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我们的根本——杨业功感动中国说明了什么(一)

　　本报记者　陈贤德　何鸣鸿

　　编者按　在探究“杨业功感动中国”的深层原因时，我们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杨业功身上那些打动人心的动情点，恰恰是最能反映人民军队本质特征的闪光点，也是最 能揭示共产党人先进性的基本点。于是，本报记者以《使命，我们的根本》、《英雄，我们的本色》、《崇高，我们的追求》为题，分别采写了3篇述评。也许，这些文字尚不足以概括我军整体的精神风貌，但是，滴水见阳光，一斑窥全豹。透过对杨业功思想和事迹的解读，我们对如何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如何回答打得赢、不变质两大历史课题，如何加速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今天刊登的是这组述评的第一篇。

　　总有一些人物会让我们心潮涌动，总有一些瞬间会永远定格于脑中。2005年夏末初秋，“杨业功”这个名字响彻神州大地，“一二一，出发”的遗言回荡你我心底。

　　他的故事一次次震撼着我们的心扉，他的精神一次次净化着我们的灵魂。从将军到士兵，从军内到军外，从白发老人到莘莘学子，无数人为他洒下感动的泪水。如果这些眼泪能够算作自己财富的话，那么，杨业功无疑是本世纪初中国的一位“巨富”。

　　感情的波澜尚未平复，理性的思索已经开始：杨业功感动中国说明了什么？

　　一个能够感动整个国家的英雄，必定有超乎寻常的力量。这种力量从何而来？杨业功用他燃烧的生命作出回答：力量从履行神圣使命的信念和忠诚中来。

　　中国军人对使命的忠心尽心，换来了党和人民的放心安心

　　感动更容易发生在“同质”的人群中，但杨业功“使命高于生命”的境界，让所有看过、听过、读过他事迹的人，无不产生强烈的共鸣。这一现象看似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只要把它放到历史的坐标和现实的背景中，就不难理解。

　　使命是个神圣的字眼。古往今来，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对使命的理解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因使命神圣而对它无比敬畏、神往。使命在肩，血脉贲张，万死不辞。“海岳尚可倾，口诺终不移。”对不惜一切完成使命者，人们总是敬佩有加。军人履行使命，需要用牺牲和奉献开辟前进的道路，用生命和鲜血编织胜利的花环。杨业功殚精竭虑履行使命的实践引起同频共振，既让人们看到中华民族五千年积淀下来的崇尚使命的精神血脉在汩汩流淌，又让人们看到人民军队忠诚使命的优良传统在不断光大。

　　使命是个光荣的字眼。战争年代金戈铁马、鏖战沙场的军队，和平时期在干什么呢？许多想探个究竟的人们，在杨业功身上找到了满意的答案。当多少恋人把恋情化作草地上的行行足迹时，杨业功却不知疲倦地跋涉在千里雪原；当多少家庭把亲情化作天伦之乐时，杨业功却带着病体辗转在导弹阵地……其实，军人的眼睛里不光有无语的准星，也有孩子的笑、亲人的梦；军人的耳朵里不光有雄壮的军号，还有父母的呼唤、爱人的心跳。但是，至高无上的使命使他们无怨无悔地抛家舍业、离妻别子，白天与武器相依，夜晚与星空为伴。杨业功们让大家懂得了，和平是军人的勋章。和平年代的军人始终在护卫和平，却很少如常人那样安享和平。

　　使命是个庄严的字眼。党和人民在赋予我军神圣使命的同时，也寄予热切的期待；在给予我军莫大信任的同时，也发来一张严肃的考卷。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曾错过了工业革命，如果今天再错过信息革命，就会面临被淘汰出局的危险。杨业功与战友们怀着这种危机感、紧迫感，勇立世界军事变革潮头，在新型导弹部队建设上创造了一个个“第一”，在军事斗争准备上铸就了一个个“之最”，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杨业功对使命的忠心尽心，换来了党和人民的放心安心。祖国为有这样不负重托的军人而自豪，人民为有这样不辱使命的军队而骄傲。

　　军人的价值在履行使命中体现，生命的长度在履行使命中延伸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毛泽东这一思想，为我们从使命出发走近杨业功提供了“路标”。

