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1999年在《郑和研究》第1期上发表的《海上示威，意在倭寇》，也提到郑和使日并信有其事。因为有史料依据。22但十年后新看了一些资料后反思，觉得还有疑点。

　　日本国学者冈本健一著文《郑和的航迹—郑和下西洋前来过日本吗?》透露，日本学者对郑和出使日本之事过去曾肯定过。如1977年，原京都大学教授、中国史专家宫崎市定曾在岩波全书《中国史》明确写了“郑和作为使节去过日本，规劝义满进贡明朝”。这次中国发 表潘文后，日本又引发讨论。日人中田吉信的《郑和出使日本考》(载夏一雄：《东洋史论论文集》)认为正史《明史》无“派遣郑和去日”的记载，故证据尚不充分。他推想：“可能因为郑和答应去周边诸国催促来朝，而日本率先进行了朝贡。所以16世纪后半期误传‘派遣郑和来日敦促进贡’一说。充满梦幻的‘郑和出使日本’说，也许只是明人的幻想而已吧?”23

　　我认为应接受中田提的“证据尚不充分”意见，我们尚须继续努力找最原始的证据。但他以《明史》未载为理由而完全否定则不妥。因为《明史》是几百年后后人——清初人编写的，而且它也不是标准，它错写漏写的事不少。如当代中国学者因研究澳门问题，仔细推敲《明史·佛郎机传》以后，发现许多错误的事实，就可说明。而且，《明史·郑和传》所记郑和下西洋次数和年份，经与郑和所立刘家港、长乐县两碑核对，就发现有误(详后)。因此这条理由不成立。至于说“误传”，不是不可能，但现在尚缺乏推翻《日本一鉴》等所记的有力相反证据。而把此说贬成“充满梦幻”“也许只是明人的幻想而已吧?”提法，更是不妥。过去的日本学者从狭隘民族主义甚至“大日本思想”出发，不愿承认历史上日本向中国皇朝称臣、进贡的事，以致抹煞史实甚至歪曲史实。对待历史应该正直无私，不能掺入后人的荣辱感情。

　　现任日本中华宗亲会会长陈福坡先生著文《郑和下西洋前使日之探讨》，对前述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所说：“郑和确以使者来过日本，对是利义满招谕入贡”(译法与上述不同)，也持否认态度。认为“此说也属一种传说性，而与当时两国内情不符，而又乏正史的论据，也不足证。”他结论：“永乐二年(1404年)五月，日本对马倭寇犯境时，恰有成祖第一次派遣使日赐谕之使臣赵居任、张洪、道成等，在日期间。伊等是永乐元年九月奉旨到日，永乐二年三月三日(从日本)返国，九月到宁波，十月回到南京(施按：当时首都还未迁北京)。在这期间，成祖恐不会有再派‘郑和奉旨统督楼船水师十万往谕日本之必要’，尤其是利义满与明朝建立的‘宗藩、册封、授印、朝贡、献俘、勘合贸易’等关系，都是于1401年他自主朝贡时开始的，并非始自永乐二年因‘郑和使日’而促成的，故对‘郑和出使日本’之说显乏史证。”24。其中水师十万之说出自上述张研的书。

　　书中张研称“郑和奉旨统督楼船水师十万”的话，不知根据安在?我也同意此说不可信。因郑和一下西洋准备的水师不过2.7万人，就算利用这些水军暂先用作对付日本，也不至于有十万之众，资料来源不详，无史籍记载。但陈福坡先生所说日本执政者是利义藩与明朝建立的所谓“献俘、勘合贸易”等关系也同“宗藩、册封”那样于1401年即明建文三年开始的，这就不太切合实际了。第一，勘合贸易是永乐二年明朝遣使送去的，并非建文三年遗使送去的。这在日人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中也是承认的：日本国使者“圭密等一行在这年十月，到达明成祖处。在这之前，明成祖正要派遣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及僧人道成等赴日，把新登极事通告日本。

　　而日方使者却先到来，……派居任等送还日本。明使一行于应永十一年(施按：日本国王年号，相对中国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分乘五艘船只从明朝出发，五月三日有三艘开进兵库港(施按：在日本本州岛近畿西部)。……缔结《勘合贸易条约》(《永乐条约》)也就在这时。明朝赠给永乐年号的本字勘合一百道及日字勘合底簿一扇，规定十年一贡”24，第二、第一次“献俘”是发生在永乐三年：日本应永十二年，“明使回国时，义满又派遣了使者，……这次使者在十一月中到达明朝，献出对马、壹岐的倭寇头头二十人。因此，明成祖大悦，……并把所献倭寇头头发还日本，让日本自行处理(据《明史·日本传》载：日本使者到达宁波时，把这些头头用甑蒸死了。另据《筹海图编》载：当时的铜甑尚存，炉灶的遗址在芦头堰)。”26因此不能将事件前后错位。

