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张 研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视角，是中国历史上特定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由于社会运行包括纵向运行——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与横向运行——传统社会某一阶段在诸要素交互作用下所保持的动态平衡，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视角应该是“全方位”的视角 。这种“全方位”，除了前后贯一、上下结合外，还应兼顾静态与动态、社会与人物的研究 。特定社会运行 和发展中的人，同样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若将社会史仅仅理解为社会制度、组织结构及运作逻辑的历史，则容易以制度结构功能分析涵盖或取代对于社会行动者及其能动作用的分析，从而使整体上的社会史研究受到局限，造成缺憾。

　　刘铭传是特定历史时期——19世纪中期战乱之际，通过非常规仕途进入上层政权的极具代表性的地方精英。从刘铭传的“入仕”，可透视晚清基层社会与上层政权发生的深刻变化；晚清统治危机的特殊性；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趋势的深层基础等。

　　一、刘铭传“入仕”与晚清基层社会统治的整合

　　19世纪中期地方精英入仕的典型途径有三种：一为传统的科举入仕，如胡林翼；一为先科举入仕，因种种原因开缺回籍，通过办团练再度入仕，如曾国藩；一为特殊的办团入仕，如刘铭传。

　　刘铭传 (1836-1896)，字省三，安徽肥西人。人都知道他没有读过几年书，是个没有功名的农民、盐枭，传说他曾登大潜山仰天而叹：“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谥，安能龌龊科举间？”他的确没有走传统的科举道路，却入了仕，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也是一般官员妒羡不已的一切。《刘氏宗谱·绅衿总记》记载：

　　铭传：

　　头品顶戴 赏穿黄马褂 钦赐花翎 由署狼山总镇升授直隶提督 督办陕西军务骠勇巴图鲁 先封世袭轻车都尉晋封世袭一等男爵 钦赏三代一品封典特派总统剿捻前敌各军赏加巡抚衔 钦差大臣督办台湾军务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福建台湾巡抚监理海关学政 钦命帮办海军事务大臣 特晋兵部尚书太子少保 御赐大小荷包白玉柄小刀火镰福字银锞事物等件 历朝圣训平捻方略全书 恩旨照巡抚赐恤 敕建原籍及立功地方专祠 国史馆立传 赐祭一坛 晋赠太子太保 予谥壮肃 诰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

　　是时代给予了刘铭传以特殊途径“入仕”的机会。这时代，便是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运动时的乱世。战乱之初，安徽原有上层统治结构中的各地方政权、绿营军经历了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太平天国全军50万众舳舻万艘自武汉压江东下、奠都天京途中的首战皖江(安徽沿江各地)；第二次是四月太平天国林凤翔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北上途中对皖北的攻城略地；第三次是与之同时太平天国石达开率领的西征军为建立安徽根据地，对皖中皖南各府州县的攻伐。总的来看，安徽各地方政权、绿营军不堪一击。太平军“所过郡县本无所谓守，亦无所谓陷”，官军“望风奔溃，一切财物粮米全以资贼” 地方政权全部坍塌，过后近一个月，府州县城仍为空城。“省会以及沿江各州县”“俱无官长”，地方之事“无官料理” 。咸丰帝恨道：“贼到兵溃，委城于贼，深堪痛恨！” 太平军未及之处，也受到巨大的震动而四境大乱，“奸民蜂起，百十成群” 。清廷已经没有彻底解除困境的能力。具体到合肥，知县吴某开狱放囚，“赏给钱文，以为盘费”；“族有富豪者，其贫苦者皆聚而食诸其家，或勾结土匪为之内应” ；土匪夏金堂聚众起事；谢四老虎“招纳亡命，联络十余村庄”，“建旗称顺天王，刻期攻城” 。刘铭传在家乡“刃豪揭竿”的轶事，正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咸丰四年(1854)，刘铭传乡里土豪以保卫地方为名派丁摊费，刘铭传伯父因拿不出钱遭到凌辱，恰18岁的刘铭传归来，愤而追出数里与之理论，夺刀将其劈杀，随后揭竿而起，筑堡扎寨。六年(1856)江淮大旱，颗粒无收，饿殍载道，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有金桥集富户屯粮不卖，激起众怒，粮被哄抢。官府追查时，富户指称是刘铭传为首。七月二十一日，官府派人到刘家追捕，向刘母“索资不得”，放火烧毁刘家房屋，刘母受惊吓而死。刘铭传自此在刘氏宗族的拥护下，于大潜山北建立旱圩，训练团练，守土保闾。当地杨姓、郭姓等族多次想除掉刘铭传，郭姓郭鲁黄兄弟甚至设伏用土炮轰击，均未得逞，最终只得向刘铭传俯首称臣，供粮供钱，“不少吝惜，和好如初”，后刘郭两姓还世代联姻。刘铭传约法三章：一不准无故杀人放火；二不准抢劫掳掠；三不准奸淫妇女。得到了乡亲们的拥护。当时肥西“豪杰蜂起，数十里间往往堡寨棋置”，各寨之间为争夺地盘、筹粮筹款，经常相互攻伐。一次别堡来攻，刘铭传弹药将尽，刘铭传妻程氏亲自造运弹药，仍不够，有族中老妪将家里窖藏的几十罐弹药捐献出来，“堡遂不动”，肥西各堡“莫不怖公”。

　　刘铭传“刃豪揭竿”事件的背后，是晚清统治危机的特定背景下，基层社会政治权利的重新分配与整合。从事前“土豪”“以保卫地方为名派丁摊费”；事后官府在“土豪”指证下追捕刘铭传、焚其家屋；杨、郭等姓宗族欲攻杀刘铭传等情形，可以得知，刘铭传家乡肥西基层社会原来的统治秩序，是官府依靠他姓大族亦即所谓“土豪”维持的，而这种统治秩序通常表现为以士绅为代表的宗族、乡族组织与保甲组织的交错。基层社会进行相同经济活动，彼此没有多少相互依赖的农民家庭、家族，依靠共同的公共事业活动、共同的文化和所服从的共同的权力机关联系在一起，在造反、抗官的特定社会背景下，各家庭、宗族“所依靠的共同的公共事业活动”，首先变成了自卫、自保的军事活动。于是刘铭传这样的“白丁”，凭着武力、勇悍脱颖而出，切断了基层社会各组织与官府原来的有机联系，将各家庭宗族组织整合在自己麾下，在当地基层社会建立了新的乡族统治秩序。

