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后，非致命性武器的发展加快了。特别是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公开、扩大布署这种武器，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据报导，去年初已证实美军在伊拉克配备了312支“泰瑟”M26非致命性武器，今年9月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将要在伊拉克布署一种名为“警长”系统的最新型非致命性微波武器。“警长”系统安装在“斯特瑞克”装甲车或其他军用平台上，使用毫米波电磁能量来对付1公里以内的目标。这种“微波炮”的作用原理和普通微波炉相似，只是波束较窄，沿一定方向发射，并且作用距离要远得多，通 过使皮肤细胞中及细胞壁间的水分变热、使人感到类似烫伤一样难以忍受的疼痛而达到战斗目的。

　　与此同时，美国空军和海军也在积极试验把各种非致命性武器作为标准武器装备到飞机(包括无人机)、舰艇等作战平台上，从而使非致命性武器有了在陆、海、空、天战场全方位、普遍化布署的态势，而且打击对象也从主要针对物质装备(如卫星、导弹、电子设备等)延展到针对人体。现在，美军的基于毫米波电磁能量的“微波炮”、基于脉冲激光束的“脉冲能量弹药”、基于声音定向技术能使一定距离内的人暂时丧失听力的“远程声音装置(超声炮)”、基于生化技术的使人行为失常武器(如“性感炸弹”——一种特殊的催情药，使敌方士兵不由自主地变成狂热的同性恋者而失去战斗力)、以常规炸药爆炸后产生的高能量大范围摧毁电子设备的电磁脉冲炸弹，等等，都已全面发展到了实战化阶段。

　　除美军的“主动压制系统ADS”(也有译成“主动拒止系统”，但这种“硬译”令人费解)等装备之外，不少国家也在积极研制非致命性武器。例如，德国有关公司正在研究用于对付武装直升机、装甲车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之类威胁源的面防御中等能量激光和高功率微波武器。与100千瓦级、还处于研制阶段的高能激光武器不同，这种工作在10～20千瓦左右的中等功率激光器，能够把现有激光器模块组合在一起而形成有杀伤力的集束。该公司正在把机枪、导弹、中等功率激光器同高功率微波、目标截获与跟踪传感器等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装在数辆车上的联网机动防空系统，以激光致盲目标，以微波烧毁目标的电子设备，从而取代以往单纯以硬杀伤击毁目标的作战方式。这种把现代非致命性武器集成在最广泛使用的野战工具上的趋势，标志着它对战场建设、作战样式和战争结果的意义发生了某种质变。

　　显然，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如果仅仅从警务行动、反恐或小规模的特种作战的角度加以思考是不够的，同时也不应抽象地从现代文明发展、从试图把对人员的杀伤率和对财产和环境的破坏降至最低程度的角度加以解释。应当注意到，虽然从广义上说，凡是能使对象暂时失去作战能力(如暂时致盲、致聋、昏迷等等)但又不会对人体造成不可逆伤害的物质手段，都可归于非致命性武器的范畴，但是从战略角度、军事意义探讨这一问题，有必要把它限定在战争以及广泛、普遍采用的战争手段的定义域之内，而且是特指对人体的攻击(当然包括处在装甲、掩体等防护手段和承载物中的人体)。现在存在的概念模糊之处，一是把警务行动、反恐或小规模的特种作战的非致命性武器运用，与目前的非致命性武器全面实战化问题相混淆，例如过多地列举用于捕伏、非战斗人群驱离、罪犯识别与隔离等方面的非致命性手段；二是把用于对物质系统的非核、非常规攻击手段(如对卫星、导弹、电子设备、军事设施、民用基础设施等的定向能攻击)，与用于对人体的非致命性攻击手段相混淆。物质系统本来就没有生命属性，也就谈不上非致命性的问题。至于通过对物质系统的攻击导致了对人力资源的压制，那是另一个层次和序列的关联问题，因为这些物质系统都是和人密不可分的。何况，运用非直接杀伤性手段破坏敌方的作战能力和战争潜力，与对人体进行非直接杀伤相比并不是什么新事物，例如印度洋海啸就引出了人们对苏联曾设想用人工海啸攻击美国西海岸的说法，而印度媒体干脆就怀疑印度洋海啸是“人为造成的”；三是把对付敌方攻击的各种物质干扰、阻滞手段都涵盖到非致命性武器的范畴中来，如机动车、摩托艇拦截网，使人无法行走、飞机无法起降的致滑液体等等。其实这些手段与战争实践中早已使用的埋竹尖桩、在进攻路线上撒黄豆、在铁丝网上挂罐头盒等等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多了一层高科技色彩而已。总之，如果这样不加舍象地讨论问题，就反而使问题泛化和“飘起来”了，影响到把握现代非致命性武器发展的战略实质和军事意义。

