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着应对 把李登辉挡在以色列国门外

　　火眼金睛 识破“台独”分子设下的圈套

　　日前惊悉日本与美国联合发表声明，将台湾问题列为“两国共同的安全考虑”。对此，“台独”分子拍手相庆，鼓噪说台湾的“主权问题”得到了“国际关注”。我对此深感气 愤，不由想起了在以色列和非洲国家莱索托所经历的反“台独”斗争。回忆往事，不仅是揭露“台独”势力的手段有多么卑劣，更希望能引起人们的警惕，用清醒的头脑和坚决的行动粉碎“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活动。

　　扫清拉宾“外围”击退李登辉

　　1993年春至1996年夏，我在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任政务参赞。在此期间，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总的来说发展较快、较顺。但与1992年中以建交前相比，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渐渐显露出来。特别是以色列政府同意李登辉于1995年4月访以，使得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发展到了一个顶点。而全力以赴地开展这场外交交涉，千方百计地将此次访问打掉，成为中方在以色列开展的涉台交涉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场。

　　李登辉挖空心思想到以色列

　　形势对我方既有挑战也有利

　　当时，我国驻以色列使馆认真分析了关于李登辉访以计划的背景。当时，台湾当局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大搞“弹性”、“务实”外交，蓄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李登辉挖空心思、变着法子搞什么“度假外交”、“过境外交”、“体育外交”等把戏并不鲜见。因此，我们对李登辉访以问题不必大惊小怪，自乱方寸，而应沉着应对。

　　同时，我们又意识到这场外交交涉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1994年春天达赖喇嘛已经以“私人”名义访问了以色列，如果一年后李登辉接踵而至，势必将对中国造成更大的政治危害，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

　　第二，中东虽是台湾当局开展“弹性”、“务实”外交的重点地区之一，但李登辉本人对该地区的“元首”外交尚属首次。若让他的如意算盘打成功，势将在中东开创一个恶劣的先例，这是我们必须坚决加以制止的；

　　第三，李登辉访以计划得到了以色列当时最高实权人物拉宾总理的同意。生米虽未煮成熟饭，但已下锅，要让以色列政府改变决定绝非易事；

　　第四，以色列政府同意李登辉访问的回报是：台湾当局向以色列提供3亿美元的投资。对仅有500多万人口的以色列来说，这笔投资无疑不是个小数，因而受到以色列政府的垂青，更受到以色列经济界一些人士的热烈欢迎。以方不会轻易放弃这笔相当可观的投资，更增加了我方进行交涉的复杂因素；

　　第五，耶路撒冷是世界三大宗教圣地。李登辉访问以色列的借口之一就是要以基督教徒的身份到基督教圣地朝觐。这给我方打掉李登辉访以计划也增加了困难。

　　不过，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一些有利的因素。从总体上看，中以关系友好，以色列在政治上对我国仍有所求，经济上更十分看重我国的巨大市场，因此虽然想同台湾尽量多发展一些关系，但仍有所节制，原则上以不超出我国的承受能力为限。另一方面，拉宾对我国还是相当友好的。他此次同意李登辉访问以色列，主要是受经济利益驱使以及以色列经济界一些人士所施加的巨大压力所致。如果我们工作得法，促其改变决定仍是有可能的。

　　我方为拉宾打好“群众基础”

　　软硬兼施促使其改变决定

　　当时，我驻以使馆意识到，拉宾虽是以色列的实权人物，但我们要做好他的工作，得先“扫清外围”，为其转变立场打下一个较好的“群众”基础。为此，时任驻以色列大使的林真和我分头去做以色列总统、议长、外长及多位内阁部长、外交部主管官员、以色列前任驻华大使和经济界有关人士的工作，一方面说服他们，一方面请他们协助做拉宾的工作。在此基础上，林大使再去面见拉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要求其从中以友好关系的大局出发，改变决定。

　　在做正面工作的同时，我们还对以色列进行了必要的施压。正告以方眼光放长远一些，不要为眼前一点小利所动。如果以方在李登辉访以问题上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以关系势必将受到严重影响，这对双方都是不利的。

　　至于以色列方面可能以宗教为由提出不好拒绝李登辉以基督教徒身份到耶路撒冷朝觐的问题，我们一再表明立场：李登辉访以是重大的政治和外交问题，而不是什么宗教、私人访问的问题。这个政治、外交问题不能与其他问题搅在一起，只能由以色列政府来处理。

　　由于我方准备较充分、策略较对头、交涉较有力，拉宾终于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取消了李登辉访问以色列的计划。这场交涉以我方取得胜利而告终，不但有力地遏制了以台政治关系的发展势头，对台湾当局在国际社会大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也是个沉重打击。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以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就此结束。台湾当局破坏中以关系之心一直不死，而当时以方经济界和军工界仍有极少数人在推动以台发展关系。因此，我们除在以色列更广泛地宣传我方对台问题立场，继续做以色列上层及经济、军工界人士的工作外，还要继续大力发展两国在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实质合作，加强双方在经济上的互补和互相依赖关系，从而使我国在涉台问题上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彻底挫败台湾当局破坏中以关系的图谋。

