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美国的军事实力独步天下，但“军事实力”与“军事能力”是两个概念，“零伤亡效应”下的美国军事干预“能力”相对于其“实力”而言，要大打折扣。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实施了一系列军事举措：调整全球范围内的军事部署，使之向亚太地区倾斜；在太平洋海域举行规模空前的“夏季脉动-2004”军事演习；增强太平洋舰队军力配置，组建快速反应部队等等。与这些军事举措相配合，2005年2月，美国又与日本 一道发布联合宣言，明确将台海问题列入两国“共同战略目标”。在此情况下，全面、准确地把握美国干预台海的军事能力，对于我们确定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与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软肋：人员的伤亡

　　在考察美国干预台海的军事能力之前，我们有必要区别一下“军事实力”与“军事能力”两个概念。前者是指由武器装备、指挥技术、人员士气以及经济后盾等要素组合在一起形成的军事力量，后者则指实现战略目标的实际能力。二者具有一定的同一性，但又不能完全等同：“实力”是就军事力量本身而言的，“能力”则要考虑军事实力背后的制约或激励因素。

　　众所周知，人员伤亡是战争的必需代价。因此，考察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除了武器装备、指挥技术、人员士气以及经济后盾等实力因素外，国家对人员伤亡的承受能力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而这对于惯于发动干预战争的美国来说，恰恰是最为缺乏的。

　　欧洲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了人本主义传统，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高扬人的尊严与生命的价值。这一点在当代美国社会表现得极为典型。比如，在司法领域，对人身伤害的赔偿动辄就是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美元。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人员伤亡理所当然成了战时美国民众关注的焦点。如果是自卫战争，即便人员伤亡大幅增加也不会改变民众的支持态度。但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所进行的无一例外都是干预战争，其于国家利益的必要性以及道义上的正义性，在美国国内一直就存在着争议，相当一部分民众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在此情况下，人员伤亡的大量增加，必定会扩大反战阵营的规模，导致反战浪潮的集中爆发。

　　因此政府有关战争的决策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受制于舆论的。上世纪70年代，最终导致美国政府以“不体面”方式从越南撤军的正是风起云涌的反战浪潮，而反战浪潮形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公众无法承受居高不下的伤亡数字。

　　当然，这里的“人员伤亡”是指突破一定的规模而言的。只要伤亡不突破一定的规模(这个规模取决于战争的“必要性”与“正义性”——当然这都是以美国人的标准衡量的)，公众还是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的。

　　“零伤亡”时代的到来

　　1991年1月爆发的海湾战争，对于美军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是美军经历了自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败之后，在国际军事舞台上的首次整体亮相。美军乍一出手，就让世人为之一震。许多人在观看战争录像后甚至发出了这样的惊叹：原来仗还可以这样打！电闪雷鸣之中，全然不见人的踪影，几乎是在“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也正是从这时起，人们开始用“零伤亡”来形容美国的军事实力。

　　“零伤亡”的到来，使得传统上制约美国对外干预战争的首要因素暂时退到了幕后，也使美国有恃无恐地踏上了战争不归路。1999年3月，美国首开冷战后无联合国授权情况下对一个主权国家动武的先例——科索沃战争，在没有一兵一卒损失的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仅仅通过战略轰炸和远程打击，就使南联盟在苦撑了78天之后无可奈何地宣布投降。

　　2001年10月，美国又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尽管战前许多专家预计，美军极有可能重蹈当年苏军的覆辙，但其超强实力又一次给世界以震惊。

　　在歼灭了塔利班的主要武装力量、阿富汗的局势趋于稳定之后，2003年3月，美国又将打击目标锁定在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上。与海湾战争不同，此次矛头直指萨达姆本人及其政权。在此情况下，萨达姆战亦亡，不战亦亡，因而没有选择，只有背水一战。与塔利班散兵游勇式的武装不同，伊拉克至少拥有一支现代意义上的正规军，人员亦达数十万之众。有鉴于此，战前专家普遍预计美军要想实现战略目标，不付出一定的伤亡代价是不可能的。然而，直至2003年5月1日布什宣布主要战事结束时，美军牺牲人员也仅在百余人左右。考虑到此次战争的特殊性及困难程度，可以说，这个伤亡规模仍可算在“零伤亡”之列。

