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 董丛林

　　刘铭传本乡间一勇夫，只因投充淮军，成为其名将，恃军功屡获保荐和擢升，很快授职提督，最后竟擢至巡抚。若在承平之时，这是难有可能的事情。就此而言，刘铭传可谓适逢其时，造化不俗。不过，刘铭传又不是一直稳居官职，其间屡有乞归退隐之时。有知情者说：“综其生平，自战江苏，讫台湾，凡五进，而辞退乃十有八焉。乞退之疏存者，乃十有 四。按其岁月，皆处恩纶稠叠之时，实为千古名将所未有，夫岂洁身高蹈，如古石隐者流哉！” 且不管所说进退之数是怎样具体计算而得，反正刘铭传在为官履历中屡进而又屡退是醒目的事实。淮系首领晚、清重臣李鸿章，对刘铭传有“性不耐官” 的评说，确属知人之见。不过，这恐怕不是仅 “洁身高蹈，如古石隐者流”能够解释的，而应该联系其人的性格因素、特定的身份条件和境遇情节，综合地来看待、分析。

　　诚然，表面上看，刘铭传是有一种“如古石隐者流”的意态，并且隐逸情结似乎很深而常存。这从他的诗作中就反映出来。可以说，归隐是他诗中的一种基调。从曾国藩为《大潜山房诗钞》作序所署“同治五年十一月”的时间看，该诗钞所辑诗作当为此前者，正是刘铭传为将率部征战的典型期。按说，状描血火战事、抒发“建功”壮怀似该成为其诗作的主调，其实不然。这种类型的作品不是没有，但不多见，反倒是以抒发归隐情怀为主导倾向，其这类意境的文句可谓俯拾皆是。如“武夫解甲告归田，也到西湖闲放鹤”，“入山顿为世情违，利锁名缰俱解脱” ；“解甲归乡去，入山种翠薇。何须老大返，依旧少年归。朋辈疏音问，官场任是非。此身欲闲散，故与宦情违” ；“重名利禄何为重，解甲投戈实慰思” ，如此等等。看似意欲摆脱利锁名缰，官场是非，过一种超逸恬适的“隐士”生活，所谓“山水有情娱永日，古今无尽得长年” ；“狂歌痛饮乐天年，何须更觅长生诀” 云云。李鸿章一方面评其“视荣利亦尚超脱”，“劳苦极而求退岂非人情” ；另一方面也不以他追求隐逸享受为是，说他“乐志歌啸忘年，有韩蕲、王湖山驴背之风，兼信陵公醇酒妇人之好，烈士暮年豪放之余，毋亦拊髀肉而太息耶” ！超脱荣利是隐士们最为惯常的表态，对刘铭传来说也不能排除有其一定的真实性，但更有追求荣利而不遂其意情况下而表示厌弃的一面。刘铭传年少时即尝自慨曰：“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谥。” 可以说追求功名是其素志，决非真不在意。至于说其“劳苦极而求退”，自也有其真实性。所谓“年年仗剑走江湖，劳顿风尘未改途” ，归隐便是要“改途”。

　　调 刘铭传甚还表现出对佛门境界的欣赏。他军旅生涯中过泗州地方借住在释迦寺中，与僧人接触，有感而赋诗，有“岂劳修炼才成佛，若得清闲即是仙”，“愿待澄清放归隐，好来方丈结禅缘” 句。还有因登焦山寺而成的诗作：“还乡思隐退，对景阔心胸。有此托身处，何须万户封。” 再就是所题家乡大潜山寺庙的联语，也颇见其意，选录二副。其一：“十载河东，十载河西，眼前色相皆成幻；一时向上，一时向下，身外功名总是空。”其二：“万户侯河足道哉！听钟鼓数声，唤醒四方名利客；三生约信非虚也！借蒲团一块，寄将七尺水云身。” 在常人的心目中，释门是出世脱俗、了断尘缘的地方，这与隐遁有着某种意境上的连通。当然，热衷于世俗享乐的刘铭传，难能真的出家去当和尚，只是感怀寄意而已。

