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洪刚

　　1940年5月，德军实施侵吞西欧的“曼施泰因”计划。在准备时间极短的情况下，军长古德里安拿出平时的演习文书，仅仅改动了一下时间，即作为作战命令下发。实战进程几乎完全是演习文书的重演。

　　有人说，“战争的前奏曲是演习”。古德里安之所以能在极短的时间一“改”制敌，得益于他十分强调演习的实战性，他认为，只有把平时的演习当成真正的战争，才会在战争中赢得主动。事实表明，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军事演习是提高战斗力的极好形式。可以说，一次成功的演习毫不逊色一次相应的规模战役战斗的经验。今天，反观我们自己的一些演习，恐怕与实战相去甚远，原因之一是“红方必胜”的思维情结太重。这种情结往往导致演习与实战有了距离。演习想定中的作战对象，一般地说，在装备上优于“红方”，其中有的“蓝军”还具备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实战经验，并非弱者。面对这样的对手，我们怎能保证百战百胜？失败并不足为怪。当今，许多国家军队组织演习也常设置“己败敌胜”的情况。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在1994年，罗得岛州纽波特海军军事学院举行了大规模海上对抗演习。在这场有8名海军将军、40名海军上校和一批政策分析家参加，设想下个世纪初在太平洋沿岸与某大国发生对抗演习中，美国海军遭到重创，第7舰队的航空母舰被巡航导弹击沉，海上编队铩羽而归。美军“别有用心”地演出败于对手的“悲剧”，目的在于靠这种从危机中自我激励的作法，缩小演习与实战的距离。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古德里安的制敌之策，来自平时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