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何锡蓉

　　内容提要：刘铭传具有的文化特点，是近代社会中西交融的折射。作为农村家庭出生、受到旧式教育、以及接触到的官吏和师长，都使刘铭传身上深具传统文化的底蕴。但作为时代浪尖上的风云人物，要有所作为，一定会对西方文化有所认识和接受。刘铭传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对中国文化的坚持，是其新政成功的重要经验，也为今天的文化创新提供了思路 和借鉴。

　　关键词：刘铭传；文化素养；西方文化；观念更新

　　一，刘铭传的文化素养

　　刘铭传是农民出身，家境不好，他只在幼年(6-13岁)读过几年私塾，据称“他秉性顽钝，诗书难教，常带一群顽童列队画伍，自封为将，坐阵指挥，互相厮杀。” 加上他曾贩卖私盐，拒捕伤人，后从团练首领到淮军将领。人们常以他的没有显赫家世，亦未获得传统社会的任何功名，而把他看作是没有文化的“武夫”。因为淮军将领中多有象刘铭传这种经历的将领，因而人们常把淮军与湘军相比，认为淮军是没有文化的军队。那么，事实果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吗？通过对刘铭传文化意识的剖析，也可以对淮军的文化状况有个较为正确的认识。

　　刘铭传虽然出身布衣，没有功名。但是由于他身处19世纪末期的中国，这时是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有较强的生命力，但又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的时期，如果是深受中国文化熏陶，而抱着传统文化不放的那些饱学之士，而不对文化的挑战做出回应，或者是坚持守旧的立场，这些人才应该被称为没有文化。刘铭传生活在相对闭塞的安徽农村，他小时候私塾所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这对他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打下了基础。走向社会后，他虽从事武职，却“不乐以武功暴天下”，连被成为大学问家的帝师翁同和也称他为“武人中的名士”。 李鸿章曾在1870年天津教案后，上奏请准让刘铭传帮办军务，在刘显示了军务方面才干后，李鸿章又奏请让刘铭传兼任地方。当然，要胜任地方官的职务，不是单单靠武才所能应付的，而需要综合素质。李鸿章在奏疏中一方面陈述了刘铭传“智勇才略可当一面，于军事历著成效”，另一方面又肯定他也是知书识理，具有文治才能的人。特别是“近年辞官归里，折节读书，深明大义，其志趣愿为国家效死力，雅不欲与武人自居。” 可见，李鸿章也并没有把刘铭传当作是没有文化的人。被认为是饱学之士的儒将曾国藩也没有把刘铭传仅当武夫看待，他特别欣赏刘铭传，非但对刘的将才推崇有加，而且对刘的气质和诗才大为赞赏。早在1862年，淮军初建时，曾国藩就在李鸿章的陪同下悄然来到淮军宿营地对诸将领进行考察，当时，“所来淮军诸名人，有赌拳猜酒者，有倚案看书者，有放声高歌者，有默坐无言者。南窗一人，裸腹踞坐，左手持书，右手持酒，朗诵一篇，饮酒一盏，长啸绕座，还读我书，大有旁若无人之概。视其书，司马迁《史记》也。曾帅归语鸿章曰：诸人皆可立大功、任大事，将来成就最大者，南窗裸腹持酒人也。其人即淮军有名之刘铭传。” 还有一个传说是剿捻期间，谁能担任前敌指挥——指挥游击之师，李鸿章向曾国藩向他推荐了刘铭传和其他两名将领。曾国藩约他们到府上面谈，实际测验谁的气质品性最能适合这个职位。于是，到了约定时间，曾国藩故意不出面，暗中仔细观察这三个人在等待时的反应与态度。另两位将领在等待时都显得极不耐心，并不停地抱怨，只有刘铭传心平气和地欣赏墙上的字画。后来曾国藩出来，又顺便考问他们客厅中的字画，也只有刘铭传一人答得上来。结果当然是刘铭传胜出。这两则则故事既说明曾国藩的老道，善于观察和识别俊才；同时也反映了刘铭传的心性和文化素养，是一个粗中有细，文武兼备的人。刘铭传著有《刘壮肃公奏议》10卷，《大潜山房诗抄》1卷，《盘亭小录》1卷， 另外还有数百首遗诗未及印行而散失。这些文字都反映出刘铭传的思想、文笔，以及能书善诗的文化功底。曾国藩在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特地为刘铭传的《大潜山房诗抄》作序，对他的诗作予以肯定，认为其诗句有杜牧七律“以单行之气运于偶句之中的”风范。 刘铭传的“名士无妨茅屋小，英雄总是布衣多” 以对仗的诗句道出了出身与文才的辩证关系，展示了刘铭传对现实有仔细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

