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5年，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在写下《堂吉诃德》的时候，没有想到600年后，整个人类都会面对堂吉诃德式的无奈。

　　这一次，恐怖分子们选择了埃及的沙姆沙伊赫。他们发现，把中东旅游胜地变成人间地狱竟然是如此的轻易。数十个生命的毁灭，带来的一方面是无辜者的悲痛和呻吟，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更大的仇恨与反击。

　　“9·11”之后4年来，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恐怖主义实现他们手段，宣示他们目的的渠道。从商贸大厦到学校，从地铁到火车，从公共汽车到海滨度假村，有人的地方，就有恐怖主义。这种对整个人类的暴力，如附骨之蛆。而人类反恐力量也在理性的荒野上，面对着一个又一个恐怖主义的风车，发起循环式的冲击。只不过时至今日，恐怖主义活动仍然层出不穷。

　　谁是堂吉诃德，谁又是风车，在今天旷日持久的全球反恐活动中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人类已经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塞万提斯设下的逻辑陷阱中，从而面对恐怖主义如此的无力。尤其是今天反恐战争的全球性波及了每一个国家。问题在于，我们该怎样去面对恐怖主义，并保护自己的同胞。

　　从伦敦到沙姆沙伊赫，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恐怖主义比起4年前“9·11”时期来说，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恐怖主义发生的频度越来越密集。这使得人们用更加常态的思路去面对反恐之战；另一方面，以基地为名的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了全球各种恐怖主义的共同目标。这两方面的危险，容易催生恐怖主义在全球政治中的制度化。恐怖主义制度化无疑是更加危险的，因为从一开始，恐怖主义就有着极为深远的思想背景。而恐怖主义的发展一旦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个体狂暴走向群体狂暴，那么就会导致人类社会的彻底分裂和对抗。

　　反恐不相信眼泪，也不需要堂吉诃德式的英雄。从“9·11”事件开始到现在，全球反恐已经走过了4年的道路，从理念上对恐怖主义的抵制，到技术上对于恐怖主义的测量和反击，人们正在解决反恐初期手段极端化，目的简单化的问题。其实这也是我们自己在政治进化过程中，约束个人冲动的努力。因此反恐理性是否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取决于能否找到解决思想争端的合理方式。

　　沙姆沙伊赫的风车还在转动，恐怖分子仍在无辜的民众中间。今天我们把哀悼的鲜花插满伦敦的地铁和沙姆沙伊赫的海滩，却仍然无力阻止恐怖非理性的肆虐。这并不奇怪，因为战胜恐怖主义，就是战胜人类自己内心中的阴暗面，这一点从历史上看，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