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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贯杰:清代马队与铭军剿捻之运用

http://jczs.sina.com.cn 2005年10月12日 23:18 新浪军事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牛贯杰

  摘要:马队于清代兵制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清朝经制军队八旗、绿营的主要组成部分。近代以降,内忧外患接踵而来,曾国藩、李鸿章在地方团练基础上相继组建湘、淮军,提出近代化的改革方案。近代史研究多关注于军队近代化较为显著的领域,诸如武器、操防、人才培养、水师至海军之转型等层面,对马队的研究则涉及较少。其实,同治年间的剿捻战
争中,双方马队的较量十分普遍。本文通过对清代马队营制及铭军在剿捻战争中的具体运用,从一个侧面揭示清代军队之演进轨迹。

  关键词:马队;兵制;刘铭传;捻军

  骑兵马队是清朝经制军队八旗、绿营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清政权问鼎中原和统一全国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清战争中清军最终获胜,马队骑兵的运用得当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当时清军的武器装备并不比明朝占优,仍以弓矢、鸟枪为主。在明清双方决定命运 的萨尔浒之战中,

努尔哈赤先声夺人,亲率骑兵千人,突破明军防御,5天内阵斩明朝文武官员300余人,士兵45000余人,大败明军。明王朝自此一蹶不振。关于此役清军获胜之原因,后世军事专家分析道:“(努尔哈赤)乘明兵分离之隙,立即以各个击破之战法,集全力以击一路,深知内线作战之机宜,此则清兵致胜之主因。而清初八旗,主为骑兵,行动迅速,运用自如,此又其能达成各个击破之要素也。”

  清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清军马队作用亦非常突出。道光年间平定张格尔叛乱的战事中,清军马队综合运用了警戒、会战参与、有效牵制、乘胜追击等各种战术,可谓经典。清军马队不仅担负警戒之责,充当部队前锋;且以两翼包围及背后迂回策略参与会战,最后发挥机动性强的特点,能够快速、长距离地追击敌军等。

  基于此,清朝统治者对马队之重要亦有清醒认识。康熙帝对马队骑兵训练十分重视,曾“亲率诸皇子射,上亲射二次,发矢皆中。又命十五善射硬弓侍卫等射,次命官兵校马步射”; 雍正帝则认为,“我朝自开国以来,以弓马为制胜之具”; 乾隆帝亦颁旨称“向来满洲兵丁以骑射技艺为重” 。可以说,马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清代历史的发展进程,然有关研究却相对薄弱 。本文拟从清朝马队的一般状况、近代马队营制的演变和铭军马队的剿捻实践三方面展开论述,以求呈现清代马队之原貌。

  一、清朝马队的一般状况

  骑兵是清朝经制军队八旗、绿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骑兵是八旗军中最重要的兵种。八旗制度中规定:

  “满洲蒙古每佐领设前锋二名,亲军二名,护军十七名,拨什库 六名,马兵四十名(内含弓匠一名),步军拨什库二名,步兵十八名,铁匠二名”。“汉军每佐领设拨什库四十名,马兵三十名;步军拨什库一名,步兵十二名。”

  满洲、蒙古八旗佐领下设士兵75名,其中马兵40名,占到一半以上。汉军八旗佐领下设士兵42名,其中马兵30名,所居比例更高,占七成多。

  顺治年间,为拱卫京师,北京城内专设骑兵营,即左翼骁骑营 。此外,汉军藤牌兵及步军营中亦有骑兵之设。

  康熙年间30处左右的驻防八旗中,明确有马、步兵数量记载的有7处。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1 康熙朝驻防八旗马步兵表

  八旗驻地马兵人数(名)步兵人数(名)兵丁总计(名)马兵所占比例(%)

  奉天府2640400304087

  前锦州1505020075

  江宁府4000700470085

  京口2000700270074

  杭州府满洲马兵1564汉军马兵1436700370081

  西安府满洲马兵4000汉军马兵2000700670090

  荆州府4000700470085

  通过上表可见,驻防八旗中马兵所占比例仍在七成以上,西安府甚至高达九成。可以说,马兵无疑是八旗兵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清军马兵数量如此庞大,战马情况又是如何呢?