　　不过，刘铭传的隐逸心理情绪是实有的，并非全是矫饰，也确有屡屡乞退归隐之举。何以如此？起码应该从其人的性格特征、特定身份条件以及具体境遇诱因等几个方面，来综合分析和探究。

　　先看其性格特征。

　　总的说来，刘铭传果敢、勇武、争强好胜而又颇显粗直、轻率、缺乏度量和耐性。没有果敢、勇武的素质条件，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武将是很难的，而刘铭传具备这一点，这从他年轻时表现得即非常突出。有记述说，其人十八岁那年，在乡团纷起筑堡自卫的乱势之下，乃父“为他堡豪者所辱”，他便毅然“追数里杀之”，“至是为诸团所推重” 。有些记述情节上更为具体生动。譬如，或说这天有大豪呼刘铭传的父亲至马前，“责供给不时，至呵骂而去”，刘铭传“愤甚，蹑豪行数里，夺其佩刀杀之，乘马徐归” 。或说有“土豪假团练虐其父，豪去”，刘铭传自书塾归，怒谓诸兄曰：“丈夫当自立，安能耐此辱哉！”于是“徒手蹑豪马，请决战”。土豪看着他狂笑曰：“孺子敢当我哉？吾授若刀，能杀我则壮士也。”刘铭传“喜，手豪刀，猝斩之，乘其马，手其头”，登高大呼曰：“某豪虐乡里，吾斩之，能从我者，当保若里。”这下，赢得“归者数百人” 。此后引所记显然比前引材料更为具体生动，当然情节上也互有差异。譬如一说“夺刀”，一说豪强“授刀”。而无论如何，杀豪都离不开果敢。像这等事情，在乡里的震慑力自然会是很大的。在豪强纷起争竞的关头，谁最显出特别的勇武果断便会成为出头者，归附和支持的人会越来越多。刘铭传也就是这样出头乡里的。有关于刘铭传与乡里其他堡寨争雄的记述说：当时“豪杰蜂舞起，数十里间往往堡寨棋置，互相雄长，亦时有攻伐。一日，别堡来攻，力却，枪药不继，其妻程夫人躬自造药，犹不继，老媪发其家所窖药十数瓮以进，堡卒不动。西乡豪杰莫不惧公(按：指刘铭传)矣” 。他从军为将后，勇武果敢更是能够折服于部下的最重要的条件。或说其 “为人果毅伉爽，貌威厉，眸子烁烁如岩下电，语音喤大，戏下见者毫毛竦树”，作战时“躬冒弹烟,为士卒先,故人乐为之死” 。从诸多战事中，确实能够显示刘铭传带头敢打敢拼的一贯风格。

　　刘铭传的争强好胜，不但是在与敌对方面的作战中表现出来，而且也显示于同阵营内部与其他将领人等的关系上。如在同治七年(1867)元月与捻军作战的尹隆河之役中，他为与湘军将领鲍超争头功，甚至竟不顾事先约定的共同出击的时间而提前行动，致使所部在出战后惨败，是鲍超所部霆军赶到后才得以挽救局面，反败为胜。有记述说：“鲍、刘二公意气不相下：鲍公自谓宿将，歼勍寇功最多，刘公后起，战绩不如霆军远甚，乃亦比肩为总统，意稍轻之；刘公谓鲍起勇而无谋，仅一战将才耳，顾闻其威名出己上，尤悒悒不怡……召诸将谋曰，度我军之力可以破贼，若会合霆军而获捷，霆军必居首功，人且谓我因人成事，不如先一时出师，俟歼此寇，使彼来观，亦当服我铭军之能战也” 。由此看来，刘铭传在同侪中的争竞之心是何等之强！当然，也有持是役出战是铭军按时，霆军失期之说者，这中间的是非曲直，即使不强作定断吧，而联系多种材料综合分析，刘铭传新进而急切争功的意态和居心也是不好否认其存在的 。不光是对同级将领，即使对直辖上司也不甘唯唯从命，故有其“性不乐人节度” 之说。的确如此，在他与李鸿章之间的关系上，不协之时恐即多因此而起。

