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贾熟村

　　刘铭传(1836——1896)，字省三，安徽合肥人。翁同龢(1830——1904)，字声甫，号叔平，江苏常熟人。翁同书(1810——1865)，字祖庚，号药房。为翁同龢之长兄。刘铭传比翁同书小26岁，比翁同龢小6岁。

　　咸丰四年，太平军克庐州，刘铭传在籍筑寨团练自保。六年，太平军为解天京之围，在安徽发动了强大攻势，陈玉成率部包围了庐州，安徽巡抚福济督战不力，奉旨革职回京，以翁同书为安徽巡抚。五月，太平军进攻六安，刘铭传率团练参加战斗。六月，随署安徽按察使、庐州知府马新贻出城作战，由马新贻介绍，翁同书认识了刘铭传。九年八月，太平军攻打肥西，刘铭传配合清军作战，以战功被翁同书保奖千总，授予五品顶带。十一年正月，皖北练总苗沛霖与寿州练首寻仇，围攻寿州，翁同书被困于寿州城内。刘铭传率团练救援。翁同书心怀感激，在给翁同龢的书信中屡屡提及刘铭传其人。同治元年，刘铭传随李鸿章至上海，连年镇压太平军、捻军，被封一等男爵[1]。

　　同治九年，发生天津教案，法国以兵力要挟，六月，清廷命刘铭传兼程赴直隶，统带淮军，以备缓急。九月，刘铭传奏请陛见，获准。此时，翁同龢已是同治皇帝的师傅，官衔已是太仆寺正卿。二十八日，刘铭传陛见[2]。他到京的第三天，就去东直门外南横街头条胡同看望翁同龢，不巧，这天翁同龢因与李鸿藻有约，外出不在家，未能见到。第二天，刘铭传第二次往拜，这一次因去得太早，翁同龢尚未退朝回家，还是未能见到。刘氏的两次登门拜访，使翁同龢大为感动。十月初四日，清廷命前任直隶提督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3]。翁同龢前往刘铭传下榻的法源寺回拜，由于事前没有约好，这一天，刘氏到贤良祠看望也来陛见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了，以致两人又未能晤面。初六日，翁氏又一次往法源寺“再访刘军门，不值。”原来李伯雨要随刘铭传赴陕西，刘铭传到兵部与李伯雨磋商有关事情去了。此外，刘铭传还朝拜慈禧太后，向她谢恩，请训。初九日，翁氏再次“访刘省三，仍未晤。”京官清苦，地方官至京，例须向京官送礼，名目繁多，如节敬、炭敬、别敬等等，十三日，刘铭传到翁宅，与翁同龢告别，这次两人总算见了面，晤谈中，各言仰慕之情，“刘铭传留别”，翁“受之”。次日，翁至法源氏送行，刘铭传已经出京了。

　　光绪六年，中俄伊犁交涉，关系紧张，俄国出动陆、海军进行威胁，清政府备战。命刘铭传迅即来京，备谘询。当时，翁同龢已任工部尚书，奉旨与惇亲王奕倧，恭亲王奕沂，醇亲王奕譞等处理伊犁交涉问题。十一月初一日，刘铭传受到慈禧太后召见。第二天，他递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奏称他“每念中国大局，往往中夜起立，眦裂泣下，恨不能竭犬马以图报于万一也。”“中国自与外国通商以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强也。……而俄地横亘东西，……尤为腹心之患。……此时之持满不发者，非畏我兵力，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且不测。日本一弹丸国耳，……恃有铁路，动欲逞螳螂之臂，藐视中国，亦遇事与我为难。臣每私忧窃叹，以为失今不图自强，后虽欲图，恐无及矣！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以及行旅、厘捐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不可缓之图。”“中国幅员辽阔，……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驱，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而至，虽百万之众，一呼而集，无征调仓皇之虑，无转输艰阻之虞。且兵合则强，兵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各省兵饷，主于各省督抚，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承应，虽诏书切责，无济缓急。若铁路造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节饷裁兵，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若一旦下造铁路之诏，显露自强之机，则声势立振，彼族闻之，必先震讋，不独俄约易成，日本窥伺之心亦可从此潜消矣。”“本年李鸿章奏请沿海安设电线，此亦军务之急需。但电线须与铁路相辅而行，省费既多，看守亦易。或者以铁路经费难筹，无力举办为疑，……今欲乘时办力，莫如议借洋债，……息可从轻，期可从缓。”“查中国要道，南路宜修二条：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俱达京师；北路宜由京师东通盛京，西通甘肃。虽二费浩繁，急切未能并举，拟请先修清江至京一路，与本年议修之电线相表里。”[4]

