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扫荡”的名义下，不仅可屠杀战俘和散兵（日军称之为“败残兵”或“便衣 兵”），亦可屠杀平民。

　　 南京沦陷第三日（１２月１５日），松井再发出作战命令∶“两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 军）在各自警备地区内，应扫荡败残兵，收集隐匿之武器与军需器材，扫除战场。”

　　 所谓“扫荡败残兵”，意即屠杀战俘与散兵（见李恩涵∶《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屠杀责任 问题》，载于１９９０年５月《日本侵华研究》第二期）。

　　 松井和各师团长的“不要接受俘虏”，“枪毙俘虏”，甚至“难民”的命令已昭然若 接。

　　 事实上，松井入城后（１７日）山田支队在幕府山所获之１４０００余名俘虏于１９日 上午才动员杀掉。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即进驻南京，一直留到翌年１月。

　　 同时，１２月２１日第十六师团接替第六师团担任南京城防，不但杀人放火、强奸、抢 劫未能如日驻南京副领事田中及梅奇牧师所期望的减少，而且更行加剧，第十六师团成为在 “南京大屠杀”中屠杀我军民最多的部队。

　　 日本上海总领事馆获悉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报告东京外交部。

　　 该部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在其１９３８年１月６日的日记中写着∶“上海来信，它详报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掠夺、强奸，惨不忍睹。

　　 呜呼！这就是皇军？”

　　 “这就是‘圣战’和‘皇军’的真面目！”

　　 （见陈鹏仁译∶《石射猪太郎回忆录》，台北水牛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８７年。

　　 ）石射自那时起便称之谓“南京大屠杀”，并提出于三省（陆、海省及外务省）事务局 长会议，警告陆相和外相予以制止。

　　 “南京大屠杀”当然不可避免地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设立的“大本营”会议上讨 论。

　　 大本营的联席会议，首相、陆相、法相、外相、参谋总长等及各部门次长和局长都出席 的，会议内容由首相亲奏天皇，同时陆相及参谋总长经常不通过首相、直接上奏天皇。

　　 日本重大问题之最后决策均操于天皇之手。

　　 裕仁对进攻南京极为重视，支持军部及内阁之主战派，扩大对华侵略战争，密切注意南 京战事之进展，何况十天前他才派他的叔父朝香宫接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翌年２月２６日，裕仁亲自召见松井石根、朝香宫及柳川平助，对于他们之攻克南京， 予以嘉勉，并各赠一对镶皇家菊花的银瓶为奖。

　　 毋庸置疑的，裕仁对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远超过这三位受奖的现行战犯。

　　 结语～～裕仁天皇是富有现代知识的人，在未继位前，曾漫游欧洲，特别向往英国社会 及皇族，应该了解近代英国标榜的人道主义和国际公法的存在；也无须重温日本为签字国之 一的１８９９年海牙第二公约和１９２９年的日内瓦陆战公约。

　　 裕仁天皇和普通日本人都会明了对放下武器的俘虏和非战斗人员是应该予以保护，绝对 不可杀戮的。

　　 否则，日本政府及军部为什么一直对日本人民隐瞒“南京大屠杀”呢？松井石根在东京 巢鸭监狱受押待刑之际，向花山信胜教授忏悔说∶“南京事件，可耻之极。

　　 ……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以大尉身份参战，别说对中国人，就是对俄国人，日军在俘虏 处置问题以及其他方面都处理得很好，而这次却做不到这一点。

　　 ”松井是陆军大学毕业，在欧洲服务多年，并为日本出席１９３１年世界军缩会议的全 权代表。

　　 松井本以年迈多病已退休息影家园，今应召重上战场为日本侵略效命，但竟忘记了国际 公法与人道主义。

　　 裕仁之下，松井应负“南京大屠杀”最大之责任。

　　 朝香宫鸠彦王与裕仁天皇为年青时代的游玩伙伴，在法国工作数年，能操法语，保持欧 洲生活习惯，但却忘记法国高度的人文主义与尊重国际公法。

　　 身为驻南京之日军最高指挥官，公然坐视日军在南京奸、杀、烧、抢不予制止，理应战 后处以极刑，以其为日本皇室而逍遥法外，实为对公理正义之莫大摧残。

　　 柳川平助亦系日本陆大出身，参加日俄战争。

　　 １９１８年来华任北京陆大教官，两年后被派驻“国际联盟”。

　　 后弃武重文，竟当上了日本司法部长，真是对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违犯国际公法和 日本本国法律的一大讽刺。

　　 因其早逝，未对他追究，否则他难免同其部下谷寿夫遭受同样命运。

　　 谷寿夫为陆大毕业并任陆大教官。

　　 １９２８年他任第三师团参谋长，出兵山东、阻扰我国民革命军北伐。

　　相关专题：历史回顾：南京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