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文《郑和九下东西洋》的学者是把郑和于永乐元年暹罗之行划入航行“东洋”范围的。并以此理由去解释刘家港、长乐两碑中未提曾使暹罗的：“可能是因为暹罗(泰国)在马来半岛之东北，太平洋的西岸，在永乐初当然属东洋，……所以下西洋之碑就未必记了。”33主张“郑和八下西洋”的学者34，是把暹罗之行当作航行于“西洋”范围的。

　　沈福伟先生《郑和时代的东西洋考》一文称：“占城、真腊、暹、罗斛(施按：暹和罗 斛本是二国，后合并称暹罗国)是中国近邻国家，不在东、西洋范围以内，直到十五世纪上半叶郑和下西洋时仍是如此。”文中还引证一批明人著作证实，这一观点，言之成理。另外，也不承认郑和有永乐元年使暹罗之行：“如果二月出使暹罗赐印的是中官郑和，为什么《明实录》竟会漏记?何况《郑和家谱》已说：‘公和始事于永乐二年正月初一，御书郑字，赐以为姓，乃名郑和，选为内官监太监’。‘始事’二字意味着正式出任。……李兴到宣德六年随郑和出使西洋，职衍(衔)是副使太监，而郑和在建文四年(1402年)十一月时已是正四品的大监《明太宗实录》卷十四)。

　　可见永乐元年二月出使暹罗，不会是郑和，而是按察副使闻良辅。《殊域周咨录》卷八：‘按别志又载，永乐初海外诸国来禀声教，良辅奉命往诏谕，自暹罗、爪哇以至西洋、古里。’”他还疑元年是六年之误：“‘元’、‘六’二字互易，在明人刊本中不乏其例，《明史》即有此类史实上的伪讹。”35沈说，不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郑和于永乐元年使暹罗之说，既不能构成郑和九下东西洋中的一次“下东洋”，也不应构成“郑和八下西洋”中的一次“下西洋”。

　　五、永乐二十二年郑和出使旧港是否构成郑和“十下东西洋”或“十下西洋”。

　　1984年第1期《航海》杂志刊出何平立《郑和究竟几下东西洋》，除同意前述《郑和九下东西洋》外，犹嫌不足。嫌“该文没把郑和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的旧港(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一带)之行统计进去。此次航行见于正史记载的就有三处。”该文就接着举出《明成祖实录》卷一百二十八、二十二年正月记载，《明史·郑和传》，《明史·成祖本纪》二十二年条。经核对，确有其记(恕略引文)。该文认为，虽然“由于任务单纯，时间较短，故许多史书均略而不叙。但作为后人纪念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家郑和时，是不应该遗忘和抹杀他的光辉业绩中的这一页的。因此，《郑和九下东西洋》实应改为‘十下东西洋’”36

　　此后9年即1993年，昆明市召开首届郑和研究国际会议，笔者曾赴会。会后于1995年出版《郑和·历史与现实》文集所载会议《综述》，也倾向“十下西洋”。《综述》说：“还有学者依据新史料提出在郑和七下西洋前曾有三次航海活动，即除去1405—1433年外，郑和在1403年、1404年、1425年还曾三次下西洋先后抵达暹罗(泰国)、日本、旧港(印尼)，从而其航海活动由七下西洋而改为‘十下西洋’，使传统的七下西洋说改写为十下西洋说，该观点引起了各国代表的兴趣。”37

　　以上“十下东西洋”或“十下西洋”，都把永乐二十二年郑和旧港之行当作郑和“十下”的构成部分。

　　如前所论，构成“十下”的永乐元年难以成立。永乐二年郑行日本之行，虽不能轻易否认，尚有疑点，也暂不宜定论。

　　而永乐二十二年郑和旧港之行，就史料而言是有正史依据的，似不存在像上述二地之行那样的问题。余下来，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属于“东洋”还是“西洋”问题，我看这是前述划界标准问题，按元代和明初标准属“东洋”，按明后期标准属“西洋”，较简单。另一个是构成不构成“郑和十下”之中一下，问题稍复杂些，但也不难讨论解决。

　　查《明史·郑和传》中，称郑“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也就是“七下”。该传中是将永乐“二十二年正月，旧港酋长施济孙请袭宣慰使职，和赍敕即往赐之”明显列作一次。《明史稿·郑和传》、《明外史·宦官传》说法亦同。

　　清末光绪年间，梁启超所写《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更加明确称：“郑和航海则七次，今表其年代”，表中将旧港之行，列为“第六次，永乐廿二年正月”。

