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惊人的莫过于中岛今朝吾以中将师团长之尊，在南京当众以中国俘虏试刀，砍下战俘 两人的头颅，其怂恿部下之任意屠杀我无辜百姓当可想见一斑。

　　 派到中国战场的新兵需再经三个月的训练始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最后一个训练节目 就是以刺刀刺死一活人。

　　 由此可见，“南京大屠杀”不是孤立现象，日军在华暴行，屠杀和奸淫并未因“南京大 屠杀”使举世震惊抗议而终止，或真正收敛。

　　 其次，残暴为日本军事训练之核心。

　　 日军以严格纪律、打骂、生活干扰、个人尊严之摧残，呆板的阶级制度造成无条件的服 从，使下级或士兵接受任何命令，不仅来自上级或直接发号施令者，更认为所有命令皆来自 大帝国的最高峰，最高统帅天皇本人。

　　 日本之残酷和轻生与其地理环境、文化、及封建制度也是不可分的。

　　 “大和魂”（日本民族精神）的思想灌输了每个士兵，培养其使命感及为“大和民族” 的自负感。

　　 中国受帝国主义数十年之凌辱，尤其是甲午战争，使日本人对中国人普遍轻视。

　　 ３０年代，日本以纳粹希特勒为师，增强大和民族的优越感。

　　 在“南京大屠杀”中，很多日军官兵称中国人为“清国奴”，任意杀戮。

　　 正如宫崎县的一位士兵记录所说∶“杀一个支那人，在我们就如杀一只猫或狗一样”； 梅奇牧师所说∶“日军像猎取兔子一样在街上射杀中国平民”；郭岐营长所说∶“敌人视我 同胞之生命简直不如一虫蚁了！”

　　 复次，掠夺与征收也与“南京大屠杀”有关。

　　 日本对华的七十年侵略就是抢掠。

　　 在战时国家有计划的侵略掠夺与个人犯罪的抢劫就混而为一了。

　　 日军２０万自上海和杭州湾向南京进攻，交通破坏，部队分散，粮食无法补给，乃实行 “就地征收”。

　　 如日军一排长曾根一夫所述，他们的部队自距上海三十公里的太仓开始即“就地征收” 维持生命。

　　 征收成为各部队的主要活动，经常进行，迅即演变成为抢劫、强奸、焚烧及屠杀。

　　 曾根并说∶那时已有一部分部队采取“三光作战”，“即对敌人不分军民全部的杀光， 将财物资源全部抢光，将人民居住的市街、村庄全部烧光。”

　　 最后，“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责任问题，马吉与田伯烈在东京审判作证时，都认定大屠 杀系在南京战地指挥官与东京统师帅部完全知悉与同意下进行的。

　　 贝德士在作证时更说∶“在这秩序混乱的七个星期中，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惩 办这些士兵犯罪行为的情况，更谈不上有人受到处分了。”

　　 按着上述东京审判所获的日军命令所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 概全部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则２０万进入南京的日本官兵从上到下几乎全是犯 人，应对“南京大屠杀”负责。

　　 但是，日军是层层节制，阶级服从，迄止日本战败，维持不变。

　　 中外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命令来源多追溯至１９３２年上海事变祸首之一，后任 日本陆军部军务局长田中隆吉少将，在其１９４８年东京新风社出版之《被割断的历史∶战 败秘话》中所作的回忆。

　　 于１９３８年４月曾在朝香宫指挥下的“上海派遣军”任情报主任参谋的长勇中佐（后 调任第七十四联队长晋升大佐），对田中夸口说，是他擅用军司令官的名义下令屠杀俘虏∶ “由于在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推进神速，大约有三十万中国兵被切断了退路，他们丢下武 器，向我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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