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的1971年2月10日，拉里·布罗斯，亨利·休特，肯特·波特和日本人岛本在吃完早饭后，登上了一架南越军队的休伊式直升机前往著名的胡志明小道采访。然而，这四个人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他们的出发地。因此而引发的故事直到三十多年后才算勉强画上了句号。

　　凡是现再还活着的人都还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湿漉漉的早上，空气中弥漫着浓重 的雾气，隐约可见的太阳吊在空中显得有些发白。既便如此也比头几天的天气强多了。没有特别的迹象预示着要出什么意外，反正战事已不如头两年那样激烈了。说句心里话，作为出生入死的战地摄影记者，能好胳臂好腿的活到今天就算走大运了。这四个人为了此次采访，已提前一天从西贡赶来在事先为他们准备的掩体里忍了一晚。临近前线的滋味确实不好受。整晚上都是军用卡车和装甲车的轰鸣声。再就是到处是土，赶上下雨则满处是泥。

　　美军战地摄影报道小组的头儿克里斯多芬·杰森后来回忆道：那天早上先是每人吃了一顿C级的军用早餐，还记得当时摄影师休特手里拿着一个橄榄绿色的罐头看了看上面的字说，“看来今天我要走运”。大约十点钟的样子，四架南越空军的休伊式直升机发动起来，说话就要出发了，四个记者也穿戴齐全，看上去他们的打扮有些不伦不类，给人的感觉有点儿像旅行者，身上没有带任何武器，为的是如果落在越共手里好说自己属于非战斗人员。作为老练的摄影记者，他们每个人都带了不只一部相机，这是惯例。还有就是每个人都留下了自己所带相机的机身号，谁都知道这是为“万一”而做的准备，但愿那个“万一”永远别来。在远处炮弹的爆炸声中，他们的直升机起飞了，目的地是位于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一切都和以前一样，有谁能料到这是一次有去无回的死亡之旅呢？

　　为了配合这次采访，南越方面特地派了个熟悉地型的军官为他们带路。这次摄影报道活动是前线新闻界期盼已久的一次行动，总的来说准备相当充分，这一点从四个摄影师的身份上就不难猜到。他们四个可以说是当时在南越最拔尖的战地新闻摄影师，牵头的是《生活》画报的拉里·布罗斯，凭着那张“惊恐的机枪手”的力作，他的大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另外还有美联社的休特，合众国际社的波特，及为美国《新闻周刊》拍照的日本人岛本。这四个人被认为是当时西贡城里最敢玩命的“平民”，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口气就不会忘记按照相机的快门。但问题是，在这次倒霉的采访中他们四个很可能同时死于机关枪的扫射之中，其火力的猛烈与突然使他们根本无法做出任何有效的反应。用专业术语说“他们全部在第一时间内死亡”。众所周知，休伊式直升机的腹部装甲很薄，在低空飞行时极易被地面的大口径机枪或小口径高炮射穿，有相当一部份乘员瞬间就被打死在自己的座位上。由于飞行员的座位底下加装了一层陶瓷装甲板，所以他们的境遇要比普通乘员强一些。

　　在众多同行中间，拉里·布罗斯有着众望所归的气质，他有着一张看上去坚定而自信的面孔，鼻梁上总是带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有些花白的头发特显中年男人的魅力。出于职业的习惯，一架徕卡M-3型相机总是挂在他的脖子上，并且从不盖镜头盖，光圈和速度也调校到最常用的档位上，只要有事举起就拍，通常都不会误事。时年四十四岁的布罗斯靠玩命吃饭，他常年在血雨腥风中穿梭并得以偷生，而这回，他的好运算是走到头了。这次到胡志明小道采访是他千方百计争取来的一个机会，为此他刚从印度的加尔各答赶回西贡仅四天。毫无疑问，布罗斯是这个四人摄影小分队的“首席”人物。原本南越方面是想让这一伙人乘装甲车到越老边境去采访，由于前不久遭到美军飞机集束炸弹的误炸，差点车毁人亡，所以这次决定改乘直升机前往。

　　跟布罗斯比起来，亨利·休特显得要文雅一些，他出生在越南，其父亲是法国人，而母亲则是越南人。他五岁的时候被父亲带到法国并在那里接受教育，后来爱上了摄影，直至成为了美联社的一名摄影记者。他心中的偶像是他的同事艾迪·亚当斯——一位非常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他只比布罗斯小一岁，胆子却一样大；他俩人的命就像用马尾丝系在摩天大楼上那样，随时都有可能断掉。休特一向埋头苦干，对自己的私人生活很少提及。他很善于用他的照相机来表现因战争给越南人带来的罹患，而把自己的痛苦深深的隐藏在内心的海洋之中。他是死去的四人当中唯一的一个几乎没有什么亲属的人。

