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刘铭传基沪战役战略意义

　　上海政法学院 何平立 上海大学 沈瑞英

　　晚清时局内忧外患，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筹划海防，讲求武备，依托大陆、台闽联防，“为朝廷建远大之谟”，1 “固七省海疆锁钥”。2 然刘铭传为抗法保台所采取的基(隆) 沪(尾)战役之军事战略曾遭时人非议，聚讼不已。近年史界虽对刘铭传“弃基保沪”战略意义有了肯定的认识，然往往多局限于“弃”和“保”的框架、层面阐论。笔者认为刘铭传基于双方军事力量对比而采取的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军事牵制战略，调动法军分化其势，使清军利用地利由弱变强、后发制人，变不利为有利，最终取得基沪战役胜利，实现了抗法保台的战略目的。

　　一

　　明清以来台湾“孤悬城外，虽弹丸一府而控制口洋。近则为江浙粤闽之保障，远则为燕齐辽口之应援，南北万里，资其扼要”。3 故台湾自明以来成为外敌觊觎之地，如明末清初荷兰殖民者占据之；1867年美国以“罗佛号”船在台湾失事，水手被台民击毙为借口，派海军在台湾恒春登陆，后被高山族反抗击退；1874年日本借口船民被害，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三千侵犯台湾，同年11月中日签订《北京专约》，清廷赔偿银50万两等。由此可见，“台湾为东南各省门户，各国无不垂诞”。1883年底法军为吞并越南，向驻守越南北部边界的中国清军发动进攻，中法战争爆发。其后法舰进逼台湾，东南海疆战云密布，清廷“两宫宵旰扰劳，其时内外臣工，无不以台湾无备为恨”。4 1886年，淮军将领刘铭传临危授命，任台湾巡抚督办防务，遂积极筹划抗法保台之国防事务。

　　从当时政治军事形势而论，法国政府军政外交官员正掀起实施“担保品”政策狂潮，故法军实行“踞地为质”的战略，以达到向清廷勒索赔款的阴谋，而台湾则是其侵略的首选目标之一。先是法国报界公开“劝法廷早据海南、台湾、舟山，为索赔东京军饷抵押”，5 法内阁因实力不足未敢轻率妄动；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向法政府建议：攻打中国北方港口，占据旅顺、威海卫、烟台和庙岛群岛，封锁渤海湾，造成兵临城下之势，这是个最有效的担保。但法政府囿于法军兵力有限，各国列强利益又较集中于北方，故未采纳此策，并将摄取担保品问题限于长江以南。法国政府认为只要清除清朝福建水师的威胁，台湾即无后方依托而孤悬海外，防御力量又弱，只需有限兵力便可占据此地，遂即控制海峡，成为政治谈判一大筹码。1884年7月13日法国海军部部长裴龙致电远东舰队司令孤拔：“遣派你所有可调用的船只到福州和基隆去。我们的用意是要拿住这两个埠口作质，如果我们最后通牒被拒绝的话”。6 8月2日，时法国政府照会清政府的最后通牒照会期限已过，裴龙遂即命令孤拔：“破坏基隆港湾的防御设备并占领市街及被推测为市街附近的煤矿”。7 显而易见，法军军事行动战略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占领台湾一地为质，实现其“担保品”政策。

　　从当时清廷对中法政治军事形势的认识而论，其对法军这一公开的军事战略应是有所准备的。从清廷急调前直隶提督、能征惯战的淮军名将刘铭传赴台任巡抚筹办海防，以及在两江总督曾国荃参与下，刘铭传突破法海军阻拦而“设计渡台”8 等事宜，也可见到清政府为保台之煞费苦心。刘铭传到台伊始，即精心研究法方军事情报，审时度势综合分析后认定法军进攻台湾的重要目标是北部基隆和沪尾(淡水)两个港口，刘铭传认为“台南平阳无险，万难守御。台北失台南亡”；9 而台军布防“南北缓急悬殊，轻重尤须妥置”。10 故随即重新部署调配台湾守军，改变了台湾防务原重南轻北的局面。原台湾守军共40营、约2万人，台湾道刘璈驻扎台南，有31营；台北仅有孙开华3营和曹志忠6营兵力。为此，刘铭传抽取章高元2营兵力开赴台北增防。与此同时，刘铭传将台划分几个防区，调兵遣将分守南北各要地，并招募民团、征集民工，加紧修建基隆、沪尾沿岸炮台和防御工事等。