　　综上分析，人们不应以当代个别中国作者所写数字夸大的缺点和古代文献中尚存疑点，而轻易地完全否认有其事。但为慎重计，我意暂可不将永乐二年郑和使日事列为“九下东西洋”中的一个“下”。可允继续发掘新的有力史料。

　　四、永乐元年出使暹逻说是否构成“九下东西洋”和“八下西洋”

　　前述80年代潘群先生《郑和使日问题初探》、志诚《郑和九下东西洋》、郑鹤声、郑一钧合编《资料汇编》按语，都分别肯定永乐元年郑和出使过暹罗国。志诚文章还明确作为构成“九下东西洋”中的第一次，并认为暹罗属于“东洋”。至于明万历时《东西洋考》所以未写明该年谁出使暹罗是作者不知是郑和；而《明史·外国传·暹罗》写明李兴，认为是“《明史》误郑和为李兴，李兴应是随郑和而去”27。我以为这二点解释，说服力不大。

　　1993年，林松先生发表专文也肯定“郑和早在首次下西洋前曾出使暹罗。”他所举证的是《敕封天后志》，虽承认“唯《明史》中未找到确凿的佐证”。但对为何在《明史》上未写郑和之名，作了与上述志诚相反的解说：《明史》中所以“未见出现郑和的名字，可能当时郑和只是随行人员，或虽专程前往，尚无官衔，故未予列名。”28我对这一解说难以苟同。第一、他认为郑和这次是李兴的随行人员，这不太可能，从郑和正式下西洋时李兴一直只是郑和的随行人员副手，无缘无故怎么会颠换个地位呢?第二、若郑和专程为首出使暹罗，怎会无官衔呢?还有，该文特别强调《敕封天后志》所言可信，而强调官修正史遗漏、错讹、年代差误事件混淆难免。

　　此论有偏颇。我以为正史失误确有难免，但要有实据。而野史稗记也不是不可信，但像《天后志》这种宣传迷信的东西，并未说明资料来源，也找不到正式历史文献能证实有其事。《顺风相送序》只说永乐元年有人奉差去西洋等国，并未说郑和去暹罗。《海底簿》、《流水表》虽指郑和、李兴前往东西洋，但不明出使暹罗与否。查《明太宗实录》、《明史》，在永乐元年，明廷先后派出四批出使暹罗国：二月一次，不明使者为谁；六月一次，派杨春等12人；八月一次派王哲、成务；九月一次派李兴等。一年内共四次，均未说有郑和，是否包括在“等”之内，并无把握。况且，郑和本人在刘家港、长乐两碑也根本未提起。

　　台湾学者徐玉虎先生《郑和永乐元年奉使暹罗之商榷》一文，除对元年派出各批使者去各国均有详述外，还提出8条反证论证永乐元年郑和还叫马和，皇帝尚未赐姓郑而成为郑和，赐姓郑是永乐二年正月初一才发生的事。所以遣使记录中不可能有郑和。他结论：那些记有永乐元年郑和出使暹罗的说法，“正如《明史·郑和传》谓：‘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后人言明成祖遣使东西洋事者，不察史实而多以郑和称之。”29其论是有相当力量的。其大多论点，我都同意，唯先生称《敕封天后志》是郑和使暹罗的“最有力之证据，勿容置疑”一点，未便同意。

　　考《敕封天后志》是曾任惠安县儒学教授的蒲田县人林清标在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编写的。是距永乐元年370多年后人编的，又未说明有史料依据。此其一。根据原有一本《天后显圣录》删节增广、编次绘图而成。30而《天后显圣录》，又是由清初重编《天妃显圣录》的和尚照乘的徒弟、徒孙重修于清雍正及其后(最初的《天妃显圣录》是至迟在明万历时编写的，早就不存，仅能从《天后显圣录》暂引的明代人林先俞写的原序中得知)31查溯《敕封天后志》的底本作者是一宗教徒。此其二。

　　当然我们不能因人废言，凡和尚写的不可信，要看写的实质内容。然其内容是编造天妃救郑和神话。岂可当信史。此其三。

　　《敕封天后志》救郑和条称“永乐元年差太监郑和等往暹罗国”。对照《天后显圣录》救郑和条正是说的同样年份郑和往同样地方。《天后显圣录》谕祭条中又说“成祖永乐元年钦差太监郑和往西洋”，虽未点明“暹罗”但同是“永乐元年”，这个“西洋”等于暹罗。而《天后圣母圣迹图志全集》则称“永乐七年钦差太监郑和往西洋”32，年份改为“七年”，其余内容一字不差。又《敕封天后志》改名为《湄洲志》后的祭文条也说“成祖永乐七年钦差太监郑和往西洋”。是否永乐元年系永乐七年之误，即将第三次下西洋年份误成元年，此其四。

　　综上，我倾向永乐元年郑和使暹罗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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