  清代储马于京师,于八旗而畜之,曰“官马”。 官马有圈马、拴马之分。集中饲养的马匹称圈马。清代额设圈马2400匹,其中:满洲八旗每旗圈马200匹,蒙古八旗每旗圈马100匹,汉军八旗则无圈马之设。拴马则为零散饲养,清额设拴马2000匹。其中,满洲八旗每旗官拴马90匹,蒙古八旗每旗官拴马45匹,汉军八旗每旗官拴马15匹,八旗护军营每旗官拴马81匹,左右两翼前锋营每翼官拴马40匹,内火器营官拴马72匹。

  八旗各营马匹分为骑操马、备差马和传事马三种,总数近7000匹。具体为:

圆明园护军营1000匹,骑操马、备差马各500匹;健锐营1600匹,骑操马、备差马各800匹;内外火器营2300匹,骑操马、备差马各1150匹;前锋营护军营1000匹,骑操马、备差马各500匹;三旗亲军营300匹,骑操马、备差马各150匹。八旗传事马则为776匹。

  如上,京师八旗马的数量大致为11500匹。

  驻防八旗战马数量的情形如下。

  表2 康熙朝驻防八旗战马表

  八旗驻地官员马 数量(匹)兵丁马数量(匹)合计(匹)

  江宁11141201513129

  京口60360436646

  杭州942927510217

  西安14691819719666

  荆州11141218613300

  广州78761356922

  福州31650185334

  上表所示,康熙朝驻防八旗共有战马75304匹。

  表3 雍正朝驻防八旗战马表

  八旗驻地官员马数量(匹)兵丁马数量(匹)合计(匹)

  保定府5353

  沧州7070

  太原府107107

  右玉县1340915310493

  西安府15398

  宁夏府55244885040

  潼关县556

  成都府44249015343

  荆州府10651216813233

  广州府61090409650

  江宁府11431231813461

  京口55860166574

  杭州府8881175312641

  德州9696

  开封府19024002590

  上表所示,雍正朝驻防八旗共有战马95305匹。

  表4 光绪朝驻防八旗战马表

  八旗驻地官员马数量(匹)兵丁马数量(匹)合计(匹)

  保定100100

  沧州100100

  密云288500788

  山海关200200

  察哈尔6767

  张家口19013601550

  热河376600976

  额鲁特1616

  围场260260

  青州31129203231

  德州25250275

  太原150150

  右卫40600640

  绥远41640004416

  开封18624002586

  江宁75985899348

  京口30334113714

  杭州53933923931

  乍浦13550185

  福州31132403551

  水师3131

  荆州103310002033

  西安7531317013923

  宁夏47241124584

  凉州20833423550

  庄浪10017891889

  古城11724002517

  塔尔巴哈台16023042464

  伊犁17225202692

  成都40236004002

  广州26254805742

  步军营官3131

  上表所示,光绪朝驻防八旗共有战马79542匹。

  关于清代绿营兵的战马数量,罗尔纲先生已有详尽研究,兹附引于下。

  表5 清代各朝绿营马数表

  军区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嘉庆朝道光朝光绪朝

  直 隶山 西山 东河 南两 江闽 浙湖 广陕 甘四 川两 广云 贵新 疆附京师巡捕营7467322144932332834813296529741755716610017104161200847247534488217978651238455664728667469533101091622930749393783209962769181442044216554267139277144010944572344232459816997856980389305255901983044442112184956504330977888507268053668352486674830816802450111604198241734206184351951552446042674077381381021899

  各朝马匹总计11500812100310719311443310512282671

  以上诸表显示,清代驻防八旗战马的总体数量基本保持在75000匹至95000匹之间,绿营战马数量则在10万至12万左右。再加上京师八旗马11500匹,清代战马的总体数量在186500匹至226500匹左右。