　　从刘铭传的相关表现看，他的性格特征应该属“敏感型”，果敢利落，不甘人后，进取心强是其一面，而行为又常带盲目性，受挫折、不遂己意时容易消沉失望，是其另一面，两者相反相成。其负面的偏狭之处，在其生活道路上也会时常表现出来。为军为政，不遂自己意欲的事情会经常遇到，在竞争无果、无望的情况下，便消极行事，甚至不顾一切地要放弃职事，退隐归养，成为其人又一种并不少有的极端表现。表面上看这与拼命争竞时的反差很大，俨若两极，但实际上是同种心态在不同境遇中反映的结果，其间有着自然连通的桥梁。每逢其意气用事，弃进为退的时候，李鸿章总是表现出十分着急，予以谆谆规劝甚至是严厉批评，如说“悠悠泛泛之毁誉，何足为人生重轻，而执事(按：指刘铭传)乃重视若此，岂高材远识而亦出此耶” ？要他逢事“幸少忍耐，沉几待时” ，“加意谨约”，“兢兢勿失” ，甚至直斥他“粗直本色，嫌太懵懂” ！李鸿章在就相关事情致曾国藩的信中，也尝评论刘铭传“性急难耐” ，甚至说他“素性轻率” 。曾国藩对刘铭传则有其“所长在果而侠，其所短在欠渟蓄”的中肯之评，所谓“欠渟蓄”，按词义解就是欠含蓄，胸中积蓄的才识不够，隐意在说其人度量不够，故而“勉其海量” 。总之，刘铭传性格上有其“促退”的一面因素。

　　再看其人的特定身份条件。

　　败为刘铭传出身于祖辈无功名官职的山乡农家，“年十五，从父为盐枭”，“春耕、秋获，辄在里中售散工” 。并且有说其“少年无赖，聚党鬻私盐，拒捕伤人，母惊病殁” 者。从这种情况看，刘铭传从小并未能安身塾堂受多少正规的文化教育，主要是以商贩和农事为业。少年不光“无赖”，而且有说其“幼不慧”，到十五六岁上才转“敏达”，是在“尝夜寝，见有虎搏己” 的梦境过后突然发生这一变化。惊梦转慧的说法显然离奇不可遽信，但其人少年时并未显出多么聪明恐系实情。像他这种情况没有参加科考的条件理所当然，在这一点上刘铭传似乎也有自知之明，长大后有朋好劝以应试，他以“此非吾发名所” 作答。作此记述者是刘铭传的儿辈，系知情者，似可信。也有说其人“幼具异禀，于志学之年，曾出而应童子试”的。《刘公铭传年谱初稿》的作者恐怕是对此说也不倾向采信，故只是“附志之 而已。

　　没有任何科举功名，似乎也没有多少时间正规从学过的刘铭传，长大多年经武，竟还能够粗通文字，这已经算个不大不小的奇迹。至于说他文才亦颇特出，“在官奏牍，下笔辄数千言，沛不可御”，“其所自属草，尤觉英风浩气，磅礴楮墨之间”，其诗作，“曾文正公叹为骠姚劲悍” ，便不无一些夸饰之嫌了。像他这样的出身条件，识字作文能够达到可用境界，已属难得，没有必要非把他拉入“文雄”之列。他也确实喜爱吟咏，从所存的《大潜山房诗钞》即可见一斑。诚然，不但为名宦同时也是著名文人的曾国藩，还为刘铭传的该诗集写过小序，不过并没有对其诗本身置太多的夸赞之语，只言及“所为七律，亦往往以单行之气，差与牧(按：指杜牧)之为近，盖得之天事者多”，然后笔锋一转，说“若能就斯途而益辟之，参以山谷(按：指黄庭坚，人号“山谷道人”)之倔强，而去其生涩，虽不足以悦时目，然固诗中不可不历之境也”，这是提出改进的希望和建议，除此而外，便是评其用兵和临事气象，说是“若加以悚惕戒慎，豪侠而具敛退气象，尤可贵耳” 。显然已属诗外之话，借题发挥，勖勉其人。以曾国藩的文化根柢和鉴诗眼光，对刘铭传的诗作恐难由衷推重，碍于情面，寥作数语敷衍而已。不过，我们今天看来，刘铭传的诗句比较浅近直白，没有太多的刻意雕琢的痕迹，好读好懂，未尝不算优点。不过，有皖人即对《大潜山房诗钞》是否全为刘铭传本人独立创作表示怀疑，说“其出身如此，焉能有传世诗文。《大潜山房诗钞》或系幕僚拟作，及代为修饰字句，理或有之” 。虽然的确不能排除在诗技上请人指导帮助的可能，但总体看来，诗的立意、风格以及基本的语言素材，应该说是出自刘铭传本人，能反映他的思想志趣。据刘铭传的后人说，“公晚岁解组归田，养疴山中，以吟诗自适，遗诗尚数百首” ，这是《大潜山房诗钞》以外的。可见，以诗自娱而又记感抒怀，成为其人的一种习惯。这也许与他特定身份下的多年刻意追求不无关系。

