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

　　关于奥斯威辛，大家都记得阿多尔诺的名言：“奥斯威辛之后，诗已不复存在。”诗已不复存在，而永存的是关于奥斯威辛的反思。

　　但“奥斯威辛以后”60年，类似的大屠杀悲剧并没有从人类历史中消失。正如安南 在纪念奥斯威辛解放60周年联大会议上指出的：“自纳粹大屠杀以来，发生在柬埔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等地的种族大屠杀就没有及时得到预防或制止。在今天的世界就有许多类似的丧失人性的可怕事件正在发生，国际社会不应对此漠不关心，甚至予以否认。”这是为什么？是否可以说，原因之一是“诗”仍然太多，而反思太少。就是对奥斯威辛的纪念，除了对暴行的愤怒和对遇难者的哀悼，对于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何以发生的深层原因，人们，尤其是遭受过类似大屠杀的中国人，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反思呢？

　　新华社记者提到：根据奥斯威辛博物馆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结果，在集中营存在的4年间，共有110万人在这里丧生。但是这则报道没有述及这个数字背后的复杂故事。事实上，在1990年笔者初访奥斯威辛时，这里的铭牌上写的遇难者数字是“约410万人”。1992年，这块铭牌被上述记者提到的“最新”结果所更换。

　　410万或“至少400万”的数字初见于1945年5月12日苏联专门成立的一个国家委员会发表的报告，当时奥斯威辛解放才3个多月，这个报告主要是根据集中营内杀人设施的“工作效率”推断出来的。此后40年，在苏联体制的各国，这个数字成为不容置疑的信条，任何试图重新考证这个数字的人都被说成“替纳粹辩护”乃至是“新纳粹”而受到严惩。

　　而在西方，人们对这个数字半信半疑。对本民族罪孽深刻反省的德国人大都承认这一数字，而其他西方国家的著述一般都说是100-250万。他们的依据多种多样：战后审判庭上的证言、各种记录中来到奥斯威辛的人数与幸存者数之差，以及战前战后人口调查的推算等等。

　　欧洲的一些极右翼、种族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则抓住400万数字缺乏实证依据一事大做文章，把奥斯威辛灾难，乃至整个纳粹暴行说成是“谎言”。

　　严肃的学者有责任澄清历史的真相。在这方面，奥斯威辛博物馆历史研究部主任弗朗西塞克·佩帕博士作出了卓越贡献。作为波兰犹太学者、奥斯威辛遇难者亲属，佩帕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用来追求“真实的奥斯威辛数字”。从1965年起，40年来他在世界各地搜集了关于欧洲犹太人、纳粹运动、大屠杀与集中营问题的大量证据。1980年，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得出结论：在集中营存在期间来到奥斯威辛的不幸者总共约130万人，其中犹太人约110万。这130万囚徒中，先后有212，820人被转移到别的囚禁地，有1，500人被释放，约500人侥幸逃亡成功，8000人活到最后获得解放，其余1，077，180，即约110万人都在集中营遇难，其中犹太人约占96万。

　　1991年，佩帕的著作《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囚徒与遇难者人数估计》在耶路撒冷出版并受到好评，标志着纳粹暴行的主要受害群体犹太人对佩帕研究的肯定。次年，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国家博物馆的铭牌正式据此更换。

　　佩帕的工作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正义感、社会责任感和学者的严谨、客观、求实精神的结合。他对苏联数字的更正，曾经使一些新纳粹分子以为有机可乘，他们故意歪曲、乃至编造佩帕“戳穿了奥斯威辛谎言”的说法。佩帕为此非常愤怒。他在1993年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一份公开信中声明：“我献身于这样的事业已经28年：保存对于无数纳粹暴行牺牲者的记忆，以警告人们不能漠视一切形式的种族、宗教和民族仇恨煽动者，他们毁灭正义，制造苦难并屠杀无辜人民。”

　　他指出，被押解到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的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一到集中营就被杀害，只有约20万被役使为奴工的人进行了登记。因此遇难者远比囚徒登记数为多毫不足怪。客观的研究者不能只从杀人者一方获得证据，奥斯威辛档案中的登记数的价值在于：它证明该集中营的遇难者不会少于20万，但从逻辑与事实上它都不能用来证明遇难者不会多于此数。苏联当年的数字虽有很大水分，但一个集中营就杀死一百多万人，还不够丧尽天良吗？

　　苏联打败纳粹解放奥斯威辛的伟大贡献是波兰人民和世界人民永远牢记的，在1945年的条件下作出仓卒估计也完全可以理解。但后来为宣传目的禁止人们加以研究更正则不可取，而且这种不严肃的做法恰恰给新纳粹抓住数字破绽，为否定大屠杀的存在提供了口实。实际上，这种做法与苏联自己的一些做法也有关系。就在同一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既有战胜法西斯的大功，也曾经助纣为虐。当然，波兰自己也有需要反省之处，它在历史上也有过虐犹行为，一些波兰人在纳粹屠犹时还有过落井下石之举。过去波兰对这一点讳莫如深，但如今的波兰政府与学界都曾就此向犹太人道歉。

　　这场“数字官司”的确发人深省。在我们经历过的南京大屠杀等历史问题上，一些日本人也像欧洲的新纳粹那样，以“数字问题”抵赖屠杀罪行，我们的学界有责任像佩帕等波兰学者那样，以严肃的研究回击这种抵赖。

　　其实从杀人者留下的案卷中算出的数字与奥斯威辛档案中留下的20万囚徒登记数一样是有研究价值的，但它只能说明死亡数的下限而不能当做死亡数本身，更不能以此否定间接推算法的价值。对别人发生的事都这样文过饰非，甚至别人已经反思而自己还在替人家掩盖，对自己的历史还怎么能有反思态度？对自己的历史持这种态度，我们又怎么有能力让别人为自己的历史罪行真心忏悔？

　　相关专题：纪念奥斯维辛解放6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