  除经制军八旗、绿营以外,清代各藩部亦拥有一定数量的战马和骑兵。如内扎萨克蒙古(相当于明漠南蒙古诸部)各旗每三丁披甲一副,每佐领披甲五十人,每年六月该盟长扎萨克等各备兵马阅看。乾隆元年(1736),清廷以“内扎萨克防备牧马甚属紧要”为名,专派大臣前往查阅,且将原先的“六会”分为二班: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三会为一班,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三会为一班,每班各遣大臣一人、司官一人前往阅看。

  清代战马基本保持在20万匹左右,当然是笔庞大的开支。清制对不同种类的战马,有不同的经费供给规定。

  八旗马中圈养马匹的经费供给为:草乾每匹每月给豆八斗,仓米四斗,马乾银二两一钱三分,于秋季买草时支领一半,其余一半按月支领。此外另设马圈公费,即“募雇草夫工食,支领米豆脚价,随时添置一切器具,修补墙屋槽座,日用灯烛煤炭,及笼头缰绳钉掌,灌药等项”,满洲旗分每月给银200两,蒙古旗分每月给银100两,赴户部按月支领。 驻防八旗的马乾由国家供给草豆 ,马甲年饷银24两,马乾银则为每月3两。清代绿营的马兵粮饷比步兵、守兵为高,马兵月得饷银2两,米3斗。马匹草乾则为冬春月支豆九斗,夏秋月六斗,草均三十束 。

  清代对战马控制极严,“寻常盗窃马匹,其罪甚轻;军营盗窃马匹,罪至大辟” 。旗人如有外出私贩马匹情事,该佐领骁骑校罚俸一年,领催鞭五十;如私贩者为家仆,则主人为官者罚俸一年,平民鞭打一百,该管佐领须于贩子名下追银十两给拿首之人。

  为加强战马管理,绿营军专门设立了马匹数目奏销制度。奏销册为四柱,分别记录实在官员例马、各兵骑操马、买补马及倒毙马匹,由各省布政使核明造册,呈报地方督抚,经复核无异后交部。如嘉庆年间,江苏抚标左、右二营并苏州营,额设参将2员,守备5员,千总6员,把总14员,马战兵209名;额设各官例马76匹,各兵骑操马202匹。嘉庆二十一年(1816)新收官例马8匹,朋银买补马34匹。其中,本年官例马倒毙8匹,28匹骑操马在抚标左右营年满马兵陈锦泰等名下倒毙,34匹骑操马在年满马兵郑裕等名下倒毙。因此,本年实在数目为:各官例马76匹,各兵骑操马174匹。

  太仆寺 是清代掌管马政的最高机构,首脑为太仆寺卿,满汉各一人。下设:左司员外郎二,满洲、蒙古各一人;主事二,满洲、蒙古各一人;右司员外郎二,满洲、蒙古各一人;主事二,满洲、蒙古各一人;主簿一人,由满人担任,掌管奏章文案;笔帖式16名,满洲、蒙古各八人。所辖牧场分左、右两翼,均设于张家口外。左翼四旗在哈喇尼敦井,东西百五十里,南北百三十里;右翼四旗在齐齐尔汉河,东西百五十里,南北三十二里。 左、右两翼牧场由察哈尔都统每年查验一次,将所存马匹数目造册送部备查。 此外,甘肃甘州、新疆巴里坤地区亦为清代的重要牧场。