　　不是科举正途出身，起家于行伍的刘铭传 很快达到了比较高的职位(同治元年为淮军将领，同治三年即补授直隶提督，成为从一品武官)。这种特定的出身和履历使缺少业文基础的刘铭传，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心理情节。一方面，他表示很看不起那种以文章自傲而无用于世的书生，作《文章歌》曰：这等人“飘零无处寄此身，坐成傲骨不依人。天涯走遍无知已，满腹文章志不伸”，“读书万卷无所成，文章两字误苍生。此身已受文章病，莫把文章病子孙”，并以“盛朝修文不用武”，“千家万家重读书” 来隐示文章误世的社会根源。他对传统上官场的重文轻武、以文治武的情况自然深为不满，有“武夫如犬马，驱使总由人” 之慨。另一方面，他从心底又有“趋文”的渴求，不甘心让别人仅以“武夫”来看待自己，故时常吟诗作歌，别人眼中也许看他是在附庸风雅，可在他心底却是一种认真的自我抚慰。不过，这似乎也难真的化解他心中的块垒，武职不被人重的过分敏感在他心头挥之不去，一逢刺激性的事情便膨胀发作，尝以“武夫粗直” 之由来发牢骚之语。他不安于仅居武职。当同治九年 (1870)因天津教案形势一度紧张，清廷筹议防御，谕令归隐中的刘铭传驰赴直隶军营“以备折中”。但及至“事绪少定”，他又“径回皖中”。在直隶的知情者当时即透露：“此公近日颇希冀督抚，不能郁郁久居此地也” 。后来，他果真被擢为福建巡抚、台湾巡抚，应该说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一介武夫”出身上的限定，仍让他有时觉得，连朝廷似乎都不拿他当一个真正的“大臣”对待。譬如甲午战争即将爆发之际，筹议援朝防务，清廷命李鸿章传旨归隐中的刘铭传出山，他坚持辞而不出，有言：“吾任封疆，即引归，固大臣也。今廷寄等之列将，岂朝廷所以待大臣之义哉？” 这典型地反映出刘铭传思想深处的芥蒂。

　　还需要看其具体的境遇诱因。

　　刘铭传的“进”中又屡屡退而“归隐”，除了性格和特定身份条件的因素外，当然也离不开具体的境遇诱困。甚至应该说，一般是在具体境遇诱因的影响和促使下，性格和身份因素才被“激活”而综合性地发挥作用。通常情况下，自然是在官事不遂意的感触下生发强烈的退归念头，并可能付诸实际的。所谓“行止不如愿，功名困此身” ；“不幸入官场，奔劳日夜忙。何曾真富贵，依旧布衣裳” ；“不遂归家愿，思归亦倦游” 云云，即可反映这种情况，不妨从下述刘铭传几度坚意乞退时的情境为例来看。对对