　　在这一天，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刘省三铭传来，初见也。伊封奏言开铁路事。”初三日，又写道：“刘省三赠虢季子槃打本并其诗一册，比(此)武人中名士也。”初十日，又写道：“刘省三有赠，力却之。”[5]翁同龢热爱古文物，虢季子槃是稀世国宝，刘铭传赠其打本，一定给翁留下深刻印象。

　　刘铭传请修铁路的奏折，得到李鸿章的强烈共鸣和大力支持，十二月初一日，李鸿章上《妥议铁路事宜折》，认为“刘铭传年力尚强，英气迈往，……近见各国环侮，亟思转弱为强，……若蒙圣主授以督办铁路公司之任，……即待其效于十年之后，尤属责无旁贷。”他写信给张佩纶说：“省三回津，日趣复奏铁路事，此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幸于吾党发其端。”[6]

　　李鸿章还写信给醇王奕譞，请他支持修筑铁路。翁同龢为奕譞拟定复信，认为运销煤、铁，实有厚利，其他百货，不能保其销路之加多。田庐可徙，坟墓不可徙。铁路可试行于煤、铁之矿，开垦之地，以及屯军设防之一二口岸。言外之意，就是不同意刘铭传优先修筑清江至京师的铁路。

　　七年正月十六日，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又上《罢议铁路折》。刘锡鸿曾任清政府驻英、德等国使节，亲身接触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却反对引进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他承认“火车实西洋利器，”又认为“断非中国所能仿行”。综其理由：一是无处筹此巨款；二是山川之神不安，旱涝之灾易召；三是委员吏役，自肥囊橐；四是关卡不一，时刻无定，无利可图；五是不利于禁民惰游，节制侈糜；六是借洋债为之，不仅不能裕饷，反而会受累生患，七是铁路即造，必又争言兵不可裁；八是因开矿而造火车，耗资大而利小，八不敷出；九是村愚尤易为惑，民情不可尽恃。最后，他指出：明知不可，犹有建议者，盖由洋匠觅生理者立说相煽，华人之好奇喜新，不读诗书而读新闻纸者附和之；洋楼之走卒，沿海之黠商，捐官谋利者鼓其簧舌怂恿上司，投其所好，以致上闻。刘锡鸿还有《密陈不可借款造路片》，他说出使外国前后，都曾与英国公使威妥玛相见，威妥玛多次对他大谈修造铁路之利，他以无资为辞，威妥玛称英国可以借给，他哂其包藏祸心，告以中国不可愚弄；国之存亡，在德不在强弱。以是知铁路固彼人挟以祸中国，万万不可听从者也。后来，翁同龢看了刘锡鸿的这份奏折，非常赞赏，认为言言中肯。就在刘锡鸿递上此折这一无，清廷发出上谕，称李鸿章，刘坤一等奏，均系为慎重起见；创办铁路，无论利少害多，且需费至数千万，安得有此巨款？若借用洋债，流弊尤多；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听奏，著无庸议。这一轮关于兴筑铁路的辨论即告一段落。[7]

　　光绪九年，中法关系紧张，战争即将爆发，十年三月二十六日，清廷命刘铭传入京，备谘询。五月二十日，刘铭传至天津见李鸿章。闰五月初一日，刘铭传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次日，刘铭传上《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奏称：“自泰西各国争开商埠以来，或占海疆，或吞藩属，无端欺藐，遇事生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中国战不如人，器不如矣，不思改图，后将奚立？朝廷虚怀下问，询及刍荛，仰见圣主廑念时艰，力图振作，无任钦佩。惟自古办极大极难之事，……或狃于成见曲示沮挠，……反谓忠诤之士，好为激烈之鸣。”“若谋富强，图久安，尤非铁路不可，此中利害，臣已于光绪六年具奏，并由李鸿章详细复陈，无庸再渎。”“海防以船为命，无师船即无海防，各国皆然，中国岂能独缓？综计沿海七省，须备兵船百只，方可敷战守。……自海防议起，环顾海内，惟李鸿章一人，留心讲求，选将造器，稍为可观。……朝廷廑念海防，似宜另设海部衙门，于南，北洋，闽、广要区，各设海军学堂，……习业专精，再令出洋游历。……一俟妥筹船费，按岁递加，岁必造船数只。”此外，他还建议：沿海设防，宜分缓争重轻，以期扼要；各海口炮台，亟宜改建，以严防守；长江、太湖水师，急宜改制，以收实用；福建船政局、上海机器局宜加紧整顿，以求实济；筹购大批枪炮，以节经费而免欺蒙；稽查军机，整顿矿务，宜特设军器局，切实经营，以专责成；酌裁募勇，参用练军，以节饷需；严定赏罚，以求将才；设局译刻西书，引导合进，以广人才[8]。