　　在南非的“肚子里”打败陈水扁

　　1997年12月，我奉命赴非洲国家莱索托当大使。别看这个国家小得可怜，可是台湾眼中的一块肥肉。它四周均被南非包围，是个“国中之国”。台湾当局自1994年再次丢掉莱索托后，一刻也未放弃把它夺回去的努力。特别在1998年初中国与南非建交后，它更是气急败坏，千方百计要将莱索托从南非“肚子里”挖走，妄图挽回一点失去南非的损失。为此，台湾当局指使其驻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联络处不断派人到莱索托去游说、拉拢。

　　认清当地复杂形势

　　兵分四路斗“台独”

　　当时，台湾当局虽与莱索托政府没有官方关系，但台湾在莱索托经营多年，影响不可低估。在旅居莱索托的台湾人当中，存在极少数有政治背景的人，其中甚至有台湾当局的官员、李登辉的追随者。他们在莱索托明里经商，暗中大挖中莱关系的墙脚。此外，莱索托贫穷落后，历史上曾发生过其军政府被台湾当局的“银弹”击中，从而舍我就台的事件。有此前车之鉴，我们不可不防台湾当局故伎重演。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判断，我发动使馆人员统一思想认识，明确提出开展反对台湾当局“弹性外交”的斗争是使馆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为此，我使馆斗争工作“兵分四路”进行。

　　一是大力做莱索托政府、议会，特别是高层关键人物的工作。同时，还花大力气与他们交朋友；二是利用一切机会和当地新闻媒体大力宣传我国对台政策，以便让莱索托官方、新闻界及广大公众进一步了解台湾问题，更加坚定地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三是加强与台胞的接触和联系，帮助他们排忧解难。1998年2月莱索托发生大规模袭击华人事件，同年9月又发生了政治大动乱。台湾同胞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关键时刻，我国驻莱使馆倾全力保护了他们，令他们十分感动。事情过后，个别从来不与使馆发生联系的台湾人也专程到使馆来表示感谢；四是发动使馆所有工作人员广交朋友，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台湾当局在莱索托的不少动向，就是使馆人员从当地交的朋友那里获得的。

　　“台独”多次设下圈套

　　逃不过我方“火眼金睛”

　　事实证明，这套“兵分四路”的对策很有成效，台湾当局在莱索托所进行的一切政治图谋始终不能得逞。下面举几个台湾当局惨遭失败的例子。

　　有一次，莱索托外交大臣告诉我说，台湾当局曾向莱索托内阁每名成员都送了红包，要求莱索托政府弃我就台。大臣们把情况汇报到首相莫赫勒那里后，首相说，政府正缺钱花，大家把台湾当局送的红包统统交给政府统一使用，但政府却不与其发生政治关系，不支持其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还有一次，莱索托劳工大臣对我说，台湾驻南非比勒陀利亚联络处的主任杜凌到莱索托活动，提出要见当时的代首相莫西西里(现为首相)。莫西西里回复说，欢迎杜先生来访，也准备见他，但有一个条件，即杜先生作为中国台湾省的代表要见莱索托政府首脑，必须首先获得中国驻莱索托大使的批准。因此，他建议杜先生向我请示，再由我向他提出会见的事。杜凌一听这话，气得灰溜溜地走了。

　　由于莱索托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受拉拢，故台湾当局逐步将脑筋转移到莱索托主要反对党国民党身上。在1998年5月莱索托大选前，台湾当局曾向莱索托国民党赠送了500万(一说300万)马洛蒂(马洛蒂与人民币大体等值)，支持该党竞选，以换取该党赢得大选上台后弃我就台。台湾当局的这一行动很快被我使馆掌握。当时，我按照国内的指示，及时对莱索托国民党做了必要的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结果，台湾当局押在莱索托国民党身上的这块宝成了“一枕黄粱”。

　　再有一件事，陈水扁在担任台北市市长时，曾邀请莱索托首都马塞卢市市长去台北出席世界首都市长会议。这是台湾当局设下的一个政治圈套，目的是利用该会搞“两个中国”的分裂活动。当时，我去见马塞卢市长做工作。市长听了我的陈述后说，他收到了陈水扁的邀请，但对台湾当局背后的政治用心没有仔细琢磨，差一点就上了陈水扁的当。于是，他决定拒绝去台北，而希望改访中国首都北京。我将他的要求报告了国内，北京市政府很快表示同意，并安排了他率团进行了北京之行。陈水扁分裂祖国的图谋又一次被粉碎了。 (《世界新闻报》特约撰稿人 陈来元)

　　相关专题：台湾军力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