　　刘铭传的进退计之有数的陈澹然说，同治六年冬，“东捻平，(刘铭传)始拜三等轻车都尉，辄称疾归，引退乃自此始” 。具体说来，刘铭传的此番“乞退”，是在这年年底。当时东捻军被镇压下去，出力甚大有“非常功”的刘铭传赏三等轻车都尉世职，而未起多少实际作用的安徽巡抚、满族人员英翰亦获此赏。故有两人“劳逸相去万倍”，“公议多为抱屈”，刘本人“必不能无郁郁” 之说。的确，刘铭传颇不平于此等事情，在李鸿章面前就“每以有功不赏有过先罚为酒后牢骚之谈” 。所以，尽管因为还有西捻军需要镇压，清廷连连催迫刘铭传率部北上，但其人拒不应命，而屡屡要求归养。当然，公开的理由为“伤疾并发”，也就现在通常所谓“身体原因”。经年积劳，其人的伤病实有，但似乎不至于到不能支持的地步，李鸿章上奏中即说其人“精神尚可支”，除腿疾外，“且肝气上冲, 动辄愤怒暴急,不能自已” ，这样看来，“心病”更大于“身病”。有关人员不论是直说还是婉劝，刘铭传都不为之动，于同治七年正月间所谓“浩然回里”。

　　刘铭传的这次“回里”所获准的只是暂时休假。因为军情紧急，朝命屡促其出山，而为“剿”西捻军务所困，在前敌、后方皆陷于被动的李鸿章、曾国藩，情急之下也千方百计地督劝刘铭传出，但刘氏的回答“语多决绝，仍无出山意” ，让督劝者“深为失望” 。万般无奈之下，曾国藩上奏恳请清廷“于寄谕中，奖其勋谋而慰其劳苦”，说是“则天语一字之褒，胜于臣等函牍万万矣” 。在千督万劝之下，刘铭传于当年的五月中旬才出山北上，投赴镇压西捻军的战场。当年此一军事清方告捷后，刘铭传被封一等男爵。但他还是坚意归去，并要求开缺。李鸿章特邀其到湖北(时李鸿章任湖广总督)面谈，意在劝止，但无结果，他于同治八年二月间，这样函告曾国藩：“省三叠经劝勉，无意北行……鸿章令赴台端再商，彼谓一去不可复回，哓哓不已，不料其高蹈如此，比已肩舆回庐矣。此事久廑圣念，此人又太不羁，可否念其苦战一场，曾立大功，放令归山。” 李鸿章又向清廷奏明情况,清廷也只好准其开缺。

　　及至同治九年，因天津教案发生，京津形势骤然紧张，刘铭传被召出，情况上已提及。他只所以出而“郁郁”，很重要的原因，当是“颇希冀督抚”但又不能遂愿。因为教案交涉告结，京津地区形势缓和，刘铭传受命督办陕西军务，他与任陕甘总督全面主持该区军事的左宗棠不能协合，在所谓“深畏左公掣肘，势难强争” ，而“无用武术之地” 的情况下，他没有事先征得李鸿章同意，便径自上奏，称病请求离营告退，并且是再三再四，时在同治十年(1871)秋间。这虽然使得李鸿章大为窘急，直言切责，但刘铭传坚持己见，最后还是再度告归。随后他先后受到接任其军职的曹克忠和其他的人员的奏参，清廷给以革职处分，及至同治十三年(1874)，才有特旨“赏还原官”，而他仍隐遁不出。

　　直至光绪六年(1890)，“以俄事告急，朝廷注意海防，留心将帅” ，又有关于让刘铭传出山的筹议，李鸿章奏称其人“昔年督办陕西，竟遭谗毁，素性耿直，不受羁勒，未免抑郁而去，祈温谕劝勉，假以事权” 。这既道出了刘铭传前番弃军退归的真实原因，又乘机为刘铭传谋求“事权”，实际上也就是督抚政柄。刘铭传于这年秋间奉入都之诏，以目疾请假缓行，直到十月间才启程，先到天津与李鸿章晤谈。李鸿章向朝廷这样奏荐其人：“该提督于中外局势，瞭然于胸。忠勇谋略冠越诸将，治军简器，实求精实。退归十年，养精韬晦，意气顿平，而谈及时艰，骁果刚劲之色，犹时时见于眉宇，实为干城腹心之选” 。可见此时刘铭传乘机进取的心劲颇足。他入都得到皇帝召见，随后又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铁路是当时很敏感的洋务事项，作为洋务旗手的李鸿章对此事都是“所欲言而久未敢言”，此番由刘铭传出面上奏倡议，李鸿章因有“幸于吾党发其端” 的感言。但此番谋事又不能遂意，光绪七年(1881)春间，刘铭传复以疾病为由续假回籍。