　　来自美国费城的肯特·波特是四人当中唯一出生在美国的人。一九六八年，年仅二十岁的波特就来到战火纷飞的越南，他是不顾家人的反对自己决定来这里见识见识的。他本来的身份是一名海军陆战队预备役士兵，恰好此时有一名合众国际社记者阵亡，由于波特在国内一直干的就是摄影这一行，就让他顶上了。刚一来他就赶上了一次大报道，那次他足拍一气，跟他一起的当时死了五个，属他命大。这一下这小子算是捞到本钱了，逢人就吹，把老对手美联社的记者贬得一钱不值。小伙子年轻气盛在所难免。但一个人遇事不知深浅最终将给他带来厄运。波特说他最喜欢的就是越共人脚一双的生胶凉鞋，穿着它有些像古罗马军团的战士。他自己就总穿着一双这样的“战利品”到处溜达。

　　细长个儿肤色偏深的波特长得有点像电影明星，跟刚才提到的休特一样，来越南没多久上司就要把他们调离战地摄影的岗位，俩人都是拒不执行，非要留下不可，最后终于赖了下来。波特的长驻地点是泰国的曼谷，这次也是特地赶来的。

　　他们当中的唯一的日本人岛本，一九三七年出生在日本统治下的汉城，在东京长大。他在大学里学的专业是俄国文学，后来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摄影。毕业后，几经周折才在《新闻周刊》旗下当上了一名摄影师。客观地来讲，这位在动荡中成长的亚洲人内心里是厌恶战争的。在他看来，无论是什么样的战争，倒霉的总是老百姓。

　　同乘这架直升机前往胡志明小道采访的还有另外几个人。所有这些人都为这次不寻常的采访感到激动万分，因为这条几乎无路可走的小道对于这场战争来讲实在是太富有传奇性了。为了封杀这条连接南北越的小道，美国把能用的招儿全用上了也无济于事，许多作战物资楞是用自行车驮过来的，对于北越的战斗人员来讲它更是畅通无阻。这回，大家都憋足了劲要到那里狂拍一气，把这条小道的神秘面目公诸于世。

　　由三架直升机组成的小分队径直朝北飞去，另一架载着一位南越将军的直升机紧随其后。刚飞了没多久，他们的行踪就被在附近巡逻的美军武装直升机发觉，驾驶员纽曼少校立即向这几架不知好歹的直升机提出警告，因为就在一小时前，他的飞机还遭到了地面火力的射击。他必需把这一情况尽快通知友军。纽曼少校用无线电呼叫道“这里是秃鹰六号，朝北飞的直升机请注意，在你们的右前方有的高射炮阵地，随时有可能向你们开火，请你们立即改变航向”。可惜的是没有得到半点回应。过了不到十分钟的工夫，处于盘旋状态的纽曼眼瞧着从地面的密林中窜起一股股橘黄色的火光，很快就击中了头一架直升机，把它打成了碎片。紧接着，第二和第三架直升机也被击中，它们都是在空中就解体了，根本无法迫降。远处的纽曼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有如看了一场免费的惊险大片”。过程就是这样简单，用三十七毫米的高炮打低空飞行的轻型直升机简直是太富余了。其实即便是大型的直升机又怎么样？同样还是无法抵御来自地面的火力，除非你事先将其消灭。最近的阿富汗战争和美军在伊拉克的作战实践表明，这一真理依然有效。

　　对于那些死去的人来讲，事情到此就算是结束。但对于那些仍然活着的人来讲，事情还远没有这么简单。有关这件事的文件直到三十年后才被正式放进档案室。而且还没有真正算完。

　　人世间无论多残酷的战争也总有打完的那一天。当和平又回来的时候，活着的人们又想起了那些死在异乡陌土上的英年早逝者，尤其是他们的亲属，总想讨个说法；既然连个尸首都没见着，说不定他们还活在世上呢？因为有人说，在越南和老挝的深山里仍有一些西方人还被关押着，当地人为了谋求高昂的赎金，至今也没有把他们交还给西方国家。尽管这类说法多是些没有什么根据的杜撰和一些未经证明的小道消息，但在失踪人员家属的心目中可是一线希望，这种心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雇用那些摄影师们的新闻媒体，自从他们遇难以后就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打听他们的下落，却始终得不到音信。特不够意思的是美国军方，在他们眼中，这些人属于不在册的“平民”，军方没有义务去花大价钱来寻找这些人的下落。再加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确切的指出他们当年遇难的地点，所以事情一直就搁下来了。