　　从刘铭传针对法军的军事进攻进行的军事部署而论，清军军事战略也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粉碎法军踞地为质的企图以保卫台湾。即此，一场侵略与反侵略较量在台北基隆、沪尾拉开了战争帷幕。

　　二

　　1884年8月3日法国远东舰队副司令利士比率拉加利桑尼亚号旗舰、费勒斯号巡洋舰、鲁订号炮舰、巴雅号战舰，共各种火炮50余门，士兵近千人，开始进攻基隆。法国舰队凭籍坚船炮利，不久即击毁基隆炮台，清军官兵伤亡60余人。刘铭传根据交战状况即决定“非诱之陆战不足以折彼凶锋”，从而立即“将海滨难守各营，饬移后山，以避敌炮”。11 实际上，这是刘铭传事先既定的军事部署。因为他早预料到法海军新式炮火优势，利于海陆近战，只要脱离舰炮射程，其优势即减弱。故他“出奇计阴毁之”，12 为避敌锋芒，一方面有条不紊地下令杨洪彪将基隆八斗煤厂机器拆除移至后山，用水浸没煤井，并将厂房及15000余吨储煤焚毁，使法海军舰船不能补充能源；一方面对苏得胜、章开元授以“诱之陆战、两面夹攻”之军事策略。结果清军凭借天时地利奋勇拼杀，终使法军大溃，夺获洋枪树十杆、帐房十余架、军旗两面，斩首一级，毙伤法军百余人，残部逃窜回军舰上。事后，法将利士比捶胸顿足的后悔叫道：“水手永不到地上作战”。13

　　法军自基隆初战后，即对台湾北部采取海上封锁，并于8月23日在福州马尾突袭清军福建水师得手，以致台北刘铭传守军面临失去大陆支援的险恶形势。9月15日法国首相茹费理疯狂叫嚣道：“以台湾岛的基隆及淡水两埠口的行政和经营以及海关、矿山等让与我们，以九十九年为期”。14 9月29日孤拔下令利士比率拉加利桑尼亚号等三舰围攻沪尾，自亲率斗拉克号等8艘军舰围攻基隆。10月1日经炮轰后法军600余名登陆基隆，清军退守山地。是夜正在部署次日战斗计划的刘铭传连续收到镇守沪尾将领三封告急函，其中一信曰：“法人十四日十点钟定攻沪尾，攻破沪尾之后，长驱到台北。台北空虚，料难抵御。若台北有失，则全台大不可问。以洋人论，则基隆重而沪尾轻；以中国论则基隆轻而台北重，务请率师救沪尾，以固台北根本”15 刘铭传分析形势后遂留曹忠勇部驻扎狮球岭牵制法军，自率军队连夜增援台北。10月7日孤拔又派5艘军舰增援利士比，8日法军600人编成5个中队登陆进攻沪尾，当法军进入一个被林木覆盖的山谷时，被早已严阵以待、四处埋伏的清军奋勇冲杀得狼狈逃窜。这一仗清军上报战果为：毙敌约300人、斩首25颗，法军败退时溺死约70-80人。清军沪尾之役的胜利，使法军痛苦地表示“对于淡水的企图，永不再试了”。16

　　近年学界对刘铭传抗法保台基隆之战研究颇丰，但有些观点似乎有些不妥。一是用现代战略战术军事思想来拔高刘铭传的军事胜利，如“持久战与速决站的辨证运用”、“战略退却与战略进攻的交替使用”等评价；二是对刘铭传在基隆与沪尾防守保卫战中，停留在“弃基保沪”的认识框架与层面中，纠缠辩论于“舍”、“弃”还是“保”、“援”等史料记载。笔者认为从第一次基隆保卫战前后的中法双方军事政治形势就已经使双方的军事战略目的十分清楚明朗了：法军是要据台湾基隆等地为质，实现其“担保品政策”；清军则是抗法保台坚决粉碎法军“踞地为质”企图阴谋。因此，笔者认为刘铭传在抗法保台中的基隆、沪尾之战的军事战略实施的是牵制战略。

