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清仁

　　科学技术进步始终是引发军事理论变革的先导性因素。在当今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科学技术在军事理论创新领域的影响进一步增强，对军事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更为明显，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军事强国在军事理论创新方面往往能先走一步并占据有利位置。

　　科学技术进步始终是引发军事理论变革的先导性因素

　　马克思主义认为，军事理论来源于军事实践，并随着军事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而军事实践的运动与发展，历来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

　　恩格斯早就断言：“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首先会导致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进而带动体制编制的改革以及军队人员素质的提高，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新的战略战术的产生。随着军事诸要素的改变，军事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也就不可避免。纵观军事理论发展史，这已被证明是军事理论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如20世纪初，伴随着飞机、坦克、航空母舰等一大批新式武器装备的出现，相继出现了“机械化战争论”、“空中战争论”、“总体战”等理论；核武器的出现，又导致了核战争理论和核威慑理论的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一大批精确制导武器等高技术兵器的出现，高技术战争理论应运而生。军事理论发展的上述轨迹一再表明，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引起的武器装备改进，始终是引发军事理论发展创新的先导性因素。

　　信息技术革命对军事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更为显著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一场以信息技术崛起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在全球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在人类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催动下，科学技术与军事理论创新的关系亦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其先导作用更为显著。

　　据统计，人类所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在19世纪是每50年总量增加一倍，20世纪中叶是每10年增加1倍，而现在则是每3年增加一倍。预计在今后30~50年内，高新技术还将加速发展。而军事领域历来是社会各个领域中对科学技术最为敏感的领域，也是吸纳先进科学技术最多的领域。因而，当现代科学技术出现“爆炸”式发展时，当今军事领域对科学技术的吸纳、运用远非以前可比。大量高新技术在军事上的广泛运用，成为军事理论创新的强大动力，既孕育着新的军事理论，也使军事理论创新的周期变短，更新换代的速度加快。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比如，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使拥有先进科技的国家，可以在作战实验室里借助于“虚拟现实”技术对作战进程、结局进行推演，对影响战争的各种因素进行定性、定量的综合分析，借以检验新装备、新编制、新战法在军事上的运用可能带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军事理论，从而大大缩短了军事理论创新的周期，减少了军事理论创新的环节。

　　当然，军事理论创新的上述特点并未否认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只不过实践的方式与以前相比有了变化，并且这种在试验室产生的军事理论最终还需要在活生生的军事实践中进行检验并加以完善。

　　信息技术发达国家在军事理论创新方面拥有更多优势

　　在科技发展较缓慢的时代，掌握相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不等于就一定会掌握先进的军事理论。如20世纪初美国人发明了飞机，而提出制空权理论的却是意大利人杜黑；英国人发明了坦克，而将坦克集群用于闪击战的却是德国人。但是，在信息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今天，一方面，科学技术对军事理论创新的作用日益直接、突出。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差距不断拉大甚至出现了“代差”。在这种情况下，当今军事理论的创新和突破更有可能首先发生于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国家。如近10年来出现的一些新的军事理论及战法，像“一体化联合作战理论”，“数字化部队”，“精确打击”，“非对称作战”等，大都是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最先提出并运用于战争实践的。这样，就很容易使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军事理论拉开差距。军事理论是军事实践的先导，军事理论的落后就意味着在战争中被动挨打。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结局就是最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