　　凡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中国人，一般都具有中国文化最根本的意识，即忧患意识，刘铭传也不例外，他自述“每思中国大局，往往彻夜难眠，眦裂泣下。” 由于其自小受到私塾老师刘盛藻经世思想的影响，后来又得到李鸿章的指点，他特别注重学习医药、占候、地理、五行、兵书等，把这些学问作为经世致用的工具。但他的经世知识又不局限于中国传统，在中国面临数千年之大变局的情势下，他多方了解西方富强之道，对西洋文化有深切的认识，并把西方文化也纳入到经世致用的学问之中。“请设局译刻西书，引导后进，以广人材也。自海上多事以来，朝廷屡下征才之诏。顾或通洋务而昧于兵机，或识兵机而不谙洋务，甚或迂拘之士，鄙洋务为不足言……。查外洋于中国精要之书，多取译行海外……夫御侮贵在得情，而致用尤先博览，不究其治军交邻之要政，何以得情？不研其制器造术之本原，何由致用？” 他的经世致用包含了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兼容并收，因而使其文化意识具有了时代性和先进性，所以史书称其为“才气无双，不居人下。”

　　刘铭传非常注重于文化事业，尤其在晚年时期，他在故乡办了许多乐善好施的事。而捐资兴学是他支助的一项重要内容，如1884年在得命进京前许诺功成以后回乡重修皋陶墓(中国司法之鼻祖)；光绪初年他首先发起并得到一些淮军将领如张树声、周盛波、丁寿昌等共同捐资建立了“肥西书院”，以为“培植根本之计”。书院落成后，刘铭传还特意撰题一联，刻悬于书院大厅的楹柱上。联为“讲武昔连营，五百里，星聚群贤，洗甲天河，共仰肥西人物；论文今筑馆，二三子，云程奋志，读书山麓，毋忘年少英雄。” 表达了他既以从戎建功为荣，也以读书立志为誉的思想追求。在设庄义赈时，刘铭传还把从师读书、童年应试、以及入学回籍祭祀等人都纳为义赈的对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刘铭传本人不但有文化，而且还有符合时代特征的文化意识：这就是坚持中国传统的经世文化，却又不同流于抱残守阙的顽固派，他注重的是将西方文化中能够对中国自强、富强起推动作用的文化因素纳入传统的经世之学中，在中西文化的结合上开创新的理论和实践。在欧风美雨侵袭19世纪的中国时，面对要么是顽固保守的叫嚣，要么是激进派的鼓吹全盘西化这样的局势，刘铭传有着如此清晰的认识，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二，刘铭传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刘铭传主张改革维新，学习西方，改善传统，与时俱进。之所以具有这样的认识，与他能够审时度势，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而具有变革求新的思想有关。“人事随天道为变迁，国政即随人心为旋转。今之人既非上古先朝之人，今之政岂犹是上古先朝之政？” 他从追求国家自强而主张改革维新，“夫战不如人而欲图强，犹井中求火也；器不如人而不知变化，犹当暑着貂也。中国战不如人，器不如人，不思改图，后将奚立？”但是，光学习西方的“制器”，尚不能达到自强，他提出还要学习西方的“治军、交邻之要政。” 而国家自富则是自强的基础，“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先经商。”

