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600年的海洋对话——写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

　　作者简介 李杰：海军军事学术所研究员，海军大校军衔。现为中国孙子兵法学会理事、中国二战史学会理事、中国海洋法学会会员，全国国防科普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海军战略、海军武器装备、外国海军和海洋军事等问题研究，参与撰写了大量的全国、全军性课题及研究报告，有多项研究成果及著述获奖。

　　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创举，显示了当时中国的强大国力，同时也把中华民族崇尚和平的美好传统播撒在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上。

　　为世界送去的是“共享太平幸福”

　　郑和船队下西洋比意大利哥伦布的航海探险活动早87年，比葡萄牙达·伽马的航海探险活动早92年，更比葡萄牙麦哲伦的航海探险活动早116年。上述西方航海探险船队无论在船舶数量、人员规模和船舶吨位上均无法与郑和船队相比。当时哥伦布船队实际上只有3艘船、100余人；而达·伽马船队也仅为4艘船、170余人；麦哲伦船队虽然最大，仍不过5艘船、300余人。相比之下，郑和船队人数和船舶数量均为前者数十倍，每次下西洋船队中的人员多达2万余人，包括将领、水手、医生等；而且船队200多艘船舶各司其守，浩荡壮观。但是，实力强大的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并没有恃强凌弱，掠夺各地资源和财富，更没有凭借船队所具有的强大海军实力去侵海占岛，搞殖民扩张，而是本着“宣德化而柔远人”，与世界各民族“共享太平幸福”的精神，始终如一地执行着和平外交政策，维护着东南亚、南亚及印度洋沿途海区的稳定和海上安全。郑和船队的睦邻友好之举，深受到访沿岸各国人民的欢迎和拥戴，当时跟随船队回访的宾客，每次都多达几百甚至上千人。

　　用科技鼓起大航海的风帆

　　即使从今天的观点来看，郑和船队的船舶规模和人员数量也是惊人的。这样一支庞大的海上编队要在大洋中安全航行，科学技术的保障作用须臾不可缺。

　　亲历实地观天测云在船队大规模出使西洋之前，郑和曾先后几次率人进行各种海洋调查活动，以此来尽快认识海洋、了解海洋。在东、西两洋(东洋即日本海域)等处海区，郑和都亲自参加调查研究，取得了第一手资料，校正了航海牵星图，从而对东西洋各地海岛、水势、海底，以及东西洋水陆分布特点，有了具体明确的了解，获得了为远航重洋所必须的海洋科学知识。郑和船队在驶往西洋诸国的途中，常常要穿过一些危险的海区，为此郑和船队中的有关技术人员还通过走访吸取了当地航海家的观察经验，总结掌握了一套特殊的本领，使他们能够通过观察日月星辰的出没与位移，从风向、天色、云状、霾雾、气温及洋面波涛的变化中洞悉海洋气象变化的趋势，及时预防了风暴的袭击和各种恶劣天气的影响，有力地保障了船队的安全。当年郑和船队创造的这些观天测云的土方法，迄今仍在印度洋周边国家的航海活动中广为流传和普遍使用。

　　独创“过洋牵星”天文航海术海上航行首要的就是必须能够确定船舶的方向和位置，而在浩淼无际的海上，既看不见岸上目标，又没有海中岛屿可作航行指标，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靠观测日月星辰来辨明方向，确定船舶在航行中的位置。但是，仅靠天体来导航，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当阴云遮天或海雾浓重时，日月星辰都看不见，天文航海术便无从施展，船舶难免会迷失方向。

　　郑和船队在总结明代之前单纯的海中占星法的基础上，又经过大量的航海实践，从而把航海天文学与导航仪器罗盘的应用相互结合起来，克服了各自的局限性，由海上对星象的占验，发展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过洋牵星”航海术。不仅大大提高了船舶航行方位的精确度，而且使船队获得了更大的海上自由。由于郑和船队遍历南洋和印度洋广大海域，往南越过了赤道4度以上，所观测天体的范围，早已大大超过以往人们航海观测所能涉及的范围，这些都大大促进了我国传统的航海天文学的发展，同时也丰富了世界航海天文学。

