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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敏文
110多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国以1.5倍于日本的财政收入，以大于日本的海、陆军规模，以近两倍于日本的海军投入，与日军交战，结果惨败于日本，并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中国备受外强欺凌和侵略。
战争是军队实力和士气的较量。甲午战败，晚清政府的政治腐败，李鸿章、丁汝昌等军事观念的落后等无疑是重要原因，但军人荣辱观的整体丧失甚至颠倒，导致平时作风败坏、训练废弛，战时纪律涣散、贪生怕死，同样是重要原因。
正确的荣辱观是军人行为、操守严格自律的心灵尺度，表现在思想作风上，就是讲是非、明美丑、辨善恶。反观甲午战争时的清朝军队，因受没落王朝腐朽颓废之风侵淫，从上至下荣辱颠倒，思想作风败坏。1886年，北洋舰队应邀访问日本长崎，官兵上岸在妓馆闹事引起事端，李鸿章不但不处理，还说“武人好淫，自古而然”。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原是陆军将领，不下功夫学习海军知识，还常以外行自居；在海军基地刘公岛开设店铺敛财，与部下发生龃龉；还自蓄优伶，生活骄奢淫逸。“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有五套公馆，在舰队常去之地还金屋藏娇。威海之战的紧要关头，“来远”、“威远”二舰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竟在岸上嫖妓未回，二舰无人指挥，被日军击沉。军官作风如此，士兵可想而知。“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携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整体的作风败坏产生“劣胜优汰”效应，优秀将领“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经远”舰管带林永生等不被相容，因其“不饮赌、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皆嫉视之”。生活糜烂、骄奢淫逸的方伯谦每每临战脱逃和保持军人本色的邓世昌壮烈殉国，是不同荣辱观决定不同人生选择的鲜明对比。
军事训练是军队战斗力生成的重要保证。正确的荣辱观，是军人为报效国家而刻苦训练的思想基础。战争要求将领和士兵必须熟知军事指挥和技术，只有进行严格训练，才能成为能征善战之师。甲午战争时的清朝军队，其荣辱颠倒表现在军事训练上则是“操练尽弛”。北洋海军后期军事训练形同虚设，有时为了应付上级视察弄虚作假。打靶演习时“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驰。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平时“操练尽弛”，必然导致战时能力低下。黄海之战中，北洋舰队的一艘鱼雷快艇在距离日舰“西京丸”40米处发射鱼雷，竟未能命中，而日本海军部长桦山资杞此时正在此舰上督战，失去了绝好的歼敌机会。据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九倍以上，其训练水平之高下优劣可见一斑。“来远”舰大副张哲荣在战后反思：“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故一旦兵兴，同无把握。虽职事所司，未谙款窍，临敌贻误自多。”
军队是国家的脊梁，一个伟大国家的背后，一定站立着一支强大的军队。正确的荣辱观，是军队战斗精神形成的基础。军人荣辱观在平时关系作风纪律的养成和军事训练的水平，在战时关系战争胜负和国家命运。以史为镜，在当前多元价值碰撞和社会道德重建的复杂形势下，军人必须高扬爱国奉献的旗帜，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倡导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归的军人荣辱观，以确保我军具有维护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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