　　《明史》虽是正史，王鸿绪、张廷玉和梁启超名气虽很大，但他们共识的这一见解是不对的。

　　根据明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王景弘、李兴、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张达、吴志、朱真、王衡、杨一初等12人署名，集体刻立的《天妃灵应之记》碑文，明确宣称“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碑文一一列出七次出发年份为：永乐三年、五年、七年、十一年、十五年、十九年和宣德六年。并不把永乐二十二年去旧港那次列入其中，而多出永乐五年一次，正是《明史》等所漏，《明史》等是以永乐六年一次将五年、七年两次混作一次。这一很大失误，看来并非有意，而是未掌握全面切实的原始资料。谅编写《郑和传》者，不知道有立在福建长乐县这座碑刻。该碑是在1931年从旧土堆中挖出来的。由此，郑和远航研究者便以其为准，放弃从《明史稿》—《明史》—梁启超所说年份和计次。

　　为什么郑和等这批实践者不把永乐二十二年往旧港视作构成下西洋航次呢?过去有些学者解释是两条：一是地理概念，在郑和他们看来，旧港不属“西洋”；二是规模不合格，他们统计的口径，正如该碑中说的按每次达到“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气势。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委任而未成行，有《周闻墓志》为证。

　　我们还是尊重第一手资料和当事人统计吧。

　　综上分析，无论说郑和“十下东西洋”或“十下西洋”都不妥当。

　　六、结论

　　第一、既然按当事人马欢划分东、西洋界线，马六甲海峡以西为“西洋”，且有的下西洋次数之说难以成立，剩下只能算七次。

　　第二、既然永乐元年(1403年)，郑和使暹罗之行不能成立，那么1403年就不可能作郑和首航。即使1404年郑和日本之行可能成立，它也不过是“下东洋”，郑和首航下西洋只该是1405年，那么2005年当为600周年，无误，可行。

　　第三、虽然七次的每次也均经过“东洋”航区并访问某些“东洋”国家，但不称“七下东西洋”而简称“七下西洋”，一从终点着眼，二以俗成约定。

　　注引

　　①肖季文：《2002年郑和学术研讨会主要观点述评》，载《郑和研究》2002年2期页8。

　　②(元)汪大渊：《岛夷志略》，《知服斋从书》影印本，页十二、十六、二十一、十三、三十。

　　③(元)周致中；《异域志》，转引自《走向海洋的中国人》第129页。

　　④陈高华：《印度马八儿王子勃哈里来华新考》，载《南开大学学报》1980年4期。

　　⑤(元)陈大震：《南海志》，现只见残本于国家图书馆。

　　⑥陈佳荣、谢方等：《古代南海地名汇释》有关各条，中华书局1906年版；陈连庆：《〈大德南海志〉所见西域南海诸国考实》，《文史》1986年27辑，页145—164。

　　⑦洪建新：《郑和航海前后东西洋地域概念考》，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01—219页。

　　⑧⑨陈佳荣：《郑和航行时期的东西洋》，载《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表、139页。

　　10载郑鹤声等：《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齐鲁书店1989年版第371、375页。

　　11载《四库全书》影印本该书卷七《山东事宜》。

　　12载同前《走向世界的中国人》145页注⑩。

　　13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26—229页。

　　14同上第219页。

　　15《世界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国。

　　16王忬《题本》记入嘉靖《筹海图编》中。

　　17(明)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六“流逋”。

　　18载同⑦第一集第204页。原载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1982年第3期。

　　19载《航海》杂志总第5期第8页。

　　20同10第253—254页。

　　21张研：《郑和下西洋》，云龙出版社1992年127页。

　　22载《郑和研究》1994年第1期第1页。

　　23载《郑和研究》1997年第2期第12页。原载日本《朝日新闻》1996年10月12日《历史万花镜》专栏。

　　24载《郑和研究》1997年第4期第7、10页。

　　25(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1980年版第519—520页。

　　26同上第522—533页。

　　27同19第7页。

　　28载《郑和研究》1993年第4期第1-2页。

　　29同⑨第304-308页。

　　30《海神天后的史迹初探》，蒲田市域厢区人民政府文化局1985年7月印第36页。

　　31清雍正本《天后显圣录》，福建师大图书馆复印本。

　　32转引同10上册第47页。

　　33同19。

　　34《辞海》(合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32页“西洋”条。

　　35同13第218、231、230页。

　　36载《航海》1984年1期第37页。

　　37昆明郑和研究会：《郑和·历史与现实》，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作者：施存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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