　　首先，刘铭传是著名爱国将领，但他也是一个深受古代军事思想熏陶滋养的著名封建将领，因此其军事指导思想必定渗透着中国传统丰富的军事用兵战略战术。自古以来，将帅用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已是一个根本军事法则。《兵法百言•势》云：“善用兵者度势。------能相地势，能立军势，善之以技，战无不利”。其意为善用兵之将，一定要衡量各种形势。------能选择有利的地形，能造成军队的有利态势，并善于发挥军队的战斗技能，作战就无往而不胜。《百战奇法•致战》曰：“凡致敌来战，则彼势常虚；不能赴战，则我势常实。多方以致敌之来，我据便地而待之，无有不胜。法曰：致人而不致于人”，其意为凡是能调动敌人前来作战，则敌人所处的地位态势就往往虚弱不利；我不被敌人调动而前往应战，则我军所处的地位态势就往往坚强有利。千方百计地调动敌人前来，而我事先占据有利的地形等待着敌人，这样就没有不胜利的，正如兵法所言：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孙子兵法•谋攻》谓用兵之道“可进则进，不可进则退”。其意为用兵既要敢于进击与善于进击，又要勇于退避与善于退避。在《九地》中孙子又云：“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这是孙子指出，面临九种不同地形，应能伸能屈，临机处置，该战则战，该止则止，该谋则谋，该行则行，决不可一味地死拼硬打。中国历史上楚汉成皋之战，三国时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魏晋南北朝的淝水之战等就是典型的利用地形地势、后发制人、以弱胜强的战例。刘铭传是熟读兵书、久经沙场的中兴名将，在如何灵活运筹传统军事战略战术思想应是胸有成竹的。

　　实际上刘铭传对法军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17的牵制战略使法军主力困守基隆一隅，不能有所作为。这连法军将领孤拔等人都已觉察。如他们认为“基隆及其矿山的占领，根据孤拔提督的意见，是既不能作为军事行动的根据，也不能作为认真的保证占领。即使我们占有了淡水以及基隆淡水间的整个地域，我们也只能从这项占领上取得一些和必要费用不成比例的利益。中国会在这带地方和我们不停地作战，至于目前，准备激战的敌人，其主要目的也许不在将我们逐出基隆，而是要迫使我们将海陆军都固定在这地方。因为我们的海陆军在中国其他地方会更加有效地使敌人受到威胁，敌人便竭其所能地将我们牵制在这地方”。18 由于孤拔所率法军主力被牵制在基隆，等于被刘铭传套上了枷锁，以致不能全力支持利士比攻占沪尾，结果使其遭到失败，这使卡诺批评孤拔的军事指挥错误：“孤拔提督未能将闲在基隆的三个步兵大队中的至少一个，拨归他的副手指挥，是件令人遗憾的事。这样的一种增援机会特别使得利士比少将所担负的任务比较容易，不幸的是基隆方面须防范敌人反攻，而孤拔提督便不以为应当将如此有限的兵士放在一些情形不熟和准备不周的阵地上去冒险作战。这是一种错误吧？”19 卡诺这一“事后诸葛亮”式的批评，确也体会到刘铭传牵住了基隆法军的牛鼻子，使其难以动弹。此外，刘铭传对法军的牵制战略与两广总督张之洞不谋而合。据史记载1884年8月14日张之洞致电总理衙门曰：“闻法又图台，此中国之利也。敌注台则闽解，他海口亦舒矣。------拟请速敕刘督办设法诱之、怒之，优旨悬赏，激励军民，力战固守，能使敌牵留于台，即以为功”。20 当然，张之洞的牵制战略是围绕于整个中国海疆局势，刘铭传的牵制战略则是着眼于台湾军事形势，两者异曲同工，但亦“英雄”所见略同。