　　理性是一种透视，一种远瞻。杨业功履行使命的自觉，从根本上说，源于他对使命内涵的理性认知。他知道，使命在身并不等于使命在心，“意味着”更不等于“意识到”。

　　使命意味着信任，而关键是要意识到这种信任，并把信任变成履行使命的坚定信念。使命意味着责任，而关键是要意识到这种责任，并把知责之明变成履责之行。使命意味着挑战，而关键是要意识到这种挑战，并把严峻的挑战变成特殊的机遇。

　　杨业功视使命为天职。他说：“打不赢未来战争，就无法向党和人民交待。”“宁可身体透支，决不拖欠使命职责账。”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杨业功对使命的理解，那就是他那句震撼人心的名言——“使命高于生命”。生命是最可宝贵的，对军人来说，其宝贵不仅表现为它的一次性和短暂性，而且表现为生命是履行使命的前提。但杨业功强烈的使命意识，改变了他看待生命的视角，提升了他理解生命的境界。在他看来，生命的价值应该在履行使命中得到体现，生命的长度可以在履行使命中得到延伸；惟有“生为使命效力，死为使命献身”，才能“活得有意义，走得无遗憾”。尽管杨业功的生命年轮只有59圈，但他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履行使命的实践中，用生命之水浇灌事业之树长青，以生命之火点燃倚天长剑腾飞，因此，他的生命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时间的限制。正如哲学家孟德斯鸠所说：“能将自己的生命寄托在他人的记忆中，生命仿佛就加长了很多；光荣就是我们获得的新生命，其可珍可贵，实不下于天赋的生命。”

　　杨业功对使命的深刻理解和自觉履行，为我们贯彻落实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作出了示范。

　　胡主席对我军历史使命作出的“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重要论述，抓住了军队建设带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军队职能使命论述的继承和发展，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新形势下军队职能、作用和地位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方向。我们在履行谋打赢的基本职能和具体使命时，必须着眼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以解决站立点高的问题，否则，就难以提起纲来，甚至会迷失方向；而要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又必须像杨业功那样，从履行具体使命入手，以解决落脚点实的问题，否则，就会因缺少基础和依托而成为一句空话。

　　凡是有使命感的军人，既不会坐等和平的降临，更不会坐视和平的溜走

　　战争与和平，是任何一支军队、任何一个军人都必须面对的永恒主题。杨业功的使命意识，与他对这个主题的深刻思考密切相关。

　　杨业功深知，“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和平意味着消除忧患，但和平的实现离不开忧患意识。作为一名现代军事指挥员，他时刻想着“何日请缨提锐旅，决战决胜伏强魔”。“当兵打仗，带兵打仗”这8个字，像血液一样溶入了他的全部生命，成为他从军41年念兹在兹、戮力奋斗的信条。

　　“环球事，变数多”。杨业功的忧患意识并非杞人忧天。据统计，从1945年到1990年的2340个星期中，全球只有3个星期是真正无战火的日子。这种状况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有愈演愈烈之势，仅2001年，全球爆发的大大小小的武装冲突就有50余起，大大高于冷战时期的平均每年30余起。战争的危险总是存在，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对军人而言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这种危险缺乏清醒认识而陷入盲目乐观。思想的麻痹松懈，往往比武器装备的落后更危险。

　　杨业功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作为一名军人，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打过仗，最大的幸福是国家处在一个和平盛世。这种遗憾和幸福，不仅透出了他对效命疆场的期盼、对和平安宁的渴望，而且蕴含了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能战方能言和，备战才能免战。一支时刻准备打仗的军队，很可能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一个因没有打过仗而感到遗憾的军人，很可能已经为保卫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军人的这种憾事，正是国家和人民的幸事。因此，一个有使命感的军人，应该像杨业功那样，既不坐等和平的降临，更不坐视和平的溜走。

