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成

　　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尽管书的价值有大有小，但对一本闪烁着新思想火花的书籍敏感不敏感、重视不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决定一支军队甚至一个国家的命运。

　　1782年出生在英格兰的约翰·克拉克，潜心钻研了17-18世纪的全部重大海战战例，撰写了《论海战战术》一书，对当时英国海军《持久战斗条令》的单纵队战术进行了抨击，首次提出了“海上机动”的新理论。可是，当时英国海军被浓烈的保守思想所笼罩，这一创新性理论非但没有引起重视，反而遭到讥讽。一位海军将领公开说：“当我想到这位作者只不过是一名理论上的海军时，我感到十分遗憾。”可后来发生的多次海战证明，克拉克的主张是正确的，而英国海军也由于始终抱着呆板的战术不放，不久便失去了海上霸主的地位。同样，法国的戴高乐上尉在1934年出版的《职业军队》和《未来的陆军》中虽明确提出精良的装甲部队将是未来战场上决定胜负的主要突击力量，但也未引起法国统帅部的重视，结果让德国捷足先登，成了实践装甲战的先锋。这一幕在我国也曾上演过：1843年魏源创作的《海国图志》在当时的中国无人问津，而在日本却广为流传，并成为促进其明治维新的启蒙书。

　　从以上几本书的“遭遇”我们可以发现：在人类军事变革的长河中，许多国家之所以落后于军事变革的潮流，对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缺乏敏锐性和吸纳性是一个重要原因。而站在军事变革潮头，尽享军事变革成功果实的，大都是敏锐地率先利用新理论，大胆进行军事创新的国家。中国在冷兵器时代的军事变革中曾一直保持领先地位，但在火药化和机械化军事变革中被西方国家远远地甩在后面，最终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其中除了制度等原因外，对新思想、新理论缺乏应有的敏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当今时代，世界范围内的新军事变革正在勃勃兴起。这场军事变革，既是由新技术推动的，也是由新观念引领的。我们要迎接新军事变革的挑战，把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