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党史小说《红岩》中的史实讹误澄清

　　小说《红岩》自1961年问世后十分畅销，而且影响深远，曾被当年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誉之为“党史小说”，直到今天，仍有人把《红岩》当作昔日重庆及四川地下党斗争的历史纪实。《炎黄春秋》最近刊载孙曙的文章，作者在对照敌特供词档案及相关文史资料之后，发现“党史小说”《红岩》中，明显存在不少史实讹误。

　　“甫志高”造成了大破坏？

　　《红岩》的全部情节是以1948年重庆及四川地下党遭到大破坏为背景展开的。1982年10月17日，原地下党重庆市委常委李维嘉在川东暨重庆地区党史资料座谈会上说：“一些人习惯于把这次破坏事件叫作《挺进报》事件，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并非由于《挺进报》收抄传递新华社广播消息，编印、发行出了纰漏才造成了大破坏事件。只有陈柏林由于看《挺进报》被特务发现而被逮捕。整个重庆和川东地下党大破坏事件，是由一连串叛变事件组成的，主要是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造成的，应正名为‘刘、冉叛变事件’。”

　　这里提到的刘国定，冉益智，是当年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刘是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分管工人运动)，冉是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分管学生运动)，由于这二人的叛变，导致重庆及四川地下党遭到大破坏，又引出一系列叛变事件，先后叛变的还有李文祥(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涂孝文(中共七大代表，川东临时工委副书记兼川东地下工委书记)等领导干部，在总共叛变的12人中，领导干部占了一半。正是由于这样一些领导干部的叛变，才造成了重庆以至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大破坏，也才促使当年狱中难友们集体形成的给党组织的七条意见中，第一条就提出要“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确是“血泪的嘱托”。

　　而小说《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其身份只是一个沙磁区委委员。这样一个小角色，能造成那么大的全局性的破坏吗？这不仅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使得前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深刻教训被淡化了。

　　“中美合作所”与“11·27大屠杀”

　　重庆解放初，把杨虎城、宋绮云两家和渣滓洞、白公馆等处关押的政治犯被杀害事件，统称为“11·27大屠杀”。1950年春节前，在渝女师举办了“磁器口大屠杀革命烈士遗物展”。当时，还没有把屠杀事件和“中美合作所”搭界。后来因政治需要才改称为“中美合作所大屠杀”。

　　中美合作所与那场大屠杀有关吗？答案是否定的。1954年，重庆市公安局对重庆市特务、间谍组织及人员进行了清理，查明：

　　原国民党政府保密局重庆看守所，俗称白公馆看守所。1949年11月，白公馆看守所共关押54人，“11·27”杀害28人，放7人，脱险19人(内有小孩2人)。渣滓洞看守所。“11·27”屠杀188人，脱险34人。

　　而中美合作所与上述关押、屠杀政治犯事件均无关系，1942年底，《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在重庆拟成，1943年元月开始办公，1943年7月1日，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日本投降后，中美合作所在中国各地的美方人员陆续回国；中方人员中的军统成员回军统报到，另派工作；非军统成员发给3个月薪津资遣。军械物资分别由军统、联勤总部接收。中美合作所的撤销善后工作于1946年1月底全部结束。

　　在解放后肃特斗争中我公安机关早已查明：中美合作所与《挺进报》事件，乃至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红岩》小说等出版物中有关中美合作所的描写，基本上都是与历史真实不符的虚构。

　　党史小说要不要细节的真实

　　作为小说，不可没有虚构。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要素之一是细节的真实，对于以具体历史事件和具体地点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党史小说”，就更不能不讲究细节的真实，不应在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及地点上随意编造，张冠李戴。

　　《红岩》56页描写“江姐来到浓雾弥漫的朝天门码头……”乘民运轮上华蓥山。这显然错了。华蓥山在川北，乘船需从嘉陵江溯江而上，解放前，称嘉陵江为小河，轮船都在千厮门码头上下，并不在朝天门码头。

　　《红岩》204页写到叶挺《囚歌》时，通过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新四军战士龙光华之口说：“军长在楼下二室写过这首诗，我把它抄在墙上给大家看。”

　　历史事实是：1942年1月3日，叶挺将军从桂林押解重庆，在军统望龙门、白公馆看守所短期囚禁后，即移监军统“乡下”蒋家院子单独囚禁。11月21日，叶在蒋家院子写了《囚歌》，署名“六面碰壁居士”。叶挺夫人李秀文前来探监时，叶将《囚歌》和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一并交李带出监狱，送和平路天官府郭寓交郭沫若。25日，叶挺移禁湖北恩施。叶挺从未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渣滓洞监狱只关押普通政治犯)。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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