　　应该指出，刘铭传一旦站在当地基层社会统治的高端，他便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受到各姓各族、特别是刘氏宗族支持的基层社会实体组织的代表。刘铭传刘氏宗族原居江西进贤县紫溪村，元明之际，始迁祖刘赛为避陈友谅战乱，迁徙到合肥，卜居肥西大潜山下大烟墩，到刘铭传已历400年，传19世(刘铭传为14世)。刘氏宗族在始迁祖刘赛时非常富有，后人叙称其“田园甲一乡”，“富而有礼”：“言孝言慈，言忠言信，不讦人私，不称人恶……常以奢侈淫逸为戒”；“富而能散”：“恤人之困，悯人之穷，鳏寡孤独、疲癃残疾待举火者不下数十余户，有无相通，缓急相贷，亲故朋侪乡里族党，贫不能偿者，悉焚其券”。且有势力，迁至肥西大潜山以后，在“大烟墩北筑墙以为卫”，号为“刘氏院墙”，俨然为当地基层社会执牛耳者。 数百年沧桑，刘氏人丁繁衍，散居于大潜山周围，从第四代起，分老长房、老二房两个支派(刘铭传及后来的“铭军”人物多属老二房)。老长房居山前(山南)，又分8房；老二房居山后(山北)，又分7房。然总体上逐渐财衰势微——虽耕读传世，据族谱《绅衿总记》所载，有明一代却只出了3 个庠生、1个乡饮宾，入清以后才出了一些生员、监生，而最高功名只1 名举人，是当地一支默默无闻的普通宗族。刘铭传前代世系如下：

　　刘赛→？→刘五(乳名)→刘道真→刘宽→刘德辉→刘俞→刘三朝→刘应扬→刘维月→刘琦→刘庭忠→刘惠→刘铭传。

　　刘铭传的父亲刘惠(1790—1847)字怀刚，家有薄田数十亩。这只能是从祖上继承下来的家当，虽因代代分析、已同始迁祖时有天壤之别，但也不像人们印象中的那样属于“贫农”。

　　刘铭传家乡属皖中江淮地区的巢湖盆地为长江冲积平原，海拔7—20米，河流湖泊密布，为鱼米之乡。卜凯在《中国的土地利用》中指出，横贯皖中六安、合肥、全椒的北纬32度线，是中国物候的一条分界线，以南是水稻种植区；以北到淮河、也就是皖中的江淮地区，是稻麦混合种植区；淮河以北的皖北则主要是小麦种植区。事实上，江淮地区在西汉之前比较落后。《史记》记载其地野兽出没，地广人稀，刀耕火种，庐江郡农民不知牛耕。秦汉战乱之际，原来先进的皖北民人自发向江淮地区移民；秦汉征伐东南后，为宜于统治，采取“弃地移民”政策，强制将大批粤人内迁，华北平原容纳不下，即安置在皖中江淮，有组织地将浙江东瓯人、东越人等移置江淮，并派遣官员护送黄河流域水灾灾民往江淮“就食”；两汉时皖北民人饱受战乱的蹂躏，再次大量移民皖中。皖中经济因大量生产人手和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涌入而发展起来，东汉后成为国家粮仓之一；唐末朝廷租赋十有八九仰赖江淮，所谓“天下以江淮为国命”。但当时庐江县农民只知“平畴种稻，高阜皆为弃壤”。清雍正年间，江淮开始重视稻麦轮种、旱地种麦。有庐江知县陈庆门自买牛具，仿北方之法，教农民垦种旱粮。乾隆年间，两江总督郝玉麟、安徽巡抚陈大受自购种籽在安徽推广了适于丘陵地带种植的高产作物——“畲粟”(玉米)。接着，乾隆嘉庆年间，另一种高产作物蕃薯在皖中得到了推广。

　　具体记载刘铭传家乡地亩收入的史料很难见到，在此可参照条件还要差一些的皖北凤台县的情况。《凤台县志·食货志》记载，当地主要种植的农作物是黍麦菽荞菜稻。两岁三收有黍麦菽套作：二月种黍，七月收，九月种麦，四月收，五月种菽，九月收；有一岁再收：一季麦，一季稻或菽、瓜、荞，如间种荞麦，可一岁三收。好年成黍麦可收2石，稻谷可收四五石。嘉庆时凤台人均可得16亩，家有3丁，48亩，按皖北普遍种植的黍麦计算(不计稻麦轮作及间作的瓜、菜，更不计高产作物玉米、蕃薯的选种)，亩产2石，48亩所收为96石，还不算间种套种、两岁三收、一岁再收的菽荞菜稻。如家有8口，每人每天食粮1升，那么每年消耗仅为28.8石，剩余60多石，可交纳地丁田赋；作为土肥灌溉工本；用于购买生产生活资料以及住居、娱乐、祭祀、婚嫁丧葬等方面的支出，再“以余力治塘堰、穿窦窖，为水旱之备”，“塘可以鱼，堰可以树”，足可以“悠游乡里”，养子育孙，成为安乐富足的小康之家。

　　可知，在条件好得多的江淮巢湖盆地，拥有几十亩地的刘铭传家，生活应该没有问题，刘惠且有条件生养6个儿子。即刘铭传曾为盐枭贩私盐，也不足以证明他家贫穷。当时两淮官盐的经营积弊越来越严重，质次价高，盐引滞销，给私盐提供了行销赢利的空间。贩私盐从根本上说，是生业和投资的一种选择，并不是穷人的专利，只是因有犯法获罪的危险，需要斗狠勇悍。另一些没有本钱的无业光棍，实在活不下去，参与其中卖命赌命。刘铭传不是这种情况。

　　刘惠妻周氏，6个儿子依次为刘铭翠、刘铭玉、刘铭盘(早夭)、刘铭鼎、刘铭彝、刘铭传。刘铭传11岁时，父亲刘惠、长兄刘铭翠先后病故，从此家道中落。母亲周氏勉力支撑，在小儿子刘铭传17岁时为他完婚，算是完成了旧有家庭的最后一件大事。按中国传统社会家庭发展周期，接下来便面临分家。几十亩地诸子均分，可以设想刘铭传小家庭的发展趋势。然而，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刘铭传“刃豪揭竿”，改变了这种趋势。不但如此，刘铭传崛起最终引发了大潜山基层社会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刘氏宗族山后老二房，特别是刘铭传、刘盛藻所在的老二房下七房中的四房、五房子弟后来纷纷登上仕途，据族谱《绅衿总记》及《世系》所载，老二房武官参将以上文官知县以上的共52人。刘铭传广置田产、商铺，刘氏田连阡陌，从合肥西门到刘老圩，有“骑马不踏外姓路，马饥不吃外田草”之说，六安、苏家埠、独山、麻埠都有上千亩土地，其中麻埠南北十几里、东西几个山头都属刘姓，刘氏在六安、苏家埠、麻埠有“百里三当”之说，并设有商行、茶庄，在合肥及沿江各城市，刘氏也开有行、庄经商。