　　“零伤亡效应”：美军头上的紧箍咒

　　事实上，“零伤亡”的到来，不仅没有提高美国的军事干预能力，反而对其形成了制约作用。这是“零伤亡效应”的必然结果。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零伤亡”的一次取得即成为公众的永远要求。不惟如此，公众的期望值还在不断的提高中。在此情况下，战时的美军就好比进入了一个个的同心圆，圆心就是真正的“零伤亡”，现在只能从外圈往里圈走，绝不能走回头路。而困难在于，每一次的进步又意味着下一次门槛的提高。在此情况下，美军制定作战方案时，任何可能导致伤亡增加的做法——不管从军事的角度来说是多么值得，都不在其考虑之列。因此，非军事因素已经在美军的战场决策中扮演了主导角色。

　　事实上，海湾战争后“零伤亡效应”已经凸显。1993年，美军介入索马里国内冲突。仅仅阵亡了18名突击队员，美国舆论就一片哗然，迫使美军不得不放弃原定计划，灰溜溜地撤回来。科索沃战争中，当三名美军士兵被南联盟俘获后，国内反战舆论顿时高涨。美国政府不得不将注意力从战场转移到解救三名被俘人质的外交斡旋中，直至其被全部释放。阿富汗战争中，美军更是缩手缩脚，不敢越雷池半步。最常用的办法就是空投几名突击队员，实施偷袭。一见形势不妙，马上搭上待命的直升机逃之夭夭。而伊拉克战争初期，美军之所以粘滞于几个中小规模城市的战斗中，仍然是因为顾忌人员伤亡。

　　可见，虽然美国在军事实力上是世界头号强国，但士兵的“娇气”大大抵消了它在军事上的优势，其军事干预能力并不像实力那样强。

　　事实上，伊拉克战后的形势发展表明，散兵游勇式的抵抗都足以打破美军的“零伤亡”神话。美军仅仅在布什宣布战争结束后牺牲的人数就已超出1300人，大大超出了“零伤亡”的范围。美国公众之所以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反战示威，并不是“零伤亡效应”失去了效力，而是美国政府的宣传造势使得大部分美国人相信伊拉克战争的“自卫”性质。布什曾说：“如果他们(美军)不在伊拉克作战，就将在自己的国家作战。”这种说法就是典型的“自卫战”说辞。伊拉克战争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而对于大多数干预战争来说，美国政府并不具有这样自圆其说的能力。

　　台海冲突：美国承受不起伤亡代价

　　就未来可能的台海冲突而言，虽然美国的军事实力独步天下，但如上所说，“军事实力”与“军事能力”是两个概念，“零伤亡效应”下的美国军事干预“能力”相对于其“实力”而言，要大打折扣。在实力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胜利诚可贵，生命价更高”的价值观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相比，二者产生的军事能力是有很大悬殊的。

　　考虑到美国政府至少表面上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因此干预台海战争在法理与道义上的“正义性”，恐怕连山姆大叔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虽然它可以拿出《与台湾关系法》作挡箭牌，但以国内法对抗国际法，这在法理上根本说不通，且该法也没有明确规定美国有“协防”台湾的义务。与此同时，中国一再强调和平发展的战略，在国际事务中非常注重保持温和、理性、宽容的姿态，在反恐及防核扩散等问题上与美国展开积极合作，再加上中美两国经济上的互补与互利，在此情况下，卷入台海战争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必要性”显然更成问题。在一场“正义性”与“必要性”同时缺失的战争中，公众对美军伤亡的承受能力还能有多少？另外，中国的军事实力与经济后盾显然都是美国最近的几个战争对手无法同日而语的，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除非只是蜻蜓点水在外面兜圈子，否则美国的“零伤亡”神话绝对无法继续。考虑到伊拉克的散兵游勇都足以打破美国的“零伤亡”神话，迫使美国提前将权力移交给伊临时政府，而面对既有先进武器又有强大经济后盾，且上下同仇敌忾、誓与祖国统一共存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美国的“零伤亡”神话如何还能继续？在此情况下，美国的台海政策又能“挺”多久、干预台海冲突的军事能力还能剩下多少？答案应当不难得出。(作者：余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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