　　自创“针经图式”地文航海术在长期的航海实践中，郑和船队在地文航海方面也有许多建树，并逐渐形成和发展了一整套地文航海技术，这套技术比起明代之前的地文航海技术着实前进了一大步。在大海上航行，海洋气象也是一个不可忽视且极其复杂多变的重要因素。每当浓云厚雾或气象恶劣，船队无法利用天文航海技术时，地文航海术就显出了它的威力；此外测定航路也必须运用地文航海技术。郑和船队在多次下西洋中，不断地探明航道，总结创造出一种“针经图式”的地文航海术；具体来说，就是以航海图为依据，并利用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所记载的沿途各地的针路、里程、海水深度、海底地质等来实施导航，从而确保船队每次航行都不偏离既定的海道，能沿着正常的航线顺利安全地抵达目的地。

　　下大力培养航海专业人员为了能熟练地运用航海技术，驾驭性能先进的船舶，郑和特地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分工精细、技术娴熟的技术人员。在2万余人的船队技术人员中，既有火长(掌管船舶航行)、舵工、水手，也有医官医士、阴阳官生(掌管天文气象)，还有专门从事某一具体专业的技术人员，如铁锚匠、木捻匠、搭材匠等。为了使这些技术人员，特别是天文医药方面的人才后续有继，明朝初年政府非常注重在各地加强选拔培养，并采取登记录用的办法。除了从民间吸纳人才外，明朝初年还专门设立了一些机构，并采取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措施，以重点培养技术人才，凡此均为船队安全、顺利地远洋跋涉奠定了可靠的技术人才基础。

　　船舶制造业雄冠世界史料记载，每次船队下西洋，规模都非常庞大，一般都由63艘(一说62艘)大中号宝船作为主体，加上其他类型的船只，共“乘巨舶百余艘”。其中，以郑和船队第一次下西洋船舶数量最多，达208艘。船队中的船舶种类繁多，如按照功能分，有大宗宝船、分宗宝船、马船、粮船、座船、战船、水船等；按船型特征分，有福船、广船、乌船、沙船等；按载重量来分，有两千料、一千五百料、四百料、一百料等；按推进方式来分，有9桅12帆到3桅3帆或大八橹、二八橹、六橹等。郑和船队中最大的船只——大号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最多可载1000人。这样的吨位、尺度和载重量，即使今天也是相当可观的。由此不难看出，我国的海船制造业在整个中世纪可谓独领风骚。

　　“海洋世纪”呼唤海洋发展大战略

　　毋庸讳言，郑和下西洋之举，只是为了贯彻永乐大帝朱棣对海外诸国的方针政策，是实现明朝皇帝“耀兵异域和示国家富强”的目的，是企图用“厚往薄来”的方式建立起明王朝在海外国家中的“宗主”地位，而不是像其后西方航海那样，是为了资本原始积累事业服务的。尽管郑和下西洋要比西方“地理大发现”早出了约一个世纪，却由于没能抓住有利的历史契机，失去了通过海洋来增强实力的大好机遇，因而留下了没能成为海洋强国的巨大历史遗憾，致使其后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强大攻势面前经受了百年屈辱！

　　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总结屈辱历史和无数海洋立国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家之兴盛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的极其鲜明的海洋战略思想。他深刻地指出，“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势”，海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

　　我国既是一个陆地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我国有1.8万千米的海岸线，加上岛岸线共3.2万千米，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有6500多个，大约有300万平方千米的“海洋国土”。从绝对数字看，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但相对数字还很低，海洋国力要素离一个海洋强国还差得很远。因此，要完成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的过渡，当务之急必须制定海洋开发的总体战略。

　　时至今日，我国国人的海洋意识仍不强，海洋观念还相当滞后，不少人还属于现代“海盲”。为了尽快实现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首先必须要增强全民族的海洋意识，尤其是确立各级领导层的海洋战略意识，真正认识开发海洋和保卫海洋的极端重要性。同时还要注重从青少年抓起，把海洋观教育纳入各级学校的教科书中，全面提升海洋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的战略地位，增强“海洋世纪”的紧迫感。另外，我们还应在具备了大规模开发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的经济基础上，大力加强海洋科学技术能力，推进海洋科技创新。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我国海洋事业的振兴和海洋产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海洋科技，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海洋工作，要以发展为主题，通过制定科学的海洋发展战略，来促进和推动我国海洋事业向着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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