　　五月二十九日，刘铭传已与翁同龢见了一次面。闰五月初二日，翁氏回拜刘铭传。初四日，清廷赏刘铭传巡抚衔，命督办台湾事务，镇、道以下均归节制。[9]十二日，刘铭传请训，即日出都。

　　六月十五日，法国军舰炮击基隆，炮台被毁。十六日，刘铭传督队击退登陆之法军。二十日，翁在日记中写道：“讲铭传电：十五日，小挫。次日，大捷，扑营，我分两路包抄，杀百馀人，生擒一人。”此后，翁在日记中还常常记载有关刘铭传的信息，八月二十二日：“北洋据刘铭传电：十三日，鸡笼失守，伤亡甚多，十六攻淡水，危甚，彼已登岸占一地矣。电旨饬福建往援，催杨岳斌赴漳、泉一带，令刘铭传就地招勇而已。”二十三日，“厦门电：孤拔驻基隆，省三退淡水，十四至二十，炮未绝，台均毁，我军入垒坚守。省三电：危万分，法携机器，自取煤用，无术制之。台南两口亦可虑。”二十四日，“闻淡水已失，刘省三往台南，孤拔追之。”二十五日，“南洋电：十七日，刘五路优兵，攻复基隆，杀法人五百人，夺炮九尊(一云八尊)，夺洋枪三千杆(一云二千)。”九月初一日，“基隆虽捷，尚未收复(早间得之于劻公)。”初六日，“省三甚迫，饬南、北洋由蚶江渡援。”初七日，”刘璈寄四十金，却之。其子浤又送物，受台布三匹，线香廿指，茯苓一个，馀均还。夜，复刘兰洲书，并其子数行，将往台省亲也。”刘璈字兰洲，为湘军左宗棠最得意之人，时任台湾道道员，是湘系势力在台湾的代表，颇有才能，建树不少，惜湘淮畛域甚重，居功自傲，对刘铭传不放在眼下，遇事动辄与刘抗争。十三日，翁又在日记写道：刘璈之子(浤，竹溪，行一)来见，据云：去岁赴越南探情形，历云、粤边疆而归。复回湘募勇七八营赴台，往还三次，今将往台省视云。语未可信。此人一面烟气，狂妄人也。言台事能详，刘道专意陆战，其馀各营，勇皆空额。刘省三专重淮军二营。台绅林维元，巨宦，肯出资募四营，为台北督办孙开华所扰，林竟逃去。又力言澎湖副将周善初冒领饷银寄家云云。(近递说帖于邸)，此人真光怪陆离哉！”二十四日，又写道：“闻赫德等得外国信，云刘铭传不守淡水，被本地人窘辱不敢打仗。”十月二十三日，又写道：“刘省三参刘兰洲掣肘。”后来，刘璈因此被革职，查抄家产。后改为斩监候，又改为流放黑龙江。

　　十三年八月，黄河在郑州决口，灾情极重！清廷命户部预筹的款，以应河工及赈灾之用。户部尚书翁同龢等上《筹措河工赈需用款办法六条》，其中第二条称：“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械器等项及炮台各工拟令暂行停止也。查各省购买外洋枪炮，各项船只，以及修筑洋式炮台各工，每次用款动需数十万两，均须由部筹拔，竟有不候部拨已将本省别项挪用，遂致应解京、协各饷，每多虚悬，迨经饬催，辄以入不敷出转请部中改拨他省。窃计十馀年来，购买军械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兴办，且外省设有机器制造局，福建设有船厂，岁需经费以百万计，尽可取资各处，不必购自外洋。迩来筹办海防固属紧要，而河工巨款，待用尤殷，自应移缓就急，以资周转。拟请饬下外省督抚，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及未经奏准修筑之炮台等工，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清廷批准此项奏折，命各省督抚自光绪十四年起，斩行停止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停筑未经奏准修筑之炮台[11]。刘铭传听到这个消息，喟然太息曰：“人方惎我，我乃自抉其藩，亡无日矣。”[12]

