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大炮，也有黄油，军工行业向民企开放，标志着中国新型军工体系破题

　　对于陈江涛来说，狗年吉星高照。2006年2月9日，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指出“改革军民分离的科技管理体制，建立军民结合的新的科技管理体制。”

　　10年前，毕业于哈工大的陈江涛涉足一个比较“另类”的商业领域——军工。今天，陈江涛的北京旋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已经成为国内外小有名气的民营军工企业，主要业务是为军工和民用电子行业提供嵌入式系统解决方案和系统集成服务。但是，可以想象，作为一家民营企业，进入被一直视为“国有中的国有”的军工体系，有着多少不易。

　　现在对陈江涛来说，《纲要》的推出意味着他可以放马驰骋了。

　　军工新大陆

　　事实上，去年的5月27日，国防科工委就正式对外颁布《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实施办法》，对民营企业进入国防领域进行“正名”与“鼓励”。根据该《办法》，民营企业及其他非公有制企业将获准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领域。当时的政策背景是国防科工委落实国务院“非公经济36条”的重要措施。

　　而这次列入《纲要》表明了这项政策已经提升到更高的层面。作为实施“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的举措，舆论认为，这是中国的科技体制方面的一次重大突破。向民营企业开放不仅可以建立军工战略纵深体系、创新竞争体制，而且民营企业手中积累了相当多的技术储备。

　　“国防产业向社会开放，军工企业引进多元投资，是现代战争的需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防经济与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东向本刊指出。

　　一些嗅觉敏锐的地方政府也开始把军工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一个新机会。如深圳市政府2005年初就专门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军工办，职责是为深圳企业、尤其是大量有技术储备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参与国防采购，做相应的“协调工作”。

　　“军品采购无论从市场规模，还是从利润来看都是很大的。而且我们国家的军队装备正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中，这样的机会是显而易见的。”南京政治学院经济与国防研究所所长杜人淮说。

　　根据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于宗林的介绍，目前民营企业已经为国防提供了大量的高科技产品，涉及机械、冶金、有色金属、化工、纺织、建材和轻工等领域。参与军工领域的民营企业最多在陕西、四川等地。

　　有统计数据表明，从数量对比上民营企业占据了军用产品的“半壁江山”。

　　如河南、湖北、江苏三省军品生产的企业分别是79家、70家、200多家，其中的非军工企业分别是36家、23家、100家。

　　浙江省国防工业办公室的陈加福对本刊说，截至到去年底，浙江参与国防军品研制生产的民用工业企业有55家，2/3是民营的，有些还直接参与了高端的科研。

　　“军品生产以前是垄断性行业，没有明确正式放开，但有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是通过一个非常规的渠道来参与。一般都是企业找到军方承包项目。”国防科工委的一位专家说。

　　本刊通过采访一些西安、北京等地从事军品研究、生产的民营企业发现，他们中的很多都是早期与军方有一定的联系。

　　“也有原先的一些军工厂倒闭了以后，或者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后，通过承包、买断等方式组建公司来做的。”一位从事军品生产的私营企业主透露说。“现在各家都有各家的门道，各家都有各家的关系网。企业能够做起来，一方面技术不错，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有这个方面的关系网。”

　　据北京旋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市场专员张冬玲介绍说，他们与军方的沟通主要是通过工作人员和军方的工程师接触，一般通过新产品座谈会来召集这些工程师。“与军方的工程师接触多了就能够了解军方的需要，我们给他们直接做服务，销售人员及时跟踪，通过研讨会告诉他们，这样就会加大他们对公司的认识。”

　　民企“参军”的难处

　　“从大的环境来说，民营企业参与国防建设，已经没有太大的障碍。”南京才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申明磊说，但是潜在的风险因素依然伴随着这些民营企业。

　　申明磊所在的南京才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也是一家在军工科研与制造领域涉足多年的民营企业，主要从事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和制造。

　　在国外，私营企业从事军工生产已经是一个普遍的惯例，但是在中国，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有些人至今对于民营企业参与军品科研生产存有疑虑，担心保密工作没有保证，担心民营企业不稳定，售后没有保障，产品质量靠不住。同时受到部门利益的影响，一些军工企业担心在民营企业进入市场之后，夺了自己的饭碗。

　　“目前非公有制企业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军品市场，但是国家对非军工企业担任军品科研任务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有时候，我们投入资金，他们也拿不到。”国防科工委的一位专家说。

　　一些承担军品生产的企业免税政策，基本上只是面向国有军工企业，而且军品的维护费、军品的补贴都是针对中央预算内的军工企业。

　　比如1994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财税字〔94〕001号文件规定，除军工、军队系统企业以外的一般工业企业生产的军品，一律在总装企业对总装成品免征增值税。

　　广东省经贸委省国防科工办军工处处长黄丽君认为，现在“民转军”的主要障碍不在于资金和技术，关键在于国防部门对武器装备需求“保密”的政策。现在的军品需求部门与研制生产部门“处于双向不透明的状态”。民营企业无法获得军品市场的信息渠道，很难“冒险”进行前期的科研投入和样品试验。“我们现在一个装备做五年、十年都很正常，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时间投入都是很大的。” 南京才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申明磊说，而国有企业历来有国家技术改造经费的投入，无须太多考虑投资成本。