　　岸 及至中法战争前后，形势吃紧，布防需人，而宿将元成凋零已稀，赋闲中的刘铭传又被清廷想到，李鸿章也有了再次为之谋争事权的机会。这时刘铭传于此寄望甚殷，要求迫切，有说他曾于光绪九年(1883)五月间专程到上海与李鸿章会晤(当时李因受命督办越南事宜暂驻上海，虽已奉回任北洋之命但尚未动身)，请求荐他为广西巡抚之说 。其时，李鸿章向清廷的奏荐没有这样“露骨”，但亦颇为推重，说其人“从前剿办粤捻各逆，战功最著。平日究心史事时务，见机敏决，才识过人。若令独当 一面，寄以边防重任，于操纵控驭机宜，必能措置裕如” 。刘铭传对仅膺“边寄”自然不能满足，延至次年，台湾形势危急，防务需人急迫，清廷遂命刘铭传督办台湾军务，加巡抚衔。其人于闰五月间首途赴台，数月之后便授福建巡抚(仍驻台督办军务)。至此，他终于跻身疆臣(这里特指督抚)之列，实现了其多年萦怀的政治理想。有知情者就此发表感言，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他们早就任督抚之职，“得各行其志”，而刘铭传“初以提臣督办陕军，迭辞归里，固以关中无事，亦未尝不有鉴于斯”，“此次渡台，廷臣独以武臣不肯骤加巡抚，上下牵制，险与台亡。犹幸于法船禁海，饷援俱绝之中，得授巡抚” 。

　　但几个月后，刘铭传又上折奏请开其巡抚缺而专办台防。何以如此？或说其“一生血性，既已身当台难，必思安治台地”，而不以“拥闽抚之威权为乐” 。即使真的如此，也须注意到：当时刘铭传仍以台防为主责，并没有对整个福建省的实际统辖力，各方面掣肘颇多，军政并不顺手，闽抚职事不啻成为鸡肋。但清廷意在留其职而督责之，并未准其开巡抚缺之请。不数月，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间，刘铭传进而奏请开巡抚缺并销督办台湾军务之差，回籍养疴。清廷不予答应，谕曰：“上年督师不力，谤书盈箧，(朝廷)仍复曲予优容，尤宜奋勉图功，以期自赎，何得因目疾未愈，遽请开缺？” 看来，刘铭传获任福建巡抚后，权位骤有提高，藉以施展身手的条件得以改善，但窒碍仍多，他似并没有能够特别的发舒和得志。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台湾设省，刘铭传改任台湾巡抚，坐镇于此，宝岛的军务政务兼于一身，因中法战争的结束，不再主要陷于战事当中，能够相对从容地领导进行全面建设。任台抚期间，应该说是他军政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期。自光绪十六年(1890)夏间开始，因疾病他又再三再四地奏请开缺归养，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终于接到朝廷批准的谕旨。或言其“八年台抚事牍殷繁，三日即脱然归去，盖其摒挡归计久矣” 。此次辞归仍然有因官场上不遂意的诱因，但感受病体不支的实际成份当较前为大，他请辞折中对病况的陈述，并非仅为托辞。而此番辞归三年之后，因中日战争朝廷有再起用其人之意，但刘铭传终未再出，重要原因之一，即是上已提及的有怨于朝廷不直接布谕于他而让李鸿章转达，使之感到对他不以“大臣”相视而等之列将。

　　时隔不长，清廷战败签订严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宝岛被日本割占。忧愤之下，刘铭传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1896年1月)去世，走完成他60岁的生命旋程。回顾其人生平，审视他“性不耐官”的表现并试析其因，对认识其人来说，当不失为一个不应忽视的侧面。

　　(作者为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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