　　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清廷从海军衙门奏，准津沽铁路公司续办津通铁路，将阎庄至天津铁路西接通州，东接山海关。十一月初六日，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六火轮车进呈清廷，当时，紫光阁铁路已筑成[13]。于是，又引发了新一轮的铁路大辩论。张家骧，字子腾，浙江鄞县人。同治元年进士，历任编修、山东学政、山西学政、侍讲、侍读、倚讲学士、内阁学士、工产右侍郎、吏部右侍郎[14]，也是光绪帝的师傅，与翁同龢天天见面，翁称他为“同志同值”的密友[15]。早在光绪六年第一次铁路大辩论时，张家骧已经率先单衔递上《未可轻议开造铁路折》，称开造铁路约有三弊，受到李鸿章的驳斥，申述铁路大利有九。

　　现在，又进行新一轮铁路大辩论，十二月二十一日，翁同龢与侍郎孙家鼐又会奏《电线与铁路相为表里电线即行铁路势必举办然此法可试行于边地不可遽行于腹地折》，反对兴修津通铁路。孙家鼐，字燮臣，安徽寿州人。咸丰状元。历任修撰、侍读、内阁学士、工部侍郎。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傅。[16]

　　在此前后，翁同龢在日记中，也曾屡记有关铁路之事，十二月十五日，他写道：“在朝房晤奎星斋，言铁路事，欲邀余连衔抗疏，婉辞之。然民情恟恟，诚以不办为宜。”二十二日，“庆邸邀余至月华门，云醇邸致意，铁议可停，并托转告同人。……醇邸函来，言已电止勘路，浮言当息云云，颇怪上斋连衔，目为灌夫，意可知矣。”二十九日，“火轮驰骛于昆湖，铁轨纵横于西苑，电灯照耀于禁林，而津通开路之议廷论哗然，朱邸(案：指醇王奕譞)之意渐回，北洋(案：指北洋大臣李鸿章)之议未改。历观时局，忧心忡忡，忝为大臣，能无愧恨！”在翁氏看来，中国出现了轮船、铁路、电灯等新鲜事务，都是他身为大臣的失职，年终总结，不胜愧恨！

　　十五年正月初五日，他又写道：“铁路议仍不得罢。”次日，又写道：“得伯述函，合肥(案：指李鸿章)以铁(路)事颇讪诮，余置之，不足道矣。”伯述，即汤伯述，为李鸿章幕僚，翁氏之亲戚。