  清代驻防八旗几乎都设牧场,具体情形参见下表。

  表6 清代驻防八旗牧场一览表

  驻防所在地牧场情形放牧时间

  保定初设牧场于任丘县界,乾隆五十一年(1786)改设于静海县属之四党口邨地方,五十七年(1792)又改设于宁河县属之七里海地方

  沧州牧场设于盐山县界每年夏秋出场,春冬收槽

  密云牧场设于丰宁县属乌逊图鲁海溜图地方每年四月十五日出场,八月十五日收槽

  张家口乾隆四十六年(1781)奏准官圈畜养

  热河牧场设于海溜图地方每年五月出场,九月收槽

  青州官圈畜养

  德州牧场设于沾化县界内每年清明后出场,霜降后收槽

  河南官圈畜养

  右卫牧场设于杀虎口外古尔巴尔济地方,长一百十余里,阔五七十里不等每年四月十五日出场,九月十五日收槽

  绥远城牧场设于大青山后,东西阔三百里,南北长二百里每年四月出场,十月收槽

  江宁牧场设于安徽太平府属当涂、芜湖二县境内万春湖地方每年三月出场,至五六月湖水涨漫即将马匹撤回,七月间湖水消落,仍赴场牧放,十月收槽

  京口与江宁驻防马匹一同牧放

  西安牧场设于渭河旁每年夏秋出场,冬春收槽

  杭州牧场设于钱塘江南岸地方每年春季牧放二、三两月,夏季牧放四月一月,秋季牧放八、九两月,余七月俱收槽

  荆州设牧场八处:镶黄旗牧场在城东二百四十里,正黄旗牧场在城东二百里,正白旗牧场在城东二百二十里,正红旗牧场在城东二百一十里,镶白旗牧场在城东一百四十里,镶红旗牧场在城东一百八十里,俱在石首监利县界;正蓝旗牧场在城东北二百四十里潜江县界;镶蓝旗牧场在城西南九十里枝江县界每年秋冬春三季放牧,夏季江水涨发,将马匹撤回

  福州官圈畜养

  广州官圈畜养

  成都牧场设于城东金井湾地方,周围十七里八分

  宁夏设牧场二处:一在黄河西岸平罗县界,一在贺兰山前沿边一带,南起大坝堡,北至镇朔堡每年四月间马匹出场,先于平罗县界之滩场牧放,至六、七月间河水泛涨,移至山场牧放

  凉州牧场设于永昌县属黄城子地方,东西阔六十里,南北长三十里每年冬春二季六分存槽,四分放牧;夏秋二季四分存槽,六分放牧

  庄浪牧场设于平番县属龙潭河地方,东自照壁山乾沟起,西至嵩沟,北自牧毛山根起,南至红山嘴,东西阔二十里,南北长三十六里,为夏场;又西自小沙沟起,东至井儿沟,长二十里,复自小沙沟起,北至牧毛山根,长三十里,为冬场每年冬春二季六分存槽,四分放牧;夏秋二季四分收槽,六分牧放

  巴里坤牧场设于石人子以东,沙山子以西,奎素松树塘一带,除戍防骑操需用马外,牧放马522匹

  吐鲁番牧场设于北山岳欢塔拉克地方,存马六十匹在城餧养外,余马常川放牧

  古城设牧场二处于古城迤南一颗树济布浑地方每年夏秋出场,冬春收槽,收槽时以马四百匹分给左右翼两圈畜养,其余马三百六十八匹常川放牧

  乌鲁木齐牧场设于东山五工口,南山草塔板,西山头

屯河地方,分为六场牧放夏秋二季出场,冬春二季收槽

  伊犁宁惠远城牧场设于呢处浑一带地方每年冬春二季六分存槽,四分牧放;夏秋二季全行牧放

  伊犁惠宁城牧场设于阿里木图沟一带地方每年冬春二季六分存槽,四分牧放;夏秋二季全行牧放

  绿营防兵亦有专门牧场。如乾隆元年(1736),清廷奏准陕西甘州提督在凉州、西宁、肃州三镇各新增牧场一处,每场牧马1200匹,以游击一名为统领。每场又分五群,每群牧马200匹。牧马40匹以千把一名为牧长,外委千把一名为牧副,兵十名为牧人,牧兵每月给银三钱。

  康乾时期,清代的牧场从口外到边疆,盛极一时。康熙四十四年(1705),大学士马齐、张玉书等“巡行塞外时,见牲畜弥满山谷间,历七、八日络绎不绝”,振奋赞呼清代马政局面乃前代未有之事:“宋明时论马政者皆无善策,牧马惟口外为最善。今口外马厂孳生已及十万,牛则六万,羊则二十余万,若将此马与牛羊驱入内地牧养,则日费万金不足口外水草肥美,不费丝毫之饷而马畜自然孳息”。他们甚至提出固定牲畜数额,“以马十万,牛六万,羊二十一万为限”,以免孳生过多,难以收拾。