　　像刘铭传这样的情况绝无仅有，比如同样是白丁的淮军将领周盛波、周盛传。周家始迁祖周福德于元末明初从江西迁徙而来，世居紫蓬山下。周盛波、周盛传是15世，原居肥西大柏店乡枣林岗附近的周老家，也是几十亩地，兄弟6人——依次为周盛余、周盛选、周盛华、周盛波、周盛传、周盛春。19世纪中期乱世中，当地胡姓围攻周家，企图灭门夺产。周氏兄弟被迫逃回老家紫蓬山。紫蓬山周氏族长周方策富有却胆小，动员并资助已无产业的周氏兄弟办团练保卫本族。周氏兄弟首先将本族子弟收于自己麾下，而后四处攻杀他族首领，在当地建立了以周族为首的新的统治秩序。这一过程是血腥的，周氏兄弟遭到“罗坝圩破家”的惨祸，原团首周盛华战死。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继续办团，并因之入仕。紫蓬山基层社会统治最终完成了以周氏宗族为首的整合，财产和权利也随之完成了再分配的过程。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后来的“盛字军”(后又扩建“传字营”)，成为淮军最大的军系之一；周族子弟参将以上的达21人；慈禧曾赐周家“五世同堂”匾额。周氏家产数百万，有周老圩子等8个庄园，45.5万亩土地，主要分布在永安集、烧脉岗、五十里小庙、焦婆店、南三十岗、高刘集、丰乐河、三河、新仓、上派河、花岗、董岗等十多处和庐江、宿迁、舒城桃溪镇、芜湖、苏州、常州、天津等地；在合肥、庐江、天津等地设有钱庄，在周老圩、丰乐河、三河、吴山庙、上派河、庐江大黎山及金牛、合肥西门，舒城桃溪、南京、芜湖、苏州、上海，山东峄县、天津、江苏宿迁、海州等地设有当铺等。

　　19世纪中期的乱世中重新整合后的基层社会各组织，显著特点是在一段时间脱离开原有上层政权的控制，其中有被动的——官府没有能力平息战乱，只能起而自卫；也有主动的，像刘铭传一类白丁，本就与上层政权没有关系。于是有传说，肥西刘、张、周、唐各寨曾一度准备投向太平天国，在独座山马跑寺歃血为盟时大风吹断了旗杆，刘铭传族侄、塾师、刘族团练的核心人物，刘盛藻说这是天象示警，投向太平天国大逆不道；此时又传来天京事变杨韦内讧的消息，各姓各寨于是打消了原来的念头。然刘铭传因焚家丧母之仇与官府对立的态度要更坚定一些。咸丰八年(1858)，太平军攻克庐州，合肥知县英翰弃城逃到刘铭传圩寨之前，刘铭传闭门不纳。英翰告刘铭传反，六安知州邹笥派兵将刘铭传逮捕，刘铭传经营数年的团练圩寨毁于一旦。但邹笥见刘铭传是个人材，没有杀他，勉励他继续练团，“保境安民”。刘铭传接受六安州官邹笥劝告，回乡后重整旗鼓，改听官府调遣，对抗太平军，曾随清军攻六安，援寿州，被授千总、都司衔，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募淮军援江苏，率练勇至上海，号“铭字营”，在南汇招降太平军吴建瀛、刘玉林等众4000人，与太平军在上海外围屡战，升副将，次年进攻苏南常熟、江阴、无锡等地，擢总兵，以提督记名，加头品顶戴，三年(1864)下常州，补授直隶提督。

　　这是刘铭传所代表的基层社会精英集团在乱世中的抉择。此时基层社会精英集团因白丁刘铭传辈的加入，似已不是在基层社会及上层政权之间上下勾连的纯粹的士绅集团。然耕读之家的传统，族塾的教育，以及左右如刘盛藻那样的生员——士绅的影响，最终使刘铭传辈中的多数仍然抉择站在官府一边，团练乡勇，巡逻剿匪，保卫地方，劝输捐饷，助攻助防，率勇出战，只是同上层政权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相当多基层社会组织的势力超越了上层政权的地方军政。如与刘铭传家乡同为皖中地区的六安。咸丰四年(1864)，太平军打到六安，“守土者束手无策”，六安营参将庆龄、守备王连升、把总陈法魁等“弃城而走”，知州宋培之降。六安绅民起而团练，先有西乡九保“星夜集勇”，拼死攻城，死600余名；后又在练总、举人李元华率领下，“不费公家一兵一饷”，克复了州城。与之同时，六安绅士势力陡增，除“请即立予恩施并酌免粮赋，酌加学额”外，练总曹远荣等传集各保董，按“各保之肥瘠大小”，分别派勇出资，组成了一万数千人的武装，即有名的“曹勇”。 再如皖中地区的桐城，太平军攻破武汉，署桐城知县宋某常住离县百里外的枞阳，“事不与闻，资不取给”，桐人“狃于积习，骎骎越俎”，募勇建局，以“局政”取代了“县政”：除了防卫——筑城堤、募勇练勇、剿匪、夜巡、出征外，还统管县中的一切事务，包括赈济——假于官仓给贫人米，接待过往军队及溃兵——劝铺户卖饭以食溃兵，征收捐税——议定捐输章程派捐摧捐、照旧放征丁漕等，甚至把持了司法词讼——局绅揽讼，讼必勒罚，与官争利，判决一如在官，民震局威，讼者不至官而至局。桐城基层社会实体组织各绅权势更盖过于官。署知县宋某平时将家眷寄藏绅宅，出见兵将，需派人赴局借乡勇，由绅士陪同前往。局总各绅“出入衙门如至私室”，出征大事，局中自定，并不告官，知县夜巡，见门勇不在，要杖队长，队长竟辩争说他未吃官食，绅管得官管不得。 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如“周光岳在北乡办团，缉拿土匪每不送州，擅自杀死” 。如亳州团练首领孙五雷、李桢等“甚有权”，“东门常闭，有仇者引至东门关拚杀之，无地方报官，报亦不问” 。即大名鼎鼎、被普遍视为团绅榜样的同知衔举人臧纡青(其在安徽率勇征战，屡次受到朝廷褒奖、最终于庐州被太平军阵毙)，亦被依其以臂膀的皖北大员袁甲三指称为：“难以驾驭”。

　　相当多的基层社会组织两面逢迎。咸丰三年(1863)底，庐州将破，安徽巡抚江忠源穷途末路，欲诸团练相助，徐子苓告他诸团练“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实情，称：学生郡人以乱避乡练团，各团只可靖小盗，皆无足挡巨寇 。 皖北顺河集所谓“五里三潘，行事过天”的10多个潘氏圩寨，名为“官寨”(当地将捻军以外的圩寨统称“官寨”)，实为7分官3分捻。寨中一门名“十里近”的大炮是捻军蓝旗旗主韩老万送的，韩老万出征时甚至将家眷送到潘氏圩寨中以求保护。江集练总江福志管的6个江氏圩寨“捻子一外出，练总地保该咋办还咋办，捻子一回来家，就按捻子说的办了” 。 凤台北境苗家寨练总苗沛霖，更在助官剿捻的过程中膨胀了自己的势力，在地方设立公寓(公局)，“生杀专擅”，私设厘卡，勒饷派捐，连圩数千，众数十万，拒不奉调，把持官府，时降时叛，地方官的作用只看守印玺而已。时人朱孙诒《团练说》指出：基层社会组织及代表借团练科敛钱谷者，自不必说，“有名为团总而通贼者，不惟乡闾仰其鼻息以图保身家，即地方官亦听其指挥以苟全性命”。还有的借充团总而大获重利。始则劝谕捐输，“以饵地方官”，其后便挟制地方官，鱼肉乡民。甚至自相雄长，生事忿争。咸丰帝亦称：团练抗官滋事有尾大不掉之势，“团练多为伏莽之薮，兵至则为团，兵去则为贼……时堪痛恨！”