　　意志因为有了使命意识的支撑而弥坚，使命因为有了革命意志的熔铸而愈强

　　杨业功在履行使命中表现出来的昂扬的精神状态和顽强的革命意志，让许多人为之动容，也给了我们一个深刻启示：使命意识本身不是力量，但能够转化为巨大的力量。

　　杨业功的精神状态，集中表现在“聚精会神，全神贯注；争分夺秒，只争朝夕”这十六个字上。他说：“军事斗争准备时不我待，事事按部就班的作风要不得。”他的下属感叹：杨司令员的时间不是以小时计算，而是以分秒计算。机关的同志给他算了一笔账：按照杨业功的工作效率和实际工作时间，他每年完成的工作量，相当于正常情况的两倍。

　　杨业功“一二一，出发”的遗言，听起来极其微弱，骨子里却铿锵有力。这一生命的绝唱，是他昂扬精神状态的最好写照，也是他强烈使命意识的最后迸发。在履行使命的不尽征途上，他从来没有停下过脚步；在他的人生辞典里，只有“出发”没有“停止”，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每一个成绩的取得，都是下一次出发前的准备。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状态决定了一个人有没有干事业的志气、探新路的勇气和克险阻的士气。没有昂扬的精神状态，即使有了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也会与机遇失之交臂，与成功擦肩而过。

　　“病魔只能摧垮我的身体，摧不垮我的钢铁意志。”杨业功在病床上发出的这句掷地有声的誓言，是他以顽强意志履行使命、以不屈精神藐视病魔的宣言。由于劳累过度，疾病缠身，他几度陷于病危境地，不断挑战生命极限，与死神展开了一场拉锯战。适如郭小川诗曰：“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杨业功虽然走了，但他那令人荡气回肠的意志之歌，将永远被人们传唱。

　　非凡的成功需要非凡的意志，非凡的意志催生非凡的成功。意志因为有了使命意识的支撑而弥坚，使命因为有了革命意志的熔铸而愈强。杨业功的生动实践昭示我们：灿烂的意志之花，必将结出丰硕的履行使命之果。

　　当代军人应当给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把学习当作履行使命的第一需要，经常对自己的素质能力进行“升级换代”

　　杨业功履行使命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忠实，二是有效。

　　饱满的政治热情、良好的主观愿望，无疑是有效履行使命的前提。但忠实并不等于有效，更不能代替有效，而且忠实本身还需要通过有效来检验。能否做到有效，关键是具不具备能力素质。如同过河离不开桥和船一样，没有相应的能力素质，就拿不到通往数字化生存时代的“签证”和“护照”，履行使命不仅不可能有效、高效，反而可能出现低效、无效甚至负效。

　　杨业功说：“职务可以用一纸命令解决，而能力素质需靠学习提升。一名现代军事指挥员，只有经常对自己的素质能力进行‘升级换代’，才能在未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杨业功的这一清醒认识，源于他对“知识爆炸”时代客观状况的深刻思考。据国外权威技术专家测算：人类的知识，目前是每3年就增长一倍；今天人类掌握的全部知识，到本世纪中叶有用的只剩下1%。如果一个人不经常学习，很快就会变成塞满一脑子过时知识的“功能性文盲”。这就意味着，“一学永逸”只能作为追忆的标本陈列博物馆，“以不变应万变”只能作为自慰的

　　在杨业功看来，学习不仅仅是个人成长进步的需要，更是有效履行使命的第一需要；只要使命在身，就必须学习不止，不能因个人进步受限而放松，更不能因个人提拔受阻而放弃。因此，学习之于他，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当有些人忙于应酬时，他忙于学习；当少数人用能否有利于升迁来取舍学习时，他用有利于打赢来激励自己学习。57岁“高龄”了，他还攻读硕士研究生，并在病床上完成了硕士论文。

　　早在20年前，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展望二十一世纪时，就大声呼吁：未来在挑战，军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科学，我们要有紧迫感。今天，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军人，我们都应该像杨业功那样，对学习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否则，将有愧于时代，有辱于使命。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代呼唤风流人物，时代造就风流人物。杨业功式的风流人物因为有人民军队的广阔舞台而一展风采，人民军队的八一军旗因为有杨业功式的风流人物而熠熠生辉。我们相信：在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伟大实践中，必将有更多杨业功式的风流人物涌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