上因合成效应形成“人才网”。大批脱颖而出的研制人员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他们先后共完成了100多项作战软件研制项目，其中超过一半的项目获得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