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舰艇防空的观念

　　从50年代至今，中国海军的防空体系一直奉行水面舰艇与岸基航空兵协同的作战思想，在设计“旅大”级的时代，同样是这种体系思想。在这种作战样式中，海岸雷达、岸基作战飞机和水面舰艇共同构筑从海岸线向远海伸延的防御带，增加海岸要地的防空纵深。岸基航空兵主要承担水面舰艇防空武器射程以外的拦截和进攻，驱逐舰一类的大型水面舰艇则作 为海岸警戒雷达的延伸和地平线天线盲区的补盲。中国驱逐舰还承担掩护战略导弹核潜艇穿越岛链，从大陆坡进入太平洋深海的使命，这些海区处于台湾和日本之间。在当时的形势下，遭到台湾国民党的袭击可能性极大。那些海区恰好出于大陆航空兵战斗机的最大作战半径边缘，造成大陆基地起飞的战斗机在大陆架边缘的作战空域留空时间不足，难以为驱逐舰提供持续的巡逻警戒掩护。在战斗机最大作战半径附近配备驱逐舰，能够获得远程空情通报，及时指挥调度，充分利用在最大作战半径附近少得可怜的留空时间。

　　诞生在“文革”极左时期的“旅大” 级驱逐舰，必须考虑当时中国所处的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60年代后期，中国北方边境苏联陈兵80个坦克和摩托化师，中美关系暂时没有缓解迹象，越南战争引起了中美作战飞机的交火，东部来自台湾的袭扰不断，全国都处于战备状态。一旦与台湾或当时的超级大国发生战争，大陆沿海城市的防空形势非常严峻。大陆沿海重要城市几乎没有防空纵深，如福州和厦门等，或者防空纵深不足，如上海和宁波等地。中国空军的地面防空系统技术水平和数量，都不能满足提供可靠的要地空防需要，而这些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对中国经济稳定有决定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向海上伸延防空圈，增大要地防空纵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将具有远程对空警戒雷达和低空警戒的驱逐舰部署到防空要地和敌方之间，能够使防空纵深增加上百海里。此外，由于驱逐舰是机动的平台，配备有强大的对空火力，敌方对雷达的定位和攻击都较打击岸基雷达困难。如果组成防空编队活动，敌方实施打击困难更大。

　　解决以上二个需求的主要办法是为驱逐舰配备远程对空警戒雷达。“旅大”级最早配备的远程对空警戒雷达是高空作用距离达380千米以上的515型UHF波段雷达，该波段能够沿海面伸延到水天线以外一段距离，因此对超低空目标探测距离也较微波波段雷达稍远，据称对50米高度飞行的低空目标作用距离可达60千米，但是515的距离误差较大。

　　通常远程对空警戒雷达转速为每分钟6至12圈，数据刷新率不满足对60千米内高速超低空目标的警戒要求，容易造成二次接触间隔时间内目标突人距离大的危险情况，因此驱逐舰通常要同时配备转速高达每分钟12至24转的对海和低空近程搜索雷达，补充水天线通视范围内的快速搜索。“旅大”级驱逐舰上安装354型雷达充当对海和对低空目标警戒手段。

　　515和354雷达者是只能探坝目标方位和进行测距的二坐标雷达，不能提供目标高度参数。对于拦截超低空目标来说，目标的高度参数并不重要，因为目标在远距离上贴近水面，处于光学指挥和瞄准器材的视场内，只要器材对准方位能够很快捕获。高空目标则需要在雷达指示方位上进行俯仰搜索才能确定目标位置，从而控制武器系统瞄准。而“旅大”级驱逐舰主要靠光学射击指挥仪和342炮瞄雷达完成对目标的俯仰搜索。

　　在60年代的防空作战观念中，依旧偏重对中高空目标的打击。因为无论是作战飞机和当时的反舰导弹，都是采取300米以上高度飞行。客观世界对攻防双方都是平等的，超低空使得驱逐舰防空雷达视界受水天线遮挡，同样也遮挡战斗机的雷达搜索视界。而且当时自动驾驶仪响应速度和冗余以及传感器精度也不能可靠保证战斗机进行长时间的超低空飞行，因此航空兵在进行反舰作战时，通常采取中高空飞行，在接近目标后才进行各种机动。这样使得驱逐舰雷达远程截获目标的几率大大增加。

　　对于世界各国海军来说，60年代是驱逐舰防空系统发展的转折时期。水面舰艇面临高速喷气战斗机和反舰导弹的双重威胁，却没有一种防空武器被实战证明对此有效。对抗导弹惟一的战例就是1967年以色列海军“埃拉特”号驱逐舰的作战，但却是失败的经验。当埃及导弹艇发射的“冥河”导弹进入40毫米舰炮杀伤界限内时，正处于自导战斗段，急速调整飞行方向冲向目标。因此舰上以色列军官首先看见导弹航路仿佛会从舰尾后通过，然后急速右转冲向“埃拉特”号，高射炮拦截这种机动的目标误差急剧增加。此后很多年内中国并没有直接从以色列方面得到相关的细节，因此“旅大”级的设计并没有真正引入反舰导弹时代的防空观念，还是以打击战斗机一类的空中目标为主要作战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