　　19世纪中期清代基层社会团练势力膨胀示例表

　　地区表 现史料

　　湖南湖南浏阳有团练名 “征义堂”。“其初原为保卫身家，并无异志，后因附和日多，良莠不一，遂致把持官吏，藐不畏法”。更有“纠众抢掠”之事。《清文宗实录》卷八一

　　广西广西平南县“团总刘彦文等，平日借团恣暴”，并“砍死邻团廪生谢林”。广西署平南县知县罗纲“将刘彦文黄榜元诱杀”。刘彦文等家属呈诉罗纲有受贿谋杀等情。省团练局局绅“鸿胪寺卿衔候选郎中唐岳，亲复该团信函，辄即代为包揽，谒见巡抚两司，嘱其查办”，并代寄总督信函，令其叩阍。《清文宗实录》卷三一三

　　山东山东平原东乡团练 “集众携械逼城放枪，以筹团资为名抗纳漕米，莘县各里庄民传单纠结盐枭携带枪炮来城。该县带役出城晓谕，竟敢放枪抗拒，以致互有杀伤”。“馆陶冠县堂邑等县亦分送传单聚众抗欠钱漕，博兴淄川平度等处俱有抗粮之案”。“现在东省只登州未据报有抗粮情弊，其于九府二直隶州钱漕多半延抗”。“山东章邱县之水寨街、新城之南娄里等庄以及博山莱芜等县团勇，遇有经过客商往来，辄敢擅行杀戮，害及无辜，甚至该署抚差役，亦被团丁捆缚，夺去马匹” 《清文宗实录》卷三三六；三四六

　　四川“川省近年惩办土匪历有就地正法之案。”四川金堂县劣绅卢卜年等借团练扰害四乡，勒索民财”，同军功关志林带勇千余至该县东门城壕外掳掠民人何家贵等，指为贼匪。团首寻仇，“排队入城，在县署大堂炮毙伍鉴堂之子殒命。”《清文宗实录》卷八六；三二四；三四一

　　江苏有“唐守中等聚众数千，先在江南沛县创立巢穴，又召集赵姓伙党，借团练为名，霸种铜、沛、滕县鱼台等处民田数万顷。唐守中自为团主，有谋士、团头各名目，竖旗置械，焚杀掳抢”。《清文宗实录》卷二二二；三二七

　　河北在籍绅士孟广均因办理团练，不时赴县谒见，出入衙门，遇事好为议论，干预公事。因有奉发钤记，每遇该族讼案，不候官办，私行出票，传人讯断，即为理论。又与本省官吏交结，徇庇匪徒。《清文宗实录》卷二八○；二九四

　　浙江浙江绅士陶庆淳、孙长生因勒索鄞县供应银一千两办团练未满所欲，辄将该县家丁痛加詈辱。先后借用宁波饷捐、余姚亩捐及绍兴等处各捐款数盈钜万，并依势把持挟制官府。入局未久，各摊厚资。擅受民词，高下其手。《清文宗实录》卷二八○；三五○

　　河南绅士李瞻回籍办团。威逼科敛无恶不作。稍不如意，即扒房捉拿。擅杀千总张万年，活埋田壮子，扎毙连飞云，携党数千人，排列队伍，燃放枪炮，出入州城，耀武示威。聚团数万，扎营数处，有“瞻王”“汝南王”之称。有大户彭凤台不服勒派，焚其舍数百间，其产业数万入团充用。彭阖家逃避。瞻知其藏于张寨，围攻两月，焚毁杀伤不计其数。又以不遵约束，杀庙上团首王鳌。官虽出示解散，诸团皆畏瞻，不敢听命。郑元善《宦豫纪事》，《擒李瞻记》

　　另有一些基层社会组织成为与上层政权全然对立的力量。安徽除前举“招纳亡命，联络十余村庄”，“刻期攻城”的谢家大户谢四老虎谢珍科 外，定远邑绅陆遐龄父子竖“随天大王”等旗，聚众抗官 ；颍上、寿州“捻匪啸聚，动辄累万，主之者多绅宦旧族，始以团练召集豪强”，后“闻皖宁皆陷，遂谓江南无长吏，纵之劫掠，有十大帅主、十三天尊之号” 。各捻多属聚族而居的大族大姓，官府称之为“宗贼”。如张氏第七世张乐行这一辈及八、九两世子弟几乎全部参加捻军，成为捻军黄旗主干 。代表各个宗族的捻军首领彼此之间往往沾亲带故。如黄旗边白旗主尹自兴是尹沟张乐行娘舅家族的人；红旗旗主侯士维是张乐行嫂子的堂兄；八卦旗主杨兴泰是张乐行的姑表兄弟；杨兴泰又与黑旗白边旗主刘老渊是儿女亲家；蓝旗首领鹿利科因其族兄是邓家外孙，故最先领的是邓家的旗，鹿利科投身捻军后，除了他自己居住的鹿楼村，鹿小寨、鹿小营、鹿小庄、鹿庄、桥头鹿等鹿姓聚居的村庄都变成了捻军的势力范围。有吴土楼世代居住着吴侯两姓，姓吴的住在村东头，姓侯的住在村西头。吴姓因是捻军黄旗首领张振江姑母娘家，遂全部加入了黄旗；侯姓因是捻军红旗首领侯士维本家，遂全部加入了红旗。不单是这一个村，皖北“姓张的都是黄旗，姓侯的都是红旗”。

　　19世纪乱世之中，刘铭传辈的“入仕”，是晚清基层社会统治重新整合的信号和标志。这一过程大致如下：

　　1原有的统治秩序崩溃了，上层政权没有力量保护和控制基层社会。

　　2一些族姓衰落，一些族姓兴起；基层社会精英集团的成分发生变化；一段时间内某些地区原来上层政权以儒家治理模式宏观统治基层社会的连线被切断，出现了基层社会组织与上层政权脱离、或对立的现象。

　　3基层社会以刘铭传辈为代表的精英集团，最终多数仍抉择站在官府一边。

　　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晚清整合后、并仍在继续整合的基层社会统治，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基层社会统治了。

　　二、刘铭传“入仕”与晚清上层政权结构的裂变

　　基层社会统治的整合与变化，势必引导政权结构、统治格局发生调整和变化——或者后退到原有的双重统治结构及格局，或者在原有基础上产生新的政权及统治模式。

　　中国传统社会原本是在“家”与“国”的相互依赖、相互斗争及利益调整下波浪式前进。唐中期以后，领主经济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地主经济在较为彻底的意义上成为传统社会经济总合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至此，“国”，逐渐放弃了与“家”对土地和人口的争夺，转而依靠“家”实现对基层社会的统治，从以法家“治理模式”为主，到以儒家“控制模式”为主。其标志至少可以举出：经济上均田制与大地主庄园制的终结及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地的实施；政治上，九品中正制的废止及科举制的实行。科举制开辟了基层社会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入仕、跻身于上层政权机构或国家官僚机构的道路。由于儒学化的考试内容和取士标准，执著于科考做官漫长旅途的知识分子，其思想信仰从根本上与国家保持高度的统一，终被培育成进则为官、退则为绅，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在统一思想信仰指导下发挥作用的士绅阶层。士绅阶层在上层政权与基层社会双重统治格局中起上下连接作用，且具有双重身份。在基层社会民众眼中，作为在职非在职官员、作为有功名和有特殊身份的人、他们代表的是国家(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上层政权统治者眼中，作为家族宗族乡族组织的领袖、作为自保自治、公益事业倡导者和兴办者、至少作为因普及儒学教育或识文断字而在基层享有威望者，他们代表的是地方。这就是所谓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地方精英”。