　　学习西方，以求自强。刘铭传与同时代的许多先进人士一样，看到了西方利器在推动中国得以自强中的作用，并积极学习和吸取西方文化。早在攻击捻军的战斗中，作为淮军将领，刘铭传就带领军队“其用械器，悉改泰西新式……卒以此收功。”尤其在同治元年(1862)随李鸿章驻军上海后，他深感中国武器的落后，积极学习西式的器械与操法，终在淮军几十位统军将领中居于领先地位，“铭军火器为诸军冠”。同治九年(1870)，清政府意欲整练军队，特别说明“刘铭传军营均练习洋枪队炮队，步伐整齐，号令严肃，”而令“各省咨取其教演章程照办，实事求是，变疲弱为精强。” 刘铭传在光绪六年的《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也是从国家自强的角度来论证建造铁路的必要。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俄国、日本凭仗着铁路而方便地侵略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与之和“不惜以玉帛以解兵戎，然而和难久恃，财有尽期，守此不变，何以自立？”也不能与之战“今论者动曰用兵矣。然用兵之道，贵审敌情。”而提出只有使中国自强了，才能与之较量，“失今不图自强，后虽欲图，恐无及矣。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以及行旅、厘捐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 正是在自强思想的指导下，刘铭传雇佣了法国军官毕乃尔训练淮军，通过接受训练，对法军的战略战术有了较详细的了解，从而在中法战争之际，刘临危赴台，终于使他的自强举措得以施展，在基隆战役中使法国将领孤拔初战受挫，在沪尾保卫战中更是获得了全胜，这正是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学习西方，以求自富。刘铭传在他任职台湾巡抚的5 年(1885—1890年)中，开展了旨在“以一岛基国之富强”，而“为全国之范”的“自富”活动。他的自富功绩主要体现在：整顿军备，以巩固国防；开拓土地，以保持秩序安定；造铁路办邮政，以便利岛内之间和与大陆的联络；清理田赋，以筹措经费；倡办实业，以发展生产等等。这些活动，用刘铭传的话说，皆是“振兴殖业，招徕工商，以为富强之计”。

　　学习西方，全面改革。如果说上述自强自富的措施还只是在“硬件”即器物层面的话，那么，刘铭传的努力学习西方著作，以图全面了解认识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并大刀阔斧地扩展各项现代化建设，则是包括了“软件”即更多表现在文化的层面。同(治)光(绪)之交，许多士大夫们还保持着闭关自守的心态，他们“咏太平，竞党争，诟西法”，面对这种状态，刘铭传坚决地提出“中国不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励人才，不出十年，事且不可为矣”。 除了提出上述使中国能够自强自富的改革措施外，刘铭传更看到了人才工作的重要性。他深知只依赖科举考试的办法，不能培养识时务的俊杰，必须顺应时势，进行教育改革。于是他提倡新式教育，认为必须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培养大批科技人才，才能使国家具有可以使用之人才。在《台设西学堂招选生徒延聘西师立案折》中，他首先肯定了京师设立同文馆后，天津、上海、

　　上述可见，刘铭传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不仅仅是停留在引进和学习西方的先进之“器”上，而是看到了先进之“器”后面的科学文化，并积极地从教育着手，以图通过教育来培养一批可以为我所用的国内自产的人才，为不受制于西方而打下基础。

　　三，刘铭传对文化观念的更新

　　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使商业主义扩张，技术工业发展，社会财富大量往资本主义国家积聚，从而牵引着世界的目光倾心于现代工业。进入19世纪后，这种工业技术和生产形态的变迁巨大地影响了传统阶级和社会结构。在国际政治、经济的激烈斗争中，西方的近代科学文化开始融入古老的东方文化。工业化等于现代化，现代化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被侵略国家追求独立的唯一道路选择。我们现在习惯以“现代性”这个词来来定义近代以来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的社会特征。按照英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說：“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历史断代的术语，是指接踵中古世纪或封建制度而来的新纪元，涉及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 在这样的转型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会受到影响，面貌也为之改观。但这种改观是由一批生气勃勃的有识之士所推动的，刘铭传就是这批有识之士中的一位典型代表。