　　直到一九九五年七月的一天，美联社意外地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是一个退役的前空军侦察照片分析员，他曾在夏威夷的美军战斗人员遗体鉴别中心工作过一段时间。他自称也是一位布罗斯等人下落的关心者。他说从步骤上来讲，要想找到他们的下落，先搞清出事地点是第一步，然后再谈别的。而要搞清出事地点，就先要设法找到对此事多少有些了解的人。说到这儿，美联社很自然的就想起了它当时派驻西贡的一名叫阿内特的文字记者(阿内特在后来的海湾战争中也大出风头)，他是一九七二年随美军从南越撤退的最后一名美联社记者，他当时随身带走了美联社十几年来的所有采访资料，里面很可能有有关那次事件的记载。以现代化的手段找阿内特绝对不是一件难事，阿内特说，那些老掉牙的文件仍完好无损的存放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地下室里。他真不愧是干记者的出身，他很快从那些文件里发现了有关那次事件的记载，并把它们传到了美联社总部。文件的内容包括目击者纽曼少校的口述记录，和一些间接当事人的旁证材料，居然还有几张航拍的照片。它们是在出事的第二天由一位美联社记者在休伊直升机的掩护下从两百米左右的高空拍摄的，没想到这些在铁箱中沉睡了二十多年的老照片还真要派上用场了。

　　一九九六年的四月，美联社的人拿着这些航拍照片跟空军方面提供的当年由SR-71高空侦察机拍摄的照片做了一番对比，最终确定了当年直升机被击落的地点位于：第九号公路西侧五英里越南境内的一个小山丘旁边的一个土沟。之后不久，一伙热衷于寻找遇难同事的人又从阿内特的文件中获得了另一个线索，即：在此地曾出土过一些美军的遗物，其中包括，直升机残骸，钢盔，军装及一截三十五毫米胶片。这最后一条无疑是很重要的信号，看来，采取行动的时间终于来了。

　　经过无数次的公文旅行和没完没了的商量，一支由数人组成的挖掘小队，终于在一九九八年的三月来到了美国人久违的越南。在他们当中有曾在那里工作过的摄影师和打过仗的军人，可这一次他们不是乘军用直升机而来，而是一种法国生产的小型民用直升机，以非常和平的方式来到那昔日充满火药味的战场，人们再也不用担心从暗处射出的三十七毫米高炮炮弹了。不过问题还是不少，事先曾反复确定的位置到实地却怎么也对不上。要知道，航拍照片上差一点就意味着到地面上“失之千里”，将要浪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小直升机一通转，美联社的老记者霍斯特·法斯用三百毫米的长焦镜头一通猛拍，照片冲出来之后再和以前的照片一张一张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挖掘地点确定了下来。

　　来自美国的专家和雇来的老挝民工配合得不错，帮助寻找美军遗骸是当地老百姓的一项重要副业，这活并不简单，当地人干这行很有一套，连美国人都不得不佩服。此外，安全问题也不可小瞧，挖掘地点经常会出现没有爆炸的各种弹药，让人心惊肉跳。开挖的第一天，大家的心情都显得很沉闷，谁知会不会白忙活一场，这鬼地方一年里有半年老下雨，东西烂得快。再加上当地人爱发战争财，没准儿那点东西早让人拣没了。然而，就在开挖的第二天，这种忧虑随着美国海军陆战队爆破专家卡尔·霍顿的发现一扫而光。

　　那是第二天的中午时分，先是美国陆军的验尸官比尔·亚当斯发现了一个类似爆炸物的圆柱体，他有点拿不准这是个什么东西，他让身边的老挝民工去把爆破专家霍顿请来。霍顿把那件挖出来的东西在手上掂量了一番后再把上面的泥搓掉，你猜是什么？是一只照相机镜头。发现了一个镜头，这里面的含义不用说大家也能猜得到，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清楚，看来他们挑的地方没错。