　　有学者以为，“晚清以来，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沟通领域或交涉领域中，原来稳定的、控制局面的、平衡国家与社会的同质的绅士阶层让位于相互冲突的、缺乏共同信念的、破坏国家与社会原有关系的异质的‘地方精英’”。这里的“地方精英”，特指包括传统绅士、绅商、商人、军事家、教育家和士匪首领等在内的各种所谓“职能性精英”。白丁兼盐枭刘铭传得以跻身其中。而我以为，“地方精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19世纪中晚期的“地方精英”可能不仅仅属于士绅阶层，19世纪中晚期士绅阶层的人却一定是“地方精英”；19世纪中晚期的“地方精英”可能不再是同质的绅士阶层，可能会相互冲突，但多数——如入仕后的刘铭传——并非缺乏共同信念、并非是破坏国家与社会原有关系的异质分子。

　　晚清上层政权统治危机的特殊性，在于客观存在着满汉民族矛盾，这使传统社会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在内乱外患的形势下，清廷不具备彻底解除困境的能力，不得不依赖汉族士绅，却又从骨子里始终不信任汉族士绅，缺乏安全感，直至对原来以满族贵族为主、满汉共治体制统治全国的政治基础丧失信心——这不仅在于汉人在长江流域建立了与之对峙、割据、分庭抗礼10余年之久的太平天国政权，而且在于在清廷拼死自保的挣扎中，军事权力前所未有地落到了南方汉族士绅手中。汉族士绅则缺乏彻底解决问题(比如索性推翻清朝，取而代之)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勇气，但又不能不对清廷缺乏忠诚。双方小心维持建立在政治权术上的微妙关系，在互不信任的背景下合作平定内乱——清廷最终依靠由汉族地方精英募练指挥、从基层社会武装脱胎而出、以湘淮军为代表的新军——勇营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平息了战乱，重建了统治秩序。清廷在南方的统治地位得以全面恢复，汉族地方精英领导的新军以“勇营留防”的形式留驻上层政权，实际充当了国防军主力的角色(尽管清廷始终不承认其为国家经制军队)，汉族地方精英则通过特殊途径，进入上层政权，获取了从中央到地方前所未有的权势地位。脆弱的以满族贵族为主的满汉共治体制、勉强维持的上层政权结构由此发生了裂变。

　　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与斗争的复杂的长过程。对清廷而言，依靠汉族地方精英结团自保、练勇出队、集队成军，以牺牲基层社会的低度军事化，听任其在汉族地方精英主宰下向高度军事化演变为代价“防剿”太平军、捻军，无异于饮鸠止渴。这是清廷不愿意接受，又不能不接受的现实。汉族地方精英的境遇可想而知。刘铭传实现了他年少时追逐功名的志向，却在诗中屡屡感言：“三十人为一品官，多少憎忌少人欢”；“为嫌仕宦无肝胆，不惯逢迎受折磨”；“莫如归去好，诗酒任疏狂”，不能不说是这种境遇的反映。 然在大背景下，这是十分普通的。刘铭传在湘淮军创始者曾国藩、李鸿章已获实职的情况下入仕，较之曾李，情况已经好得多了。

　　曾国藩于咸丰二年(1852)奉旨办理团练，所练湘军转战江南、苦斗硬撑，成为清廷唯一可以依靠抵抗太平军的军事力量。而整整八年，清廷没有授其军政实职。其间，咸丰四年(1854)湘军攻破太平军重镇武昌，咸丰帝“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而大喜过望，已下令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然首席军机大臣祁寯藻进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提醒了咸丰帝：曾国藩虽曾高居二品侍郎之位，但既在籍即是居闾里的匹夫，即是统带私军的地方精英身份。曾国藩谦辞的奏疏还未到京，咸丰帝已改变了主意，降旨曾国藩毋庸署理湖北巡抚，仅赏给一个兵部侍郎虚衔。曾国藩“素位而行”，“武不能补千把外委之实，文不能辖府厅州县之官”，“无土无财，无位无民，凡有筹饷之方，动多掣肘之虑” ，后来他在写给其弟的信中说，“余前在江西，所以郁郁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吃醋而获咎(万篪轩是也)。坐是数者，方寸郁郁，无以自伸”。 咸丰六年(1854)二月，曾国藩因丁父忧再次回籍，三个月假满时，以不返大营、在籍终制相要挟，公然要官，称：“非位任巡抚、有察吏治权者，决不能以治军” 。疑忌已深的咸丰帝顺水推舟，照准守制，将其晾了一年有余。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弟曾国华命丧三河之役。翌年，清廷以道员例优恤。因曾国华过继其叔父，赏其叔父从二品封典。对此，曾国藩不无失落——他过去任从二品、正二品京官时，其叔父已因之受过从一品、正一品两次封典(清例：京官祖、父辈貤封提高一品)。曾国藩只能自我解嘲道：“受侄之封与受子之封，覃恩普遍之封与逾旨特颁之封，究有不同”，“叔父先受侄封，后受子封，二者并行不悖” 。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再度溃败，咸丰帝无计可施，仍不甘心将督抚实权交给曾国藩，先命荆州将军都兴阿督办江苏江北军务，广西提督张玉良署理钦差大巨，江宁副都统魁玉署理江宁将军，后实是万般无奈，方下令给予曾国藩兵部尚书街，署两江总督，典兵之权尚且不给。直到太平军占领余杭，才最终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李鸿章咸丰三年(1853)奉旨办团5年，战功累累，只得记名道员加按察使虚衔，后入曾国藩营当幕僚，十一年(1861)奉两江总督曾国藩命回籍招募“树字营”(张树声)、“铭字营”(刘铭传)、“鼎字营”(潘鼎新)、“庆字营”(吴长庆)4营，加曾国藩调拨湘军10营，于同治元年(1862)组建淮军，东援江苏，方才得授署江苏巡抚，半年后实授，次年二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进登晚清政治舞台。

　　刘铭传则在组建淮军后短短的3年中，即因战功从副将、总兵、实授直隶提督，赏穿黄马褂，走上仕途。实缺的直隶提督与基本永远补不上缺的记名官职全然不同，是实实在在的一品大员。然一则经过平定太平天国、捻军，不被承认为国家经制军的湘淮军中武职冗滥，据说两江总督衙门中的差弁都是有总兵提督衔、赏穿黄马褂的一二品武职；一则提督已是武职的最高级别，再没有发展的可能，刘铭传总有些窝心和尴尬，他在诗中写到：“官场贱武夫，公事多掣肘”；“琼林宴上君先到，塞上风光我独知” 等。刘铭传以“白丁”进入地方精英集团，又以特殊途径走上仕途，与地方精英集团中的士绅有所不同。刘铭传仕途上的风波和进退，毋宁说反映了汉族地方精英内部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又被笼罩在清廷与汉族地方精英的矛盾之下。

