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孟席斯经常语出惊人，关于郑和是发现美洲第一人的说法，已经在中国史学界掀起了巨浪。5月26日，南京。在签售自己《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孟席斯透露，该书将改编成电影，打算请张艺谋来执导。

　　关于郑和，孟席斯可能还将有新作问世。这个消息是他在接受《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时透露的。

　　在孟席斯看来，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是值得隆重庆祝的，因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被取代已经太久了。

　　“漫长而自我封闭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500年前，中国还在沉睡。从公元前2200年到1431年，中国人探索世界长达3600年，在下一个3600年里，中国会带领人类走向太空吗?”他给记者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他说，郑和的船队1425年曾到达荷兰，给欧洲人留下了可移动的印刷技术以及暗箱，后者给欧洲的绘画带来了革命，让欧洲画家们能够学会透视画法。和很多中国人一样，今年一直忙着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各种活动，由于不时发表一些关于郑和航海的惊人之语，他的名字也频频出现在中国媒体上。不仅仅是孟席斯，包括东南亚甚至南亚的一些国家都有纪念郑和的活动，郑和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以前年代的纪念

　　“今年的这个纪念活动，早在1998年就有人提出了，2001年的中央书记处开会定了下来。” 中国官方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领导小组筹备办公室学术顾问、上海海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时平对记者说。时平说，历史上的郑和和现实中的郑和不可同日而语。历史上对郑和评价不高，一个是历史上对宦官有偏见，明史《郑和传》关于郑和的只有700多字。不宣传郑和是因为那时中国实行海禁。后来的纪念郑和不是从学术角度，而是从政治上考虑。因为，纪念郑和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100年前，梁启超先生写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时平曾经分析了梁启超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代，研究了梁启超文章的动因。“纪念郑和，是从梁启超开始的，他是中国近代宣传郑和第一人。”那个时候，中国国力衰落，经过甲午战争、《辛丑条约》后，中国成为世界列强争夺的主要目标。梁启超为了向国民灌输新思想，赞扬“有史来，最光焰之时代”的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业绩，是想通过宣扬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惊醒国民意识，振兴中华民族。所以，时平认为，当时的郑和纪念突出的特征是“爱国”。

　　和梁启超一样，后来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第六卷中，也高度评价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

　　“乃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至今南洋土人犹有怀想当年三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然今之中国人，借科学之知识，外国之机器，而造一艘三千吨之船，则以为难能，其视郑和之成绩何如？”从这段话中，很容易看出，孙中山的重点放在国民的心理建设方面，目的是通过此举来增强国民的自信和自豪感。

　　纪念郑和与改革开放

　　“他们对郑和的纪念开端非常好，因为这赋予了民族精神。在转型时期，在历史重大转折时期，纪念郑和都有不同的含义。”时平认为。

　　据他介绍，1985年，曾经有过比较隆重的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纪念，当时也是由交通部牵头。但真正定下来搞纪念活动是前一年的事情。那是1984年，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专门提到了郑和下西洋。邓小平称，“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也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中国被侵略了。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在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不开放不行。”当时是为了打破开放之初思想僵化的局面。所以，那次纪念的时代特色是强调“开放”。

　　作为改革开放的领导者，邓小平意图通过郑和的故事告诉他的同事:中国必须开放。而告诉大家开放是必然的选择，就需要寻找历史象征，郑和无疑可以担当。作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继承者，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5次提及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当时是中国面临扩大开放，加入WTO、和世界经济接轨、交流等时代特征。纪念郑和再次成为一个政治风向标，而这个风向标的指向从开放变为融入国际社会。纪念郑和再次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此时，郑和已经成为象征中国开放的图腾。中共十六大后，中国进入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治理时代，是否继续实行开放政策，是否继续融入国际社会，也成为海内外关注中国事务的人关心的话题，无疑，此次中国大规模高调纪念郑和的事迹已经表明了中国的未来政策走向。新一届领导集体多次强调中国和其他国家是一种“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关系。这是本次纪念郑和下西洋的时代特色。

　　“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纪念郑和精神已经超越了历史本身。”时平说。

　　“有信心恢复当年地位”