　　刘铭传的改革思想对文化观的更新首先体现在对商业地位的认识上。中国以儒学主导思想的传统文化观一向轻视商业，“士、农、工、商”的排位使历代统治者不重视、不扶持商业，世人也从不将从商作为自己的职业首选。但是，受到战争重创的中国，既然把自强自富作为了追求的目标，把现代化作为通往自强自富的必经之路，那么，再照着传统的观念显然是行不通了。刘铭传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在总结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时，他说“观甲午之败，其祸实始司农，罢铁道，禁海军，仓猝无能战守。” 把战败的最终原因归结为是农业国对工业国的失败，应当说，他看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看到了经济基础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在进行了中西文化的比较之后，刘铭传认为，“或谓外洋以商为国，自强实在经商，中华立国在民，爱民斯为邦本。不知商即民也，经商即爱民之实政也。”“故欲富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先经商。西国官商一体，在下无不达之情。中国官商久暌，在下多难言之隐。” 刘铭传提出了经商和爱民并不矛盾，相反，经商就是爱民，经商就是实际的政治。商业是国家自富的基础，而自富又是自强的基础。正是由于传统上对商业倍加贬低，当政者就会看轻商业，更谈不上去扶持和发展商业了，从而在中国造成官商之间的隔膜。刘铭传指出，中国要自强自富，必须抓好商业这个基础，经商不仅是富国的表现，而且是国强的基础，同时也是爱民的体现。这样，刘铭传把商业放在了突出的位置，甚至提到“商战”的高度，并通过这样的论证和提倡，改变了过去把经商与从政对立起来或者贬低经商的观念。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巨大更新，有了这种观念上的更新，才有可能使其追求自强和自富的努力不受和少受阻碍，才能使刘铭传可以在他所管辖的台湾大力发展商业，经商成为刘铭传在台湾新政中的一项最为重要的举措。

　　刘铭传的改革思想对文化观的更新还体现在对传统的迷信思想的破除上。当初李鸿章上奏拟在台湾经办电报事业，遭到一些保守派的极力反对，其理由是“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有之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通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 古代中国人认为人死以后，魄(身)归地，魂(精神)归天。而魂在一定条件是可以附体而再生的。一旦受到亲人的召唤，或者积满功德，他就会回到人间。但是，魂不能离开魄而复生，他一定要附着于魄而重返。而铺设电缆就会挖掘土地，不可避免就会影响到地底下埋藏的体魄的安宁，因而把经办电报事业看作是扰民的措施。1880年刘铭传再议建造铁路时，又遭到类似说法的反对，说在中国修铁路是“以夷变夏”，会“触怒山川之神”，易发生旱涝灾害，还会造成资敌，扰民，失业，并且会危及大清统治，等等。对此，刘铭传予以了驳斥，“尤可怪者，谓铁路为开辟所未闻，祖宗所未创。不知人事随天道为变迁，国政即随人心为旋转，今之人既非上古先朝之人，今之政岂犹是上古先朝之政？使事事绳以成例，则井田之制，自古称良，弧矢之威，本朝独擅，行之今日，庸有济乎？泰西制造之精，日新月异，中国踵而行之，已居人后，若再因循坐误，一旦变生仓卒，和战两穷，其将何以自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事实是破除迷信的铁证。后来电报、铁路在中国相继开设成功，以事实否定了那些陈旧的、迷信的观念，使科学思想逐步深入到中国人的心中。

　　刘铭传的改革思想不仅表现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守旧的观念的更新，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一些思想和观念，不但具有时代性，并且具有前瞻性和超越性。我们知道，现代性带来的是“进步”的观念。这是一种以牛顿物理的基本定理为模型的世界观。既然成了一种世界观，它就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科学运动，而是对一切文化领域中的文化的全面顛覆。这种“进步”的观念和科学的世界观，以及发展工业技术成为“进步”的标志，也成为近代国家追求自强富裕、追求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因此，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工业化道路，成为盛极一时的呼声。近代中国的维新改革之士，大多是这种呼声的代言人，如郑观应、容闳、马建忠等人皆是。

　　但是，刘铭传是属于少数具有清晰头脑，并对文化建设有着较为清晰认识的人士之一。他采取的不是一味学习西方，不是照搬西方的一切东西；也不是如同顽固派一样抱残守阙，牢牢把守所有的传统。他采取的是，注重比较，合理选择，吸取中西文化的精华，做到各取所长，既学习西方长处，又不丢中国传统，还注意台湾特色。在台湾这个求自强和自富的实验基地里，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迈向现代化之路。