　　刘铭传仕宦一生，曾经5次还乡，5次进退。

　　刘铭传加入淮军后第一次还乡，是在同治三年(1864)岁末。

　　同治三年(1864)上半年，淮军打下苏常二府，因李鸿章欲把攻克天京的首功让给湘军曾国藩兄弟，淮军暂屯兵不动。六月，太平天国天京陷落。七月，刘铭传奉命追击太平军余部，下湖州，占驻皖东广德、建平(郎溪)一带。时清廷补授刘铭传为直隶提督，“铭字”营也已发展为左中右3军18营、七八千人的“铭军”。而随之捻军问题突出出来。十月，清廷命曾国藩驰赴皖鄂交界，督军剿捻。曾国藩与李鸿章面商，调淮军刘铭传、李鹤章、周盛波等随行。十一月十二日，刘铭传奉命率队渡江赴皖西六安、霍山等处防剿。其间，北方剿捻主帅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于襄阳、邓州两次大败于捻军，清廷谕令曾国藩速派刘铭传等增援，赴河南归僧格林沁调遣。曾国藩说现成话——称湘军不惯面食、不善驰骋，于剿捻难期得力，淮勇人地相宜，足以制其死命，当年招募淮勇即以剿捻相期，此次谕饬刘铭传等赴豫，李鸿章亦认为“义无可辞”云云 。李鸿章强调客观原因——称因雨雪阻滞，刘铭传行将一月才到六安，因内河水涸，洋枪大炮弹药不能多运，大部军火仍屯建平，须来春水涨，始可设法运输，因无法赴豫，请暂驻六安云云 。僧格林沁则明确拒援 。

　　刘铭传驻地六安距他的老家肥西只60里、半日马程，既无从援豫，于是他在离开家乡3年后，还乡渡岁。其《甲子冬以师行还家夜中偶作》诗中有：

　　风雨一家团骨肉，干戈何处望旌旗？中兴愧我无功绩，且幸还家慰别离 。

　　可以看到，清廷从根本上对进入上层政权的汉族地方精英抱以极大的疑虑和戒心。正因为如此，湘军攻下天京后，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带来杀身之祸，主动奏准裁撤湘军大部并停征厘金、亩捐，以向清廷表明心迹。清廷则命曾国藩督师剿捻。曾国藩手中兵将已所剩无几，所“督”之师绝大部分是包括刘铭传“铭军”在内的淮军；刘铭传“铭军”的行止，却仍由李鸿章左右，这不能不造成曾李湘淮的矛盾，或者说是清廷有意造成的矛盾。而主持北方剿捻4年的僧格林沁，竟拒绝南方汉族精英指挥的正规武装进入北方，染指剿捻事宜，表面上是对汉人的轻蔑——李鸿章后来即就此事说，僧格林沁“位望过崇，下情难达，南军(指当时清廷欲调归僧氏的刘铭传铭军)闻归节制，莫不气沮。刘省三叠奉谕派，乃至被谴责而不辞，岂弟所能强迫？” ——实际反映了满蒙贵族对汉人的疑惧。曾国藩李鸿章虽然调派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等陈兵苏鲁皖边境，做出北援剿捻的姿态，但清廷并无真正动用淮军之意，刘铭传等只能坐观僧格林沁于同治四年(1865)在曹州高楼寨全军覆亡，后刘铭传又因防剿迟延，被革职留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的《感成》诗句“武夫如犬马，驱使总由人”，为前诗“中兴愧我无功绩”，作了注脚 。

　　刘铭传第二次还乡(实际是两次)，是在同治六年、七年(1867、1868)，镇压东捻、西捻之后。

　　刘铭传剿捻过程中，同治六年(1867)正月的湖北安陆尹隆河之役，使他遭受一生间的重大挫折，几不齿于世人，严重影响了仕途。后他奋力苦战，提出“守运河进扼胶莱”；赶筑280余里的长墙防线；收买东捻叛徒潘贵升、邓长安于十月赣榆之战临阵枪杀东捻领袖任柱，击败东捻军，获赏三等轻车都尉世职，方略略摆脱难堪处境，七年(1868)正月，回家养病半年，奉旨起而赴山东攻灭西捻，又是半年，而后以身心俱疲之躯，告病开缺回籍。

　　尹隆河之役的大致经过是：双方主力湘淮军两大主力“霆军”与“铭军”原订同时发兵，与东捻军在尹隆河展开决战，但一说是鲍超“霆军”失约没有按时赶到；一说刘铭传“铭军”提前进击，结果均是刘铭传孤军遭到10倍捻军的痛击，刘铭传部将唐殿魁、吴维章、田履安、李锡增、幕僚陈永孚及士卒三四千人阵亡，刘铭传与诸将幕僚“俱脱冠服，坐地待死” 。此时鲍超“霆军”赶来，从背后发起猛袭，反败为胜，捻军损失2万余人；刘铭传以下2000余“铭军”获救；所失5000余骡马、400杆洋枪、万件号衣、无数辎重甚至刘铭传的红顶花翎顶戴全都夺还回来。然刘铭传恩将仇报，李鸿章一意回护，鲍超被斥为失机冒功。由是，鲍超郁愤成疾，执意告退。

　　很多学者对此有精辟的分析，认为刘铭传与鲍超的矛盾，反映了湘淮军的矛盾。而如若进一步探讨，则可看到，湘淮军矛盾的扩展与清廷有关。同治四年(1865)僧格林沁战死，清廷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转而依靠湘淮军，但不是任命李鸿章，而是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师(主要是淮军)剿捻，由李鸿章代曾国藩署两江总督。这其中未必没有在剿捻同时，将曾国藩调离湘系经营已久的两江老巢，将淮军主力与李鸿章分离的一石三鸟的考虑。曾国藩制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的战略，设立了4大重镇——湘军刘松山部驻守的安徽临淮老营；淮军潘鼎新鼎军驻守的山东济宁老营；淮军刘铭传铭军驻守的河南周家口老营；淮军张树声树军驻守的江苏徐州老营，后又增加6支尾追游击之师，湘淮各半。“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六游分追，梭织不断”。 但曾国藩督师经年，却“师久无功”。除了其他原因外，曾国藩称“臣所带之兵，均系李鸿章所部之卒”。各部既不能扼止捻军之势，又不能互相支援，曾国藩最终引咎称病告退，请求由李鸿章主持东路剿捻、曾国荃主持西路剿捻，并表白似地请“饬李鸿章携带两江总督关防”云云。 后曾国藩虽回任两江总督，但仅一年多，清廷又将其调离江宁，任直隶总督，改由不属任何派系、没有一兵一卒的马新贻任两江总督。据说慈禧并密旨马新贻调查湘军攻陷天京后太平天国财富的去向。不久，发生了扑朔迷离的刺马案，其后，两江总督的宝座长期落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这乃是另一个话题。尹隆河战役，刘铭传无视鲍超，李鸿章回护刘铭传，不能不令人感到是凭军事实力、不是凭道理说话。而从客观结果看，李鸿章则不仅是为了刘铭传。这客观结果便是：湘军主力“霆军”32营大部被遣散，只留唐仁廉择精壮，另立“仁”字营，并入了淮军建制。

