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阅档案 一条两元钱

　　1956年的波匈事件，与中苏关系破裂、苏撤走专家之间有无关系？1958年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背后，中美大使级会谈如何艰难进行？在恢复中国联合国代表权的斗争中，国际局势又是何样的云涌风起……

　　继2004年外交部档案馆首次向公众开放新中国1949年到1955年的外交档案后，上周再次向公众开放1956年至1960年形成的第二批档案，计25651件、59345页。

　　撩开面纱，历史的真实面容向我们徐徐展开。

　　而这些曾经有些神秘有些遥远的外交档案，又何以现于眼前……

　　外交部档案馆原仅限外交官使用，随着两批尘封的档案被解密并向社会开放，便增加了不少人气，档案馆也逐渐愈发更开放、数据库更大。

　　走进外交部档案馆，一进门门卫便问：“你是查档案的吧，登记后请坐电梯上7楼”，热情而严谨。先用身份证进行简单的登记，就可以到检索台查阅资料。比如在电脑上输入“苏联专家”或“炮击金门”，一串档案便会鱼贯而出。如果你对其中的几条档案感兴趣，只要选中提交申请，再支付一条档案两元钱费用，电脑就会自动生成一个密码，然后在隔壁阅览室的电脑上输入，你就可以坐下来在电脑上慢慢阅读了，非常方便。

　　据介绍，为了提高档案开放的比例，此次档案馆还参考美国等国做法，部分不宜解密的内容均采用黑色涂抹覆盖的形式，改变了以往只要有一句不能解密，整件档案就不能解密的情况。

　　在第二批档案解密后的这两天，记者观察到，10多平方米的阅览室里，只能坐9人，经常是两三人围着一台电脑，房间显得有些拥挤。粗略估计，这两天来看档案的，已有上百人。

　　据了解，目前第三批1961年至1965年间的档案解密工作已经开始，预计将在2年内完成，而且其数量将远超前两批。另外，外交部还计划将部分外交原件上网，让读者可以通过网络直接查阅外交档案，上网工作将在一两年内完成。

　　解密档案 老大使辛苦

　　曾经距离公众如此遥远的外交档案是如何被掀开面纱，放到公众面前的？

　　张素林是前后两批外交档案解密工作的组织者。她告诉记者，第二批解密工作总计有75位外交部同志参与，共费时一年多。其工作流程与第一批档案解密基本一致：先是外交部各主管司局派副处以上、经验丰富的人员对档案分工初审，然后档案送主管司局领导与档案馆领导复审，再将统一结论报外交部领导审，最后报送国务院审批。

　　如今，人们通过电脑调阅历史档案，轻松便捷。可一开始将浩繁的历史档案逐一筛选，个中辛苦，曾参与第一批档案解密工作的7位老大使可能体会最深。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回忆：“参与解密的7位老大使都已年逾花甲，我还是其中年龄最小的。”审阅工作从2001年10月开始直至次年4月结束，每周工作5天，上午8点至下午5点。大使们像学生考试一样坐在档案馆里。

　　“早上从档案馆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一卷卷用牛皮纸卷好的文件，几个人都手拿放大镜，一页页地审阅，看完一份如果认为可以解密就在相应的意见表上写下‘同意’或‘基本同意，但其中第×页建议不开放’，傍晚再由工作人员把文件收走。不过，与学生考试不同，碰到拿不准的问题，大使们经常集体讨论，然后综合，由担任解密工作小组常务副组长的前驻古巴大使徐贻聪签署最终意见。”

　　解放初期的外交档案，很多已发黄变脆。因为审阅时看的都是原件，因此老大使们都极力避免手摸造成损坏；很多文件不是打印的，特别是

　　前驻格鲁吉亚大使张咏荃2004年3月被抽调参加第二批档案解密工作。他介绍说，在参加解密工作前都会进行学习和培训，统一认识，掌握开放原则，即“凡是影响到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的，不开放；凡是影响到国家关系的，不开放；凡是涉及个人隐私的，不开放；凡是影响到民族团结的，不开放。”除此以外的外交档案都可以开放。