　　其次，从刘铭传在基隆的筹划防守的部署也可见其牵制战略的深义远见。一是刘铭传基于台湾兵力有限，遂动员民众在全台推行团练之制，设陆团把守内地，设渔团巡卫海上。团练大臣由台湾人林维源担任。为在基隆牵制法军，刘铭传以保家守土为号召，唤起当地人报效国家的爱国热情。台湾武举人王廷理、周玉谦等捐资组织一支300人土勇队伍；彰化人林朝栋毁家纾难、自备枪炮粮饷，组织了一支500人土勇团，皆坚守基隆山后，利用熟悉地形的特点与优势，为牵制打击法军作出重大贡献。二是刘铭传吸取鸦片战争以来清军采取岸防为主、死拼硬打的作战方式，以退为进，扩大防御纵深，改善防御态势，利用基隆附近的暖暖、鸟脚峰、石梯岭以及狮球岭等险要山地布防据守，牵制打击基隆法军，在有利的地形中扬长避短，与法军展开拉锯战，待机破敌。如11月7-9日周玉谦率土勇在暖暖严守山隘，挫败法军，击毙法兵十数人和一名军官；12月11日，法军自深奥坑、月眉山进行钳形攻势，清军曹志忠率部反击，林朝栋率土勇支援，法军死伤颇多而溃败。又如1885年元月10日千余法军分兵四路从狮球岭、鸟脚峰、石梯岭、大小窟方面包抄清军阵地，林朝栋急令团总王廷理等奋勇反击，刘铭传令所部曹志忠率军增援，双方激战一天，法军终于以伤亡百余人的代价而败退。由此可见，土勇团在打击法军的战斗实功不可没！当然为了牵制法军，清军也主动出击战斗，并受到较大损失。如1884年11月2日，曹志忠部夜袭法军九芎坑营垒，被法军发现，伤亡将士40余人后退走；1885年3月4-5日湘军王诗正率军进攻基隆一带法军，被法军征服马达加斯加名将杜塞斯雷率千余兵力突袭月眉山，与清军曹志忠部激战，曹部拼死抵抗终失月眉山阵地。虽然在这场攻守战中，中法军队互有胜败，但是刘铭传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内，以退为进、进退自如；以守为攻、攻守结合，化被动为主动，始终与法军呈胶着相持状态，在基隆后山率清军与土勇成功地牵制打击了法军，在双方拉锯战中最大地消耗了敌军有生力量。这在当时，侵台法军军官也已意识到战略上的失策，法军背上基隆这个沉重包袱，已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并把基隆称为“悲惨堡垒”，认为法军驻守此地“实在可怜到了极点”。21

　　再次，刘铭传欲擒故纵、欲取姑与的牵制战略使法军顾此失彼，不能集中兵力攻占沪尾。先是刘铭传撤离基隆，诱法军大部登岸扎营，达到分其兵势目的，使之进攻沪尾兵力不足，遂有清军沪尾大捷。此后当基隆已成为法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时，清军与土勇在刘铭传率领下，既能进退自如、攻守有序，又能死缠烂打；而基隆法军则不仅再也不敢分兵支援利士比攻占沪尾的部队，并且也丧失了集中优势兵力攻占一地的战略时机。自1884年11月中旬清廷给台湾送来援兵淮勇500人、枪一千支、饷银3万两后，大陆增援不断。1885年3月1日左宗棠所派湘军抵达台北；聂士成率淮勇850人则从后山卑陆登陆，这已证明法军海上封锁已趋失败。正如当时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中国兵丁、军械，皆由小艇运来；所谓贸易，亦由小艇私做”，“孤拔------封口一节，全无成效”。22 当台湾获得大陆生力军支援，更如虎添翼。3月5日后刘铭传在五堵、六堵、草兰尖山顶一带重新部署了阵地，并亲自督率聂士成、苏得胜、刘朝祐所部淮军驻扎六堵间，扼守台北大道，并在基隆河北港孜、火炭坑、马陵坑一带安置两营人马以牵制法军进攻。3月16日，数百名法军企图架桥杀向河南，沿台北大道进军台北府城，但在固若金汤的清军防守阵地前寸步难行。自此后，法军再无力进攻了。这终使法军在台湾踞地为质的战略企图失败，不得不承认“基隆的占领，是一个错误”。23 同年6月，法军撤离基隆，却在此留下“一座巨大悲惨的坟场”，24 内有500多名法军官兵，成为侵台法军可耻失败的历史遗迹。因此，从基沪战役的军事态势而论，刘铭传的牵制战略控制了整个战争局面。