　　刘铭传第三次还乡，是同治十年(1871)，在陕甘任上与左宗棠交恶之后。

　　同治九年(1780)五月，天津教案发生。清廷一方面先后派曾国藩、李鸿章赴津谈判办理此案；一方面准李鸿章所请，起复刘铭传帮办军务，准备法国及其他国家借此开战。刘铭传于九月从家乡赶到沧州铭军大营，天津教案却以清廷屈从了结，十月，被清廷派以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准专折奏事。时湘军出身的原闽浙总督左宗棠亦以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且同回军作战多年、方显有利势头，本能认为淮系插入西北属于摘桃抢功而抵触。然使湘淮系互相监视、互相牵制，正是清廷的用意和目的。十年(1781)四月四日，清廷密旨刘铭传打探左宗棠军情，随时密报。刘铭传则就势于四月二十四日上“密陈左宗棠军情”奏片，贬低和诋毁左宗棠西北平回的战绩，引起左宗棠的极度不满。随后，刘铭传于七月初九奏称他因“头风肝气”，“坐卧难安”，请求给假回乡调治。九月又以“痼疾难療”，奏请续假3月，从此赋闲居家13年。

　　刘左交恶，有说是因刘左均不服于人的高傲心性使然，也有说是因刘铭传在尹隆河之役的恶劣表现种下的祸根。而如若进一步探讨，则可看到，刘铭传的心性、做法包括尹隆河之役的做法，与汉族地方精英的构成成分及内在矛盾有关。

　　19世纪乱世之中，尽管汉族地方精英有很多通过特殊的办团途径入仕，但其中也有文武两途之分。

　　湘军多用文人以文职领军。所谓的“文人”是指有功名者，即便只是生员、举人。有功名即授以文职，得以文职领军，升补道府藩臬督抚实缺后，仍被湘军视为将帅，如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刘坤一、曾国荃等。他们是地方精英集团传统的成分。正因为这一点，太平天国运动平息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系，既没有取清廷而代之，也没有分权割据，而是主动遣散湘军，以实力进入中央津要，左右政局——据统计，湘军前后共出了14个总督、13个巡抚，同治二年(1863)湘军将领任总督8缺中的3缺，任巡抚15缺中的7缺，打破了清入关以来满族贵族独揽大权的一统天下。自此汉族精英位居中枢机要、地方封疆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末。

　　淮军除了李鸿章家族以外，用文人以文职领军的情况相对少得多，做到督抚的将领也少得多。著名的只“树军”张树声出身廪生，领兵时授道员、布政使、按察使，后做到江苏巡抚、两广总督等；“鼎军”潘鼎新出身举人，领兵时授同知、知府、道员、山东按察使，后做到云南巡抚、广西巡抚；“良军”刘秉璋出身进士，自湘军调来，后做到四川总督等。没有功名，如“铭军”刘铭传、“开字营”程学启、“庆军”吴长庆等，只能走武职一途——从都司升至提督到顶。 他们在更深层次上成为地方精英集团的非传统成分，却很难有进一步发展和施展抱负的机会及可能。如前所述，武职冗滥，头品顶戴的提督，也不免被一般文职视为地位卑微的“武弁”。这是刘铭传的牢骚所在，他在诗中多处写道：

　　我生性不羁，欺侮亦甘受。济世重经纶，自惭无抱负。

　　不幸入官场，奔劳日日忙。何曾真富贵，依旧布衣裳。

　　鲍超是湘军少数行伍出身的武职将领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鲍超、刘铭传两位白丁入仕的武职将领，所带“霆军”“铭军”分别是湘淮军最勇猛的主力。尹隆河之役，鲍刘两军夹击捻军。刘铭传自己没有功名，却自视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从骨子里看不起同样没有功名的武夫鲍超，特别是湘军名将鲍超，结果自取其咎，身败名裂。左宗棠也是通过特殊的办团途径入仕，但因是举人出身，以文职统兵，督军西北之前已做到闽浙总督。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特殊办团途径入仕的左刘两位，后分别在西北和台湾立下了保卫祖国边疆最卓越的功勋。左宗棠常自诩“老亮”(诸葛孔明)，其狂傲视人，世所周知。刘铭传出任西北原有淮系摘桃抢功之嫌；刘铭传本人是没有功名的武弁，又因尹隆河之役与湘系结下深怨，有恩将仇报、卑鄙小人的恶名，平日连曾李都不放在眼里的左宗棠如何待他，可想而知。但以刘铭传同样狂傲的心性，自九年(1870)十一月到西安就任至十年(1871)四月二十四日上密折，其中竟隐忍不发近半年之久，可知原来早已对武职心灰意冷的刘铭传，对此次任职抱有一展宏图的希望——钦差大臣的地位不同于武职，高于或等于地方封疆大吏；专折奏事的特权，又使他“不复见制于文吏”，然他左右不了形势，这一希望终归破灭，在将怨气发泄在对左宗棠的诋毁中后，决然引退。

　　刘铭传第四次还乡，是光绪七年(1881)，在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遭到否定之后。

　　刘铭传同治十年(1871)自西北引退乡居9年后，有过一次进退，即：光绪六年(1880)八月清廷诏起刘铭传进京，刘铭传辞以“眼疾未愈”，清廷准假两月，十月刘铭传从老家经天津进京，随即于十一月上《筹造以图铁路自强折》，遭到否定后，于七年(1881)正月还乡。此过程过于短暂，一般忽略不计，笼统称刘铭传乡居赋闲13年。然刘铭传此次进退反映了较为重要的问题，故仍拿出来讨论。

　　据说刘铭传还乡之前，李鸿章曾嘱咐他“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陶融根器”，“敛浮气而增定力”，告知“后数十年之世界，终赖扶持”。近十年的时间，刘铭传广泛阅读西方书刊译本，结交洋务派及经世派文人名士，开阔了眼界，在济世、治世识见和才能方面有了近类于“质”的飞跃。他曾断言：“中国不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厉人才，不出十年，事且不可为矣” ！

　　此次清廷诏起刘铭传进京的背景，是中俄伊犁交涉。左宗棠收复新疆；崇厚赴俄交涉归还伊犁九城丧权辱国；清廷被迫不予承认、改派曾纪泽赴俄重新交涉；中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清廷以征询对策为名诏起刘铭传进京，实际是做万一开战的准备。刘铭传却呈上“筹造铁路自强”的折子，指出沙俄之所以没有立即进攻中国，是因为其通往中国西北东北的铁路尚未建成；而中国建造铁路在政治、经济，特别是用兵方面均为“急不可缓之图”，并提出建造铁路的具体规划。

