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美]魏斐德 著 梁禾译 团结出版社，2004年8月版)

　　美国学者韦森特总结蒋介石的内部圈子为“五人圈”，他们的核心人物分别为：孔祥熙、陈立夫、张群、何应钦和戴笠。而在这五人圈中，最具神秘色彩的莫过于戴笠和他掌控的“军统”(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作为暗中为蒋介石效力的特工组织，他们在与反共及抗日的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留在中国大陆的部分特工头目，开始现身说法，揭露军统的黑暗统治。军统总务处处长沈醉、东北办事处处长文强等人的回忆录《军统内幕》及《戴笠其人》，与罗广斌的小说《红岩》一起，为我们描绘出秘密警察令人惊悚的面容。而这可能只是事实的一个面向。曾任美国社科院院长的魏斐德，在其著作《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中，以尽量少的偏见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国民党特工运作的温和视角。

　　魏斐德一向对中国近代的“冲突与控制”着迷，他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研究戴笠和他的特工圈子。100多部中文文献和更多的英文文献，包括各国的外交和情报档案，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众多的参照。对民国历史的熟稔、对各种参考文献的精读，再加上他从浩如烟海的历史事件中提取关键细节，经过审慎梳理而后编织成文的本领，使这本具有可读性的学术著作，或可称为描述戴笠与军统的最客观、全面的文本。遗憾的是，因1990年官方“军统”文件资料在台湾被全部销毁，使这本书未能十分清晰的展现戴笠及军统的所有行状。

　　魏斐德认为，“戴笠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所处的复杂时代的产物，身居传统与现代政治斗争的顶峰，坚信自己生必逢时，但终究难以摆脱命运的叵测无常。”

　　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戴笠从小通读《四书》，当他后来成为秘密警察头子后，还花巨款为部下建中国古典书籍图书馆。魏斐德说戴笠是“严格的儒家理想的执行者”，这未免言过其实，但儒家“仁义理智信”思想未必不对戴笠产生潜移默化影响，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抑止了戴笠的嗜杀。而悲剧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现代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你死我活的政治较量中，特工这一职业角色本身与儒家理想存有内在的紧张与冲突。以“国家利益”名义行事的特工组织，因其秘密性和诸多不受制衡的特权，很容易发展成为黑暗中无法自控的妖魔。

　　国民党政府也认识到这一点。抗日胜利后，蒋介石准备重组特工机构，并最终决定取消秘密特务。但政治暗杀活动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仍在延续。长期致力于捍卫传统价值的蒋经国，一直享有清廉务实和关心民瘼的名声，不过，1950年代台湾盛行“白色恐怖”，一般认为当时主管情报工作的蒋经国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虽然国民党政府此后禁止了政治暗杀活动，但特工的运作惯性仍在，以至于1984年的刘宜良(江南)命案牵出“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据说蒋经国对此大为恼火。美国人陶涵在其所著的《蒋经国传》中这样说：“蒋经国晓得要改变情报人员的文化洵非易事。他曾经说过，奉派从事特务工作的人，等于是‘跳火坑’。经国一反早年吸收优秀青年从事情报工作的做法，现在他明白指示，不再允许把最优秀学生、干部派去从事情报工作。他对李焕表示，那是‘负数’，意味着他对创造出这样一个怪物充满无力感。”

　　特工机构作为政治斗争下出产的一个“怪物”，具有让参与者人格分裂的功用。从戴笠到蒋经国，概未例外。区别只在于，戴笠深陷其中乐此不疲，害人之同时也为政治所害，至死不悟。而蒋经国则在有生之年对这个怪物有了部分清醒的认识。(韩福东)

　　相关专题：军事历史专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