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的战略思维，不仅要密切关注迅猛发展的世界性的新军事变革所引起的战争物质技术特征的深刻变化，还要密切关注这种变革所带来的战争社会特征的深刻变化。

　　从客观逻辑来看，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科学技术首先带来的是战争物质技术特征的变化，并由此改变着战争的社会特征。但从战略思维的主观逻辑来看，则是首先考虑遏制战争问题，因而其关注的目光首先投向的是战争可控性增强这个战争社会特征的变化。

　　战争可控性社会特征的形成，为我们把遏制战争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通过遏制战争，延缓战争的爆发，为军事斗争准备赢得所需的环境和时间，从而创造对我有利的战略环境和战略态势，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保证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应成为战略指导者思考战略问题的基本着眼点。即使战争不可避免，也要尽力控制战争的规模和强度，制止战争的升级，并尽量避免与强手直接对抗，力避两面作战。但是在军事斗争的准备上，要把打赢战争作为根本的立足点。打赢战争的一定实力和充分准备，是遏制战争的基础，是“制战”的有力盾牌。

　　把握战争可控性的社会特征，将遏制战争的战略位置前移，必须正确处理实战与威慑的关系，更加重视战略威慑问题。要看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结构的变化，战略威慑的手段不断增加，内容不断更新，效果不断增强。在未来军事斗争中，以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战略威慑得到更加广泛的运用是必然趋势。战略威慑是国家或政治集团为实现既定的战略目的，以强大的声势和威力慑服对方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当一个国家需要使用军事手段配合政治、外交斗争达成一定的政治目的，但又不希望发生战争时，通常实行战略威慑。威慑战略，不但是强国的战略，也是相对弱小国家的战略，既适用于积极进攻的一方，也适用于积极防御的一方。抓紧有利时机，抓紧充实完善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常规力量与核力量兼备的、核威慑与信息威慑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战略威慑力量体系，通过威慑实力的提高和威慑战略的完善，增强我内在威慑功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常紧迫的战略任务。

　　在关注战争可控制性增强社会特征，高度重视遏制战争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遏制战争战略目标的实现是以切实具备打赢战争的能力为基础的。这就要求我们去努力寻求“信息制胜”之道。战争信息化的物质技术特征，要求我们必须把信息作为与人、武器相并列的战斗力的基本构成要素来看待，并且要把它看作战争制胜的关键因素。在传统的战略思维中，战斗力的基本构成要素通常被归结为人和武器两个方面，即“二要素说”。但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普遍运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在战斗力诸因素中的决定性地位，并没有因战场机器人和无人驾驶飞机的出现而改变，武器装备包括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发展仍是人的能力的延伸，决定未来高技术战争胜负的是掌握了科技知识和战争规律的人；但是在信息时代的战争中，人的作用的发挥比任何时代更加依赖于自身装备的信息化或数字化程度，更加依赖于掌握战场信息的程度，离开信息及信息技术就难以稳操胜券。武器在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重要因素的地位也未失去，只要战争仍然带有暴力对抗的性质，武器及其所产生的火力就仍然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手段。但武器系统在战场上发挥作用，一刻也离不开信息的支持，现代武器系统的生产离不开信息技术的融入，现代武器系统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离不开信息的支持。传统军事战略思维中的战斗力“二要素说”正在被“三要素说”所取代，人们越来越把信息视为与人、武器并存的战斗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并把信息视为确保人和武器作用充分发挥的关键性因素。战争信息化的物质技术特征，要求我们必须把信息作为动摇对方战争意志的威慑力量来看待。强大的信息优势，可对敌人形成巨大的威慑作用。信息威慑已成为继核威慑之后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和军事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核威慑作为主要的威慑方式将继续发挥作用，但随着信息时代的逐步到来，信息威慑的地位将逐步上升。通过信息的获取和发布，向对方显示“一切都在我监视和控制之下”的信息优势和传输已方“不可战胜”的威慑信息，是一种信息威慑。而以信息作战“撒手锏”武器的使用为威慑手段，向对方显示准备采取信息作战行动，大范围瘫痪对方信息系统和网络的决心，是又一种信息威慑。这两种信息威慑的方式，都可能达到动摇对方战争意志，遏制对方或使对方屈服的战略目的。在20世纪末的几场国际冲突和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已不乏信息威慑的先例。伊拉克战争中，美英联军再一次显示了信息威慑对达成战略目的、赢得战争胜利的重大作用。对于掌握制信息权的一方来说，信息将成为行动成功或遏制对方行动的强大武器。战略指导者在考虑战略威慑问题时，应重视信息威慑的力量，把积极主动的信息威慑和反信息威慑作为积极防御战略和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