　　当时，笼罩在满汉矛盾背景之下，由于汉族地方精英的加入，上层政权发生了裂变；由于汉族地方精英的加入，上层统治集团对于外国列强觊觎和侵略的认识，也表现为分裂之状。

　　在对各国列强的看法上，满族贵族集团将俄国视为首要敌国，反映出清廷从自身统治地位的忧虑出发，加强北方疆域(包括所谓“龙兴之地”东北)安全、巩固满蒙联盟，一旦失去中原统治权的尚留有退路的动机。汉族地方精英则视英国为首要敌国，在明知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以军火支持清廷对抗英、法，借机提出对中国东北的领土要求，通过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攫取中国东北乌苏里江以东领土的情况下，仍说：“大西洋英、法、米各国，恃其船坚炮大，横行海上”，俄罗斯“与我向无嫌怨，其请用兵船助剿发逆，自非别有诡谋”，“以大西洋诸夷论之，英吉利狡黠最甚，佛兰西次之，俄罗斯势力大于米、佛，尝与英夷争斗，为英所惮”，“英、佛诸夷，并非固结之党，已可概见” 云云。而总体上，对满汉共治体制统治全中国的政治基础丧失信心的满族贵族集团以为：“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外国列强“所请尚执条约为据”，“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 其中隐含了完全从清统治地位的安危出发，摆脱传统礼仪秩序观念的束缚，对各国列强向条约体制转变的新的外交观念。汉族地方精英尽管对公使驻京等问题更早持开明态度，但深切认为，太平天国“足以病我而不足以倾我也”，捻军“足以乱我而不足以病我也”，真正长远的威胁在于外国列强的觊觎和侵略。

　　这也是海防、塞防之争的深层背景。这种上层政权分裂的背景决定了当时的中国从根本上无法实现“在民族主义感召下进行的相同程度的爱国动员，从而具有以一个民族行事的能力”来应对西方的挑战，使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更加崎岖和坎坷。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介武夫刘铭传的《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无端遭到来自多方面的激烈反对和攻击，使他郁闷不已，3 次上疏求退不准，后不待批准，径自返乡。

　　刘铭传第五次还乡，是光绪十七年(1871)，在“赏加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补授福建巡抚7年、出任首任台湾巡抚6年后，因遭忌以病乞归。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前夕，清廷下诏再次起用刘铭传治军。刘铭传当时正在杭州悠游士林，以诗文会友，据说他已不屑为钦差大臣，捎话称：非封疆免谈。这一方面因其时督办军务如无督抚身份，难收臂指之效；一方面改文职是刘铭传的多年夙愿；一方面有将才匮乏等机缘。李鸿章为之向清廷婉陈，加刘铭传巡抚衔，始受命。刘铭传成为当时以武职任封疆凤毛麟角的人物。七年中，刘铭传在台湾武略文功，施展生平抱负，立下卓越功勋，成为“台湾近代化之父”。刘铭传开缺回乡后，其在台新政悉被废除。光绪二十一年(1895)，刘铭传闻台湾被割，病重呕血，后于当年不治身亡。

　　刘铭传的仕途风波，进一步反映了汉族地方精英进入上层政权的曲折过程；进一步反映了由于汉族地方精英的进入，上层政权发生的裂变。

　　清朝官制，同为省级封疆大吏的总督巡抚之间没有统属关系，各向皇帝直接负责。一般军事归总督，节制省内绿营提督、总兵各官，且自辖“督标”三至五营；民事归巡抚，总管省内政务监察，也自辖“抚标”二营，用兵时负责粮饷。督抚以文人铨任，不用武人。盖以武人知兵，不能轻与事权，文人不习兵事，不妨假以重任。平时以文制武，战时由朝廷另外特简经略大臣等专事征伐。一省政务另有主管民政财政的布政使、主管司法的按察使及其佐贰分守道、分巡道道员分任。总督巡抚与他们之间也无统属关系，只行督率之责。布政使、按察使有办事衙门，向上分别听命於户、刑等部，且各有专摺奏事之权。

　　而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进入上层政权的汉族地方精英，亦文亦武、亦官亦绅。他们受任的钦差大臣、总督，拥有统辖直省军政事务的大权，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受节制。由于清廷不承认湘淮军为国家经制军队，湘淮军作为汉族地方精英的私军勇营，军饷自筹。又由于战时的特殊情况，清廷被迫允许其以厘金、票盐等形式就地筹款，自行支配。无形中，从湘淮军领袖到督抚大员的汉族地方精英手中掌握了财政大权，加之所辖苏皖赣三省富甲全国，军队乃至“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 ，成为拥有独立军事、财政、后勤系统，甚至学校、兵工厂的可以分权割据的力量。

　　上层政权结构发生裂变的既成事实；汉族地方精英手中握有的政权、军权、财权以及可以分权割据的力量，深刻影响了晚清到民国初年的政局。

　　三、小结：刘铭传“入仕”的“出格”与“回归”

　　刘铭传“入仕”的第一个“出格”，是代表着一批没有科举功名的“地方精英”，在特殊形势下，以特殊的办团途径走上仕途。这首先反映、并致使基层社会与上层政权原通过传统士绅的联系出现断层，随之致使基层社会重新整合在新的以汉族地方精英为核心、独立性相对更强、权力更大、军事化程度更高的统治模式之下，并造成财产和权利的再分配。

　　刘铭传“入仕”的第二个“出格”，是改变了“地方精英”集团即“士绅集团”的定义。这种改变，刘铭传所在的淮军较湘军更为明显。湘军遣散，淮军继起，其内在成分决定，进入上层政权的汉族地方精英不再更多地宥于传统道德观念，与清廷的矛盾更深，更加互不信任，脆弱的以满族贵族为主的满汉共治体制的基础不复存在，勉强维持的上层政权结构发生了裂变。

　　刘铭传“入仕”的第三个“出格”，是在“右文左武”、文人治世的情势下，18次上疏乞还，5次进退，宁肯赋闲13载，最终争取到了由武改文、出任封疆的结果，实现了切实参政、施展政治抱负的目的。这在当时极其难得和罕见。然刘铭传没有想到，曾几何时，事情走向了反面，清末民初时，文人治世变成了武人治世。

　　刘铭传“入仕”的第四个“出格”，是较为“超前”的洋务主张与作为。或许由于刘铭传没有科举功名，传统的包袱相对要小，对西方新事物的学习和接受既快且多，且付诸实行。所率“铭军”是首先由外国教习训练并用洋枪洋炮加以武装，方成为淮军中坚的。刘铭传恩待“铭军”教习法国人毕乃尔，在六安为其择妇成家，阵亡后，又将其棺木带回六安厚葬。所呈《筹造以图铁路自强折》；所行台湾全面的近代化措施，都在中国近代化史册上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刘铭传尽管以特殊途径“出仕”，是没有科举功名的“地方精英”(这似乎改变了“地方精英”集团即士绅集团的定义)但他仍旧是在传统儒家教育体系中、在“耕读之风”的家、国环境中成长起来，从根本上与家、国保持一致，并非是“相互冲突的、缺乏共同信念的、破坏国家与社会原有关系的异质的‘地方精英’”，因而最终仍然“回归”，成为士绅或等于士绅。这从刘铭传等起事时，最终抉择占在官府一边；刘铭传等衣锦还乡后，置田经商、敬宗收族、筑圩自保、续谱建塾等均可看出。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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