　　刘铭传在台湾实行新政，有一个很明确的价值观导向，这就是：既推广西方工业文明，又倡导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同时还兼顾台湾当地住民的风俗习惯。在建立西学堂的同时，他不忘兼顾中学。台湾由于孤悬海外，相对大陆来说，其不论在文化教育还是在民俗民风上都显得比较落后和粗俗。刘铭传到台湾以后，立刻开科取士以兴文风。刘铭传虽然曾有“废科举”的呐喊，这是出于他对大陆上科举之滥以至于弊病丛生的现状的担忧，而提出科举不是成就人才的唯一之路。但在台湾走科举之路以成就功名的人是少之又少情况下，刘铭传则认为科举也不失为培养人才的途径之一。因此，在建省后各府县有所调整的情况下，他重新调整了各县府的文武学额，使总的名额有所增加。光绪十六年(1890)，刘铭传专门拟定了各府县添设增改文武生童及禀增生名额和出贡条件，并写清单，进呈御览。在这种鼓励下，“各属应试文童，多至逾千，少亦数百……不少于内地大中学等”。 即使在西学堂中，他也聘请了中国教习，讲授汉文及经书文史等，并兼任学生监督。“既使内外通贯，亦以娴其礼法，不致尽蹈外洋习气，致堕偏诐。” 同时，刘铭传还注重发展台湾的地方教育。一方面，帮助台湾的原住民(旧称为“番”)革除杀人驱疫的恶习，通过教唱通俗易懂的歌谣宣传不该杀人的道理。他要各地“认真教导，不拘番童、番丁男女，朝夕歌唱，并为之讲解，使之家喻户晓，期革嗜杀之风，渐知人伦之道”。据刘铭传奏称，光绪十二年十月数月后，就有280余“番社”、5万多“番民”接受招抚，同时开垦农田数十万亩。 同时，配合招抚工作，刘铭传特创了一个教育机构，即义塾和番学堂，它仿造中国私家学塾的办法，向各番社酋长的子弟传授中国的礼法与习惯，给这些番民发放衣服，教他们穿衣，使他们懂礼。还每隔三天，由教师带他们到市街去一次，观摩风土人情，以起到“化民成俗”的作用。为这些番民子弟设置了汉语、算术、官话、台语等课程。这样，就不仅从身份上把番民纳入了台湾居民的行列，而且从思想上，知识结构上使其真正成为近代人，同时也为台湾培养人才开通了更为广阔的渠道。

　　如此，台湾既有各地开办以书院形式出现的中国传统式学堂，又有仿照西方教育体制按学科知识分类的西学堂，还有以扫盲启蒙为主的“番学堂”。各类并举，各取所需，以致“一时闻风兴起，校庠俊秀，接踵而来”， 使当时台湾的教育面貌焕然一新。可以说，刘铭传在台湾兴办教育是有所考虑和选择的，为的是培养不拘泥于一种文化而内外贯通的人才。

　　在如何处理两种文化关系上，刘铭传坚持以我为主，西为我用的方针。19世纪后半期，西方列强首先开始在中国境内建筑铁路，架设电线。当时李鸿章就提出，“与其任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不若中国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蝝。” 这是以我为主、独立主权的方针。刘铭传与李鸿章的思想一致，在台湾办铁路和电报过程中始终是遵循了这一方针，他聘用的洋员纯为清政府雇员，只从事技术工作，而向国外购买机器材料等全由中国自主，铁路与电报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也完全属于中国。而且，他始终注重吸收华侨和民间资本，避免使用外资而遭到制肘。

　　刘铭传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态度，以及他在文化教育上采取的方针，都显示出他具有较长远的眼光和较敏锐而清醒的意识。具有这样的意识，来源于他对时局的宏观和微观的认识颇有深度。宏观上，看到了西方对中国的侵略野心不死，中国应有警惕；微观上，强调中国必须自强自富，增强实力。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他能够一方面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很自然地提出的学习西方文化的主张，另一方面在中国面临危机的状况下提出保持中国传统的要求。这是为中华民族寻求富强、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的努力。当然，刘铭传的努力在深度上是有限的，在时间上也是短暂的。但，肯定他的这种努力，吸取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的新文化仍然是有启示意义的。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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