　　炮击金门的背后

　　炮击金门，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

　　1958年9月，中美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第74次会议上，就曾对这一问题针锋相对。中国首席谈判代表王炳南大使指出：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不是中国占领了美国的檀香山、旧金山等地方，而是美国占领了中国的台湾等地方。

　　对于此，上世纪60年代任外交部研究室专员、办公厅副主任的何方回忆起当时事件背后的故事：1958年炮击金门，说是为支援阿拉伯人民反帝斗争和惩罚台湾当局对大陆的骚扰，但实际上是挑战美国，杀它的威风和摸它在台海问题上的态度，更深层的还是“打”给苏联看，揭露和批判它的和平共处、搞缓和的方针。想不到，炮一打，原来长期停止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就又恢复了……

　　“要”回一个钱学森

　　其实，早在1955年8月1日，中美就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会谈是中美相互接触、相互了解的唯一渠道。两国会谈曾长达15年，共136次。此次档案解密，也首次将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许多细节公布于世，其中，就有曾被美国军方称为“无论到哪里都值5个师”的钱学森回国时候的细节。

　　钱学森是被中国在这一马拉松式的会谈中硬生生“要”回来的。王炳南回忆，周恩来总理在50年代末一次会议上，曾满意地对大家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但是，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就是这一件事情，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是有价值的。”

　　在解密档案中记者发现，1955年10月，我国著名力学家、教育家朱兆祥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赴深圳欢迎钱学森回国。

　　朱兆祥在这一份题为“钱学森等已抵深圳”的电文中介绍，“钱学森等

　　波匈事件与苏撤专家的关系

　　第二批外交档案开放两天，涉及中国对1956年波匈事件和苏联撤走援华专家等问题的态度和采取的相关措施等的搜索点击率非常高。

　　记者从外交部1957年5月的一份档案里发现，波匈事件以后，中国对苏联的情况和动向特别关注。文件是发给我驻苏联使馆的，文件要求使馆方面注意深入分析汇报“波匈事件以来，苏联对斯大林提法的变化、对中国经验的态度”，注意“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和有关具体措施，以及苏联对南政策的分析”。

　　何方告诉记者，1956年波匈事件后，毛泽东要赫鲁晓夫做检讨。毛泽东表态，发表政府声明，指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要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批判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何方认为，中国对于波匈事件的处理，使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在苏联以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得到极大提高，但也使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

　　中苏关系开始破裂的标志之一是苏联撤走援华专家。在第二批开放的档案中，记者发现一页非常简短的档案，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对毛主席与赫鲁晓夫在人民大会堂休息室谈话时的两句话抄录。时间1959年10月3日晚。

　　赫鲁晓夫：我听说中国的干部对我们专家的工作有些不满。

　　主席(记者注：毛泽东)：苏联专家绝大部分人都是很好的同志，使人不满的只是极少数。苏联专家把中国的事业看成自己的事业，工作十分热情，并且做了不少义务劳动，有些人不是工作八小时，而是十小时。

　　尽管如此，第二年7月，赫鲁晓夫还是单方面宣布撤走全部在华专家……

　　恢复联合国代表权取得突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被由美国支持的蒋介石集团窃据。1961年，第16届联大终于决定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议程，美国长期以来设置的重重障碍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在第二批解密的外交部档案里，记者看见这个突破口被撕开前的先兆。

　　1960年9月15日，我驻挪威大使馆发回“特急”文电，汇报时任我驻挪威大使徐以新从苏联驻挪威大使格列班诺夫那了解到的第16届联大的情况。电文说，格列班诺夫与接触到的挪威政界人士都认为，“在本届联大恢复中国合法的代表权问题将被通过。理由是非洲出现的14个独立国家估计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苏大使又说，据了解，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国家在美国策划下，正准备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一面考虑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同时又保留台湾蒋介石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态度早就表明，“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容得逞。在本次开放的档案中，有一份1959年3月11日我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关于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