  雍正十年(1732),署理陕西总督刘于义提议新辟西宁大牧场,奏曰:

  “国家马政为武备之要,连岁西路军需调解马匹,陕甘两省购觅甚难,俱从北路归化城等处解送,不惟靡费钱粮,且长途远涉,难免疲乏瘦损之弊。

  臣留心体访,闻西宁摆羊戎地方可设牧场,随委原任西宁府知府黄澍前赴查勘。黄澍称:摆羊戎周围约三百四、五十里,其间荒地甚多,且骁水草可牧马六、七千匹。又肃州嘉峪关外之花海子湃带湖一带周围约二百余里,水草富裕,至甘州之大草滩、凉州之黄羊川,水草尤属丰裕,皆可设厂牧放。

  臣请于摆羊戎、花海子、大草滩、黄羊川地方各设马厂一处。每厂且先采买骒马一千匹,儿马二百匹,臣查儿骒马西宁口外及陕甘内地尚易购觅。

  如此经理数年,马匹蕃息于边疆,防守永远有益矣。”

  嘉道以降,清代马政渐趋废弛,诸多问题亦暴露显现。

  嘉庆年间,马厂官员敷衍塞责、侵蚀马乾、私卖官马、擅喂私马等各种案件层出不穷。 嘉庆十年(1805)发生了大凌河马厂1345匹马倒毙事件 ;嘉庆十八年(1813)又发生巴里坤马厂2770余匹马倒毙事件 。

  嘉庆十四年(1809),清廷查出古北口提督色克通阿贪污马乾、毁坏草场案件。据查,色克通阿在任期间,委派把总毛大忠等在古北口马厂盖造棚槽200余间,耗银2900余两,使马匹在厂过冬,以图节省马乾。然该处山荒草枯,河冰冻结,以致马匹饥渴交加,疲瘦过度,行走无力,难以归槽。且在槽马匹因麸料不足,均致疲乏。马厂新建棚槽耗费富贵山一带木料10500余件,该处现在树木狼藉,期间发生民人刘添明等盗采案件。嘉庆帝谕曰:

  “马匹关系差操,必须餧养膘壮,每年出青回槽例有期限,乃色克通阿前在古北口提督任内,将出青马匹竟令在牧场过冬,以致疲乏不堪,几于不能行走,而在槽之马因麸料减少,亦俱一概羸瘦,实属逞臆更张,废弛营务;且擅砍官山木植,建盖马棚,以至愚民趁机牟利,结伙入山,大干例禁,其咎均重。色克通阿著交部严加议处。”

  道光时期,八旗圈马制之兴废成为焦点。道光元年(1821),都统英和奏请裁撤八旗圈马制度。大臣托津等人却反对裁撤,主张“仍循旧制”。道光帝对此事作出变通处理,“将现设满洲蒙古圈马二千四百匹内酌拨一千匹,分给前锋营每翼马一百匹,八旗护军营每翼马一百匹;酌拨一千匹交察哈尔永远牧放,以备调遣;余马四百匹令八旗满洲分左右翼每年四旗轮流圈养”。 道光十一年(1831),给事中托明旧事重提,奏请仍恢复圈马制度。他算了一笔帐,“八旗原设圈马每年需银五万七千六百余两”,如今钱未减少,圈马数量却大为缩减,且另拨经费于各军营,未免重复投入,不妨再行恢复旧制。道光帝并未采纳这一建议。

  咸同年间,战事频繁,战马需求大增,而此前马政废弛之状况,使清军陷入调配失灵、马不敷用的窘境。咸丰三年(1853),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提请驻守淮徐清军“就近买马”,停止征调察哈尔战马。他指出,一方面征调来的战马不习水土,另一方面需费浩繁,应行就地采买之策。此建议得到咸丰帝允准。 不久,江西巡抚陈启迈亦奏请各地督抚自行购办战马,不必统一调配,贻误战机。