　　如果在战争以及广泛、普遍采用的战争手段的意义上观察非致命性武器的发展，我们就可看到它对未来战争形态和国际安全形势的战略性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现象上它可能使对人员的杀伤率和地财产和环境的破坏降至最低程度，用美国国防部的话说是“将改变未来战争的血腥本质”，但实际上却大大增加了战争的对抗性和烈度。非致命性武器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中等发达国家完全有能力掌握。如果它在战争中的广泛、普遍使用，将使交战各方更大规模、更多战线、更多作战方向地运用兵力，很容易引起战争升级，而战争又是不可能停留在只使用非致命性武器限度内的。

　　第二，非致命性武器的普及会使战争更加“容易”——不需要那么大量地生产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不需要进行那么大规模的军事运输，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前沿军事行动，只需使用一些既设“基站”或机动平台，按照划定的作战区域，远距离地拨拨开关、转动旋钮调制能量大小和覆盖范围，就已经在进行高强度作战了。这种使战争“简便易行”的趋势，也会大大增加发生战争的危险和战争的频度。

　　第三，非致命性武器的真正军事含义，实际上是在原子武器、生化武器和常规武器之间，又发展出了一种可以实现高强度对抗的高效能武器。由于它的广泛、普遍使用将带来作战样式的改变和战场建设的革命，因而难免会引起新的军备竞赛，有可能导致军备失控、国际安全形势危殆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这比核对峙和发展生化武器还要危险，因为由于“核冬天”理论人们普遍认为核武器是不能轻易使用的，生化武器多少也有国际法的制约，而非致命性武器具有表面上的“人道性”和“低冲突性”，人们对它的巨大危险前景也认识得不充分。

　　第四，万一非致命性武器落到恐怖分子手中，会使国际恐怖活动“如虎添翼”，从而给世界安全带来新的麻烦。美国一些专家就担心，一旦这些武器落入恐怖分子，就会成为他们大量捕获和虐待人质的新工具。而如果这些武器足够先进的话，解救人质也将成为一种几乎难以成功的行动。

　　理性地认识非致命性武器的危险性，并不能就此改变国际上热衷于发展它的现实，正像人们都反对战争，但战争的阴影并不会就此散去一样。现实地看，非致命性武器的兴起有其一定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主要不是由人道主义精神、作战对象和作战性质的某种改变所引发的，因为事实上非致命性武器并非不可致命，并且只要需要就可以使它致命——它本身是可塑、可调制的。造成非致命性武器普及化趋势的基本动因，说到底还是对武器的效能的追求，而科学技术从“刚性技术革命”时代(以机械能、电能、原子能的利用为代表)发展到“柔性技术革命”时代(以信息技术、多门类技术大规模精密集成、宏观巨系统控制为代表)，使这种追求得以变为现实。例如，以前的军用微波发生器尺寸巨大，比较笨重，使用起来非常困难，而新材料、新技术的出现使尺寸和重量都大幅减小的超导体发生器成为现实。又如，新材料、新技术使脉冲激光的数量级大大提高，有效杀伤距离可以超过一公里，这就满足了实战的基本需求。

　　武器的效能包含多种相互联系的因素，如杀伤性、经济性、易生产、易布署、易操作、战场生存能力等等。打个比方说，“二战”时德军的“古斯塔夫”超级大炮是当时杀伤力最大的地面武器，其直径近1米的炮膛可同时将两发10吨以上的炮弹发射到数十公里以外。但是从作战效能角度看它又是最低的，因为它重达1344吨，有4层楼高，需要500多人操作才能使用，也难免成为敌方空军轰炸的目标。事实上它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最后成了美军的战利品。与这类传统的笨重武器相比，现代非致命性武器在作战效能上的根本优势在于：以往作为主要作战手段的动能硬杀伤武器，是以某种化学能(如TNT炸药、氢燃料等)转化为动能、推动钢铁等刚性物质杀伤敌人，即化学能量释放加物理硬杀伤。但是任何产生动能的过程必然要在生产、运输、使用上消耗许多物质和能量，并且由于点杀伤(即使饱和轰炸也不过是点杀伤的迭加)的性质必然又要浪费许多物质和能量。而现代非致命性武器在使用时不需要进行动能转化，往往是声波、光波、电磁波效应的直接应用；“成熟的非致命新武器可以脱离笨重的外形和简单的打击目标的功能，具有光一样快的速度、永不枯竭的弹药和精确的攻击效果”(美国军事专家语)。

　　显然，正是由于现代非致命性武器在杀伤性、经济性、易生产、易布署、易操作、战场生存能力等因素构成的作战效能上的突出优势，使它一跃成为当前武器研发和布署的热点。这就是问题的实质。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有战争和战争的可能性存在，非致命性武器发展成通用作战手段的趋势就还将继续下去，除非有专门的、清楚明确的国际公约对它进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