　　郑和之后，中国再没有一支伟大的船队，禁海政策，使中国迅速沦为海上弱国，这种情势一直持续到1840年，中国被西方的舰船欺凌，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而洋务强国非制度强国，北洋舰队在1894年被日本人歼灭。此后，直到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海军才真正建立起来，中国才有真正的海洋发言权。

　　2002年4月9日，用了两年零1月23天完成环绕地球的航行后，凤凰号的翁以煊回到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其后，他被邀请给中国海军做报告。据说，当时有海军领导曾开玩笑对翁以煊说，“你的小破船都能环游世界，何况我们海军的大船呢。”同年5月15日9时，中国人民海军的战舰“青岛”号导弹驱逐舰和“太仓”号综合补给舰，扬帆远航，跨越五大洲，穿越三大洋，实现中国历代海军梦寐以求的环球航行之梦。今年69岁的冯老是海军某部的退役军官，如今正在海军干休所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

　　“我国现在海军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但相比美国、日本等国来说还有距离，甚至和印度都有差距，但我们有信心回到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的地位。”他告诉记者。然而，纵观中国海军的整个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海军起步阶段还是相当弱小。据说，肖劲光将军赴北京担任海军司令员时，他连办公和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住在前门外一带的便宜客栈和民房里。1950年的海军机关成立大会都是借用协和医院的礼堂召开的，有900人之多的机关人员分散在北京3个不同的地方办公。武器装备就更不用说了，仅有的只是国民党起义过来的舰船。56年后，中国海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由多兵种组成、具有现代海上综合作战能力的现代化军种。在军事训练、后勤保障和装备研制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外交往日益频繁。“海军出访是从1985年开始的，而且就是由郑和训练舰出访的，还把郑和航海图作为礼品赠送给别人。”时平对记者说。

　　截止到2004年9月，中国海军已先后派出20支舰艇编队，访问了世界上25个国家。

　　时平认为，作为维护国家海洋利益的重要力量，海军是海上安全的主力。但除了维护海上安全外，由于其特殊的流动性，海军战略里也包括由“海军外交”，这是内政的延伸。国家实力增强，开放了，外交也要有所体现，海军是参与国际交往的重要手段，是宣扬和平外交的手段。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遭受侵略很大部分都来自于海洋，近代史上有86次被入侵，敌人都是从海上来的。从历史经验看，作为海陆国家，一定要陆海方向并举，否则要吃大亏。“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是陆上的强国方略，但海上的目前还不明显。近年来，也有人提出海洋强国战略，可影响还不大。”时平说。

　　依然不是海上强国

　　据交通部原副部长、中国航海学会名誉理事长林祖乙介绍，现在中国的航海事业已初显郑和当年的雄风。在联合国的国际海事组织里，中国已成为A类理事国，也就是世界公认的航海大国。中国目前用船舶运输的外贸货物占总量的94%以上。2004年中国的港口存储量达到40亿吨,比2000年翻了一番，集装箱吞吐量达到6150万标箱，比2003年增长了26.4%，带动造船业连续多年在世界排名第三位，载重吨数达到855万吨。中国船队的总体水平在世界上属于中上等。“但我们是航海大国，却不是强国。”林祖乙说。从这一点上，我们还要向郑和学习。

　　中国的造船量是世界第三，组装没问题，但技术装备上还要采用外国技术。而且，在每年1万亿美元的货物进出数量中，中国船队的运输比重很小，只有百分之十几，大部分货运依靠国外公司。林祖乙说：“这不是中国海船的质量问题，而是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问题。西方从17世纪就开始了海上贸易，几百年来，他们一直占有大部分国际市场。而我国从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发展海上运输，与西方竞争确实有难度。”此外，中国的远洋护航能力还十分弱，无法真正保障海上运输的安全。尤其是中国大量石油货船必经之地——马六甲海峡。这个海上交通要道地处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交界处，这样的盲点地带，海盗猖獗，恐怖分子也时常在此活动。林祖乙说：“我国海军目前实行的是防卫政策，对于沿海情况尚可以控制，但远洋作业还不行。对于马六甲海峡这个海运咽喉要道，我们只能通过和平外交政策，取得海峡周边国家的支持，维护海上安全。美国有足够的军事能力想进入这一地带，但周边国家很警惕。所以，形势很复杂。”(记者黄琳、陆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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