　　三

　　1884年10月1日刘铭传决定从基隆分兵打击沪尾法军的这一军事行动，不仅曾遭时人“不图进取”、“避战自保”的非议，而且被督办福建军务之大学士左宗棠严厉弹劾。当时刘铭传下令从基隆撤军时，连军中诸将也不理解，“诸将以为方战胜而退军非计，有叩马泣谏者，不听。章高元伏地痛哭，阻止退军。公(刘铭传)大怒，拔佩刀砍前案曰：吾计已决，罪谴吾自当之，有违者斩”。25 然此后的军事实践证明了刘铭传的正确战略战术，使诸将不得不佩服。此外一些文献史料记载将刘铭传的牵制战略决策概括为“舍基隆以啖敌师”、“弃基保沪”等等，其中使用“舍”、“弃”以及“保”等义均未正确把握刘铭传牵制战略战术的实质精粹和决策睿智，也未能完整体现其军事上谋略深邃的积极意义以及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地形地势是战略决策的重要因素，狄奥多尔.罗普(Theodore Ropp)有一句名言：“地理是战略的核心”。26刘铭传认为其“动止机宜”之战略战术思想并非“隔海臆度”的朝臣们所能理解的，他之所以要在基隆实施牵制战略与法军展开山地战，是因“我之所恃者山险，敌之所恃者器利。彼来攻我，我得其长；我往攻彼，彼得其长。且敌营据山傍海，兵船聚泊其下，若不能逐其兵船出口，纵穷陆师之力，攻亦徒攻，克犹不克”；故“纵得基隆，终难拒守”，27 基隆之战的关键应是将法军牵制在山地战中给以重创。按照当时中法双方在台湾的军事形势，法国远东舰队只要集中兵力主攻基隆、沪尾任何一地都是可以得逞的；而清军在两地消极防守之结局也只能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法军攻占。历史事实已证明清军唯有实施刘铭传的牵制战略，调动与分散敌人兵力、使其顾此失彼，利用天时地利在山地战中消耗打击法军，使其陷左右为难的困境，这才是最佳、最高明的战略战术抉择。

　　此外，学者黄振南《中法战争诸役考》中对基隆、沪尾之役中法军伤亡人数利用中法历史档案进行了缜密考证，认为刘铭传奏折中对这两次战役法军伤亡人数都夸大了，而清军的损失是法军的几倍云云。笔者认为历史也是一门严谨的学科，史料考据探究历史真相十分必要。然晚清时代中国积贫积弱被动挨打，屡遭世界列强割土赔款，刘铭传能在孤悬海外的台湾，军民团结以劣势武器装备打败优势武器装备的法军，致使法军踞地为质的战略彻底失败，这不仅仍是一种军事伟绩，而且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反对侵略和捍卫祖国统一的决心，并昭示了民族自强的信心，其深远的政治意义更高于军事价值。故刘铭传对抗法保台和经营台湾建设所作的贡献，正如史学家连横《台湾通史》所评价：“溯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

　　注释：

　　1.《谟议略序二》，见《刘壮肃公奏议》第1册。

　　2、12、25、27.《刘壮肃公奏议•卷首》，台湾文献丛刊本。

　　3.历史语言所《明清史料》戊编，中华书局影印本，145页。

　　4.《刘壮肃公奏议》，台湾文献丛刊本249页。

　　5、22.伯琴编《法军侵台档案》第1册，15页、338页。

　　6、7、14、23、24.《中法战争》第7册，225页、237页、260页、297页、599页。

　　8.参见姚永森《刘铭传传》时事出版社1985年，93-97页。

　　9. 《中法战争》第6册，188页。

　　10、11、13、16.《中法战争》第3册，142页、32页、573页、573页。

　　15.《中法战争》第4册，181页。

　　17.《韩非子.说林上》、《战国策.魏策一》、《老子.三十六章》皆有同语。

　　18.卡诺《法军侵台始末》，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

　　19、20. 《中法战争》第5册，501页、501页。

　　21.黎译《法军侵台始末》第6章66页。

　　26.Ken Booth & Rrssel Trood ed., Strategic Cultur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365,N.Y.:St. Martin’s Press, INC, 1999.

　　(作者何平立为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沈瑞英为上海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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