　　尽管经过多年的风雨侵蚀，在场的摄影老手们还是立刻认出了这是一只日本尼康公司制造的专业摄影镜头，这款镜头专门用来配尼康大F型相机，而尼康的大F型相机则是当时战地记者的标准配备。在其后的数天里，挖掘队又挖出一些显然属于西方人用的东西，如：皮带扣和精工牌手表等；但最有证据价值的是一个上面刻有西塞尔字样的像坠，和一个几乎完全锈蚀了的西德制造的徕卡牌M型相机的机身。这是出土的唯一两件带有个人印记的物证。虽然不虚此行，但是否真的走运，还得争取让这两件东西说话。

　　众所周知，德国生产的徕卡相机是业内著名品牌，这次在越南出土的M-3型徕卡更是它手动系列中最为畅销的型号。但在长达数年之久的越战当中用徕卡M-3的摄影记者绝不仅只是布罗斯一人，好在徕卡公司通常对其产品销往何处都有记载，只要查询者提供相机的机身号就有可能找到它的主人。庆幸的是，这架经过战火洗礼的徕卡尽管表面已斑驳不堪，锈蚀严重，但由于它的机身号刻的比尼康的要深，所以居然还依稀可辨，这为寻找它的主人提供了不言而喻的方便。从越南回到美国后不久，美联社的两位记者就直奔设在德国索尔姆的徕卡公司总部。他们在那里很快查到了这个号码的下落；这架M-3型镀铬相机机身于一九六零年七月七日被设在伦敦的徕卡相机专销店售出，但购买者的身份不详。此外在《生活》画报也找不到购买此相机的任何相关记录。看来以下的事情只能靠推断进行了。“布罗斯一直用徕卡M-3拍照，他的家在伦敦”。为了取得进一步的证明，美联社又派专人找到了已经五十多岁的布罗斯唯一的儿子，他动情地回忆起那发生在将近四十年前的往事。一九六零年的七月一日，他的父亲从非洲的刚果采访回到伦敦，显得非常的落魄，跟他说他在刚果采访街头骚乱的时候相机让人给砸了。对于布罗斯这种相机几乎等于是他第二生命的人来讲，在一个星期之内再买一个新的徕卡机身是完全合乎想象的。徕卡公司也非常赞同这一猜测，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需要有人来回答“西塞尔”这个人是谁了。

　　显然，西塞尔这个名字是欧洲的天主教徒常用的。在他们四个当中只有休特是天主教徒，从他身上找突破口应该算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通过电话联系很容易就找到了休特以前的未婚妻瑞典人霍尔波，她讲述了一段富有戏剧性的往事，帮助人们揭开了谜底。那是在1970年的圣诞前夜，当时住在东京的霍尔波意外地收到了一张寄自法国巴黎的贺年片，寄出者的属名就叫西塞尔，而收件人的名字则是住在霍尔波隔壁的单身汉休特。显然粗心的邮递员把信投错了，但这一不经意的错误为这一男一女的日后交往开启了大门。在后来的交谈中，休特向霍尔波解释说西塞尔是他于1967年在纽约养伤时认识的一个比利时时装模特。由于休特出于职业的原因经常飘乎不定，所以西塞尔这样的女人显然不适合他，但在休特的内心深处，西塞尔的影子始终伴其左右。从休特直到死时脖子上还挂着西塞尔当年送的像坠，就不难猜到这一点。

　　从这两件物证看来只能为这件心酸的往事划上一个勉强的句号。设在夏威夷的美军遗体鉴别中心尽管暂时收下了这二件能作为证据的东西，可他们不肯再做进一步的工作，理由是：他们不是军人，只是战地摄影师，而且当中只有一个是美国人，何况迄今为止找到的任何东西都和这个美国人没有直接的联系。在美国人的眼里，战地摄影师的地位不可与战斗人员等同起来，如果你再不是一个美国人，那就更甭提了。布罗斯等四个人看来真有点冤，他们生前用生命和手中的照相机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个惊险的瞬间，然而在他们死后，他们的灵魂却备受人间的冷落，看来，今天的人们只有在看到他们当年照的那些照片的时候，才会为当年他们四个人的勇敢所折服，其它一无所有。对于布罗斯而言，他成名于在直升机上所拍的那张杰作“惊恐万状的机枪射手”，而这次他也正好魂断于直升机，这偶然当中是否隐含着某种必然，恐怕只有天知道了。(摘自：《环球飞行》杂志1-2期/文图提供_章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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