  咸丰六年(1856),帮办军务的少詹事翁同书痛陈马政废弛之情状,进而提出削减官马的主张:“请令营马量减数成,牧马除借营用,令变价解库”。 具体内容见下:

  “伏思马匹为武备之要需,牧场为边防之重务。承平日久,百弊丛生,马政之废弛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定例额设马兵,即应骑官马一匹,近虽奉议裁汰而例设之马尚多。其马皆饲于官槽,实则徒存册藉之空文,设令数马以对寥寥无几。闻甘肃一省存营之马不及其半,该省系产马之区,尚且如此,他省可知。大抵各省之马乾多入不肖营员之手,一遇征调则各营马兵皆徒步就道,众怨沸腾。军营缺马,高价购买,兵丁益形拮据,是额设之马无补于军兴而徒饱私囊,可为痛恨。今纵不能尽汰其浮冒,亦当于额设营马之中量减二三成。”

  刑部侍郎书元则从另一侧面行裁减官马之道,奏请将大凌河马厂地亩辟为耕地。他提出,近日马政废弛,徒费钱粮,马厂“东西两岸地面辽阔”,应“令附近旗民人等垦种输租,固为筹划经费起见”。然这一建议遭咸丰帝严拒,明确谕曰:

  “惟该处水草畅茂,为历年牧放官马之区,孳生蕃庶利益无穷,若将附近厂地渐次开垦,势必侵占牧养,于马政大有妨碍。著照户部所议,各遵旧制,以重牧务。该侍郎请令开垦之处著不准行。”

  同治年间,恭王奕訢执政,并不甘于放弃削弱放弃马政,决意整顿:

  “军营马队最为得力,然必须膘壮精良,方能致胜。近来马政废弛,积弊日深,以致调赴军营马匹时多疲瘦。若不认真整顿,何以搜军实而挽颓风。责成各牧场大臣等官妥为照料,年终将实在情形据实具奏。如调用时或疲惫不堪,将原奏大臣严加议处,监牧等官从重治罪。若一律膘肥,均准从优议叙,并由各该军营大臣于解到时查验具奏。其军营调取马匹,著责成该厂大臣督率监牧等官认真挑选,派委妥弁解送,并先期知照经过地方官,广设棚房宽储。草料马乾一项,准照例酌加十分之二,地方官不得任意克扣,解马官亦不准额外需索,违则从量治罪。至途中报倒,例有定数。沿途马苑,业已酌加,不得借口例价不敷馁养。如有例外报倒者,照数追赔,数多者照例分别治罪。向来牧厂孳生限三年一均齐,自咸丰四年,经太仆寺奏准暂缓。后历年各该厂仅于年终咨报兵部,并未照均齐例案分析载明。嗣后每届年终,著将孳生数目咨报,并将历届均齐年分由该都统依递核算,造具细册报部,以杜弊混。其京外各营各直省驿站额设马匹支应操差及接递公支均关紧要,并若各该管大臣确切查核,年终具奏。如查有缺额及疲乏等弊,即著后严参办。经此次训饬之后,各该管大臣等务当力求整顿,俾马政日有起色,以利军需。不得视为具文,致干重咎。”

  然其时清代马政已积重难返,恭王的改革实践亦难获成功。“据僧格林沁奏,此次察哈尔两起交到马六百匹,不堪骑用者较多。虽因调拨较繁,牧群内所存无几,而该管员弁平日不能小心馁养,临时率以老弱充数,亦概可知。”

  咸同之际,传统的马政制度至已难收其效,只能愈加腐败没落。如同治四年(1865),太仆寺牧群固山达监守自盗,牧长乌勒哲依达赖胆敢抵换官马十三匹,侵蚀官马十八匹。 至光绪朝,马政制度名存实亡,甘肃各营马厂均“抢掠一空”。

  传统马政制度于近代走到了历史尽头,清代马队营制亦开始发生演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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