　　正月十五日，慈禧太后懿旨谕定安，曾国荃、张之洞、刘铭传等，“前据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奏请，由天津至通州接修铁路，当经降旨允准。嗣据御史余联沅等先后奏请停办。均谕令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会同军机大臣妥议具奏。兹据会商筹议，逐款胪陈，详加披阅，所陈各节，辨较精详，敷陈剀切。其于条陈各折内似是而非之论，实能剖析无遗。惟事关创办，不厌求详。在廷诸臣，于海防机要素未究心，语多隔膜。该将军、督、抚等身膺疆寄，办理防务，利害躬亲，自必讲求有素，着按切时势，各抒所见，迅速复奏，用备采择。”军机大臣将此旨及有关铁路各折片寄给了刘铭传。二月初八日，刘铭传上《复陈津通铁路利害折》，奏称：“查阅海军衙门会奏一折，洞中窍要，纤悉靡遗，微臣意正同符。”“天下大事，惟断乃成，万国纷拿，惟一乃定。五大洲幅员辽阔，驾驭为难，于是铁路与电报兴焉。此固囊括中外之机缄，统一环球之功用也。仰维朝廷屡垂明诏，锐致富强，倘通盘筹画，综揽势机，苟有加于铁路者，抑何苦轻贻众谤，效法西人？无如外审海疆之形势，内揆战守之机宜，纵览环球，计实无能逾此。故臣于十年前即有创修铁路之奏，徒以格于迂论，议不果行。今者圣明在上，与在廷王大臣坚持定见，决意举行，臣等方额手称庆，以为从此推行尽利，庶几富强可以立致，敌患可以潜消。不谓言者转疑为资敌也。”“尤可怪者，谓铁路为开辟所未闻，祖宗所未创。不知人事随天道为变迁，国政即随人心为旋转。今之人既非上古先朝之人，今之政岂优是上古先朝之政？使事事绳以成例，则井田之制，自古称良，孤失之威，本朝独擅，行之今日，庸有济乎？泰西制造之精，日新月异，中国踵而行之，已居人后，若再因循坐误，一旦变生仓卒，和战两穷，其将何以自立？”俄国修铁路六千一百里，“其经略东方壮志已可概见。际此中俄无事，尚能未雨绸缪，待其既发而后乘之，必且噬脐莫逮。预防之法，断非铁路不为功。微臣所为顾旁皇，不能自默者，此也。”“臣自督办台防，适值法人肆扰，占踞基隆，向非仗国威灵，沪尾一捷，全台重地且属他人。无他，无铁路、兵轮为之手足也。故和议甫成，即表开办铁路，明知山路崎岖，溪流梗阻，凿山开道，筑路建桥，费巨工艰，视内地且将倍蓰。所为不辞劳怨，毅然独行者，良以强疆千里，四面滨海，防不胜防，铁路一成，则骨节灵通，首尾呼应。此中利害，自非身亲大难，未易决其深微。”“人情乐与观成，难与谋始。往者削平发、捻、全恃抬枪、劈山炮制胜疆场。湘军老将狃视前功，语以西国后膛枪炮，恒鄙夷不屑，及与法交锋，始叹格林炮、黎意枪运用之灵，命中之远。夫物炎粗精，经用而始显；事之利害，亲历而后知。今之訾议铁路，必为异时赞美铁路之人。优愿皇上宸断独操，宣示大计，俾天下晓然：铁路一事，为安内攘外刻不容缓之急图。使知非一隅之利，乃四海之利；非一时之利，乃方世之利；非一二人之私利，乃千万人之公利。众志既协，对力自充，成效既彰，浮言自息。臣身膺疆寄，目击时艰，大局所关，不容自己。”[17]

　　综上所述，可见刘铭传是个带兵的军人，往往要亲临战场指挥作战的，对铁路、军舰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切身的深刻体会，因此，他一再大声疾呼，要求修筑铁路，加强海军，认为这些都是安内攘外刻不容缓的急图，是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翁同龢没有带过兵，没有打过仗，对修建铁路，加强海军的重要性缺乏亲身的体会。再加上，他是户部尚书，是国家财政的主管，他深知的是国家财政是何等地困难！他朝思暮想，深思熟虑的是，千方百计，要不用钱，少用钱，缓用钱。他本心是铁路最好不要修，后来，迫于刘铭传等的压力，认为田庐可徙，坟墓不可徙，大干线不可修，可在工矿、兵营最小规模的试办。河工救灾之款，不可缓，加强海军之款可缓，洋债不可借。铁路、轮船、电灯的出现，他感到是他身为大臣的严重失职，深感愧恨！在修筑铁路，加强海军方面的不同意见，在双方，都不可能是愉快的。但是，这似乎并未太多地影响他们的私人关系。他们之间的私交还是不错的。

　　注释：

　　[1]谢俊美：《翁同龢与刘铭传的交往》，《海峡两岸纪念刘铭传逝世一百周年论文集》，第365页。

　　[2]《翁同龢日记》，第2册，第804页。

　　[3]马昌华，翁飞点校：《刘铭传文集》，第551页。

　　[4]同上书，第43页。

　　[5]《翁同龢日记》，第3册，第1525页。

　　[6]贾熟村：《刘铭传与李鸿章的特殊关系》，《海峡两岸纪念刘铭传逝世一百周年论文集》，第296页。

　　[7]贾熟村：《李鸿章与中国铁路》，《安徽史学》，1995年，第2期，第34页。

　　[8]《刘铭传文集》，第52页。

　　[9]《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837页。

　　[10]《翁同龢日记》，第3册，第1578页。

　　[11]谢俊美：《翁同龢传》，第324页。

　　[12]《刘铭传文集》，第525页。

　　[13]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14]赵尔巽：《清史稿》，第41册，第12420页。

　　[15]《翁同龢日记》，第3册，第1407页。

　　[16]《清史稿》，第41页，第1243页。

　　[17]《刘铭传文集》，第46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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