　　而据北京旋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市场专员张冬玲告诉本刊，由于涉及保密，等于一个产品由军方买断。因此，目前旋极花费巨大投入研发的某军品虽已做到第二代，但还没有接到军方的订单。

　　此外，还有一个规模应用的问题。据国防科工委的一位专家介绍，军(用)标(准)和民(用)标(准)不统一造成了各行业的技术分割，“由于军品配套涉及的行业多，而各个行业基本上都有自己的行业标准，致使非公有企业承担军品任务的话，在技术的标准统一上面存在很大的困难。”

　　据一些从事军品生产的民营企业介绍说，现在军品的要求都是比较特殊的，比如作战装备、武器的应用等，要求的特殊性比较大。武器装备根据不同的应用、不同的地点就会专门做一些东西，不像民用产品那样通用性比较强，无法产生规模效益，企业成本比较大。

　　申明磊对本刊指出，研制新型装备是百分之百的风险，即使开始生产了，利润也不多，主要是因为军品的数量比较少，依靠军品想收回投资成本是不可能的。需要把所掌握的技术转化到各个领域去应用，才能产生经济效益。

　　破题国家军事订货体系

　　尽管问题多多，众民企对进入军工领域依然信心十足。西安一家“参军”的民营企业的负责人对本刊说，“恐龙是庞然大物，但生命力却没有老鼠强，民营企业有时就像老鼠。”

　　事实上，政策对民营军工企业不断在松绑。根据专家介绍，现在军品出口，国家是鼓励的，但要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比如生产防暴装甲车的一家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在国际市场上拿到了20台订单，宁波大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防弹衣已远销中东地区。市场空间非常广阔。

　　据南京才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申明磊介绍，目前军方主要从产品和项目的研制来支持，在前期的科研过程中给民营企业投一定的科研经费，研制过程中，军方也会派军代表和主要使用者来到单位，和他们进行充分的交流，包括质量、使用方法。

　　“下一步应该建立国家军事订货体系，要培育总承包商、分承包商、系统部件的承包商。”国防科工委的一位专家指出。

　　国家军事订货体系在国外是一种成熟的模式。据南京政治学院经济与国防研究所所长杜人淮的介绍，美国国防供给和需求都是由国防部来管理的，其主要以私有制的军工企业为主，有些兵器是由国防部或者各个军种自己来承担的，在特点上是法规程序比较健全。

　　“政府和军工企业之间是一个供求关系，企业按照政府的订货来生产，因为军工企业有一些特殊性，不同于一般的产品，但这些基本上靠法律、合同来约束，在生产环节设置一些市场准入管制，比如保密制度、许可证制度等。”杜人淮说。

　　一般来说，美国国防部制定了一系列企业参与军品的管理的条件，管制的内容主要是确定一些基本的条件，符合条件后由军方认定就可以订货了。分包商主要由总承包商来管理，这样，由军方和总承包商签订订货合同，出现问题直接找总承包商，总承包商相当于军方的一个长期投资伙伴，在这方面的确实管理自然比较严格。

　　在美国，总承包商也是私营企业，诸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等。

　　据了解，目前美国的国防订货已经不分行业，经营范围很广，比如通用动力公司主要经营坦克重型装备，但也从事多元化生产，比如航空产品等。

　　“多元化的生产的一个好处就是便于竞争，军方可以在任何一个厂家订货，不像我们，等于军方被某个厂家锁定，只能在某个厂家订货，不能在这个厂家以外寻求第二个军品来源。”杜人淮说。

　　虽然说在美国的军事工业体系的转轨过程中也出现过争议，比如军品承包商能够从军品的垄断生产中获取丰厚利润，也抵制过军事工业转轨，但是通过改革传统国防采购方式、调整和优化军事工业结构、政府积极引导等方式，美国国防工业很快得以转轨。

　　同时，由于在采购中坚持采用国家军事订货体系，所以美国的军方往往“从容不迫”。

　　美国军方采购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中间产品采购，主要是科研项目；还有一部分是最终产品采购，为最终的军用产品。国防科研部分目前逐渐增多，包括装备的预先研究等，当产品定型以后就进入生产的阶段，即最终产品的采购。

　　为了给企业更大的积极性，美国的军内研究所一般承担的是风险大、赢利小的武器弹药研究，也就是将高利润的项目提供给私营企业，激发其积极性。事实上，在中国的军工科研院所也在一直引进专业技术人员，但是因为没有与企业的利益挂钩，基本上还是一种指令性的任务，始终无法调动积极性。

　　而即使在研究阶段，美国大部分武器的预先研究也都是由私营企业来承担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保留大量的科研项目，还有一部分基础研究、论证研究放在美国高校，主要由总承包商来承担。

　　为了防止技术风险，一般由多个私营企业同时来承担同一型号武器的研究，通过竞争，由军方最终从他们手里选择一种比较好的产品。

　　事实上，如果能够健全国家关于军品生产的法律法规制度、健全民营企业的信用制度，让有能力、符合条件的私营企业都能介入军品的生产，再建立国家军事订货体系，就能够维持其有效运转。

　　“层层分解，不要计划，依靠订货合同，国家直接采购，这是方向。”国防科工委的一位专家向本刊指出，“不能像现在这样封闭起来，现在航空的采购就给航空集团，很少在社会上采购，为什么现在的专业化生产协助不好？就是因为封闭。国外都是有一定的社会采购比例，比如30%到40%，我们为什么不能？”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崔贤 曹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