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启用“战略误导” 苏联—俄国自毁长城

　　冷战时期国际战略的一大创造，就是“战略误导”。这是和平时期最高级的冷战形态。

　　前苏联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在社会制度上具有极大动员能力和向心力，但是在和平时期，却在战争与和平的高端理论上出了大问题。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有敌国外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陷入盲目性，对自己的文明和战略文化失去信心、妄自菲薄，不自觉地接受了对方的战略误导。美国一位著名作家说：“撇开美国的政策来探讨苏联的崩溃，就如同侦破一起突然、意外和神秘的死亡案件时，不追究谋杀的可能性。”

　　战斗意志的衰退与放弃利益。美国对前苏联的战略侵蚀过程由来已久，苏联——俄罗斯核优势抑或核均势的剥夺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动态过程。在美国与前苏联——俄罗斯进行的军控谈判，可以说是和平时期不折不扣的“软战争”。在美国大力提倡军备控制“约束武力”的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下面，实际包含着双重动机，一是解除削弱对手的军事实力；二是从心智上解除削弱对手的思想武装。即不仅在军事实力上取得优势，而且要在“软实力”诸如精神力量和价值观念的上逐步获胜。

　　苏军——俄军受到的心理侵蚀是全方位的。战略核武器与军备控制看似“硬件”对比问题。实质是国家军队组织、信念产生战斗力的“软件”问题。苏联垮台之际，苏军中骄子阿尔法特种部队以自己的判断为由拒不服从上级的命令，就是苏共“公开性”的直接产物。这可以说是前苏联军事衰落的一个明显征兆。

　　而一旦面临大规模毁灭的战争，在紧急情况下连俄最高层核作战命令能否发得出、得到执行、战略核武器能否打得出、射得准、炸得响都可能成为问题。这是苏联——俄国硬件软件一齐出了问题，表现在硬件上，而根子则出在软件上。

　　思想意识的瓦解与丧失信心。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就垄断了军备控制的话语权，着重向前苏联军控谈判人员灌输成套打包的美式理性、概念、军备控制词汇，诸如透明度、现场视察、武器核查、核武器销毁(方式)、互信措施、核战争打不得也不能打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到了70年代、80年代，美国军控谈判人员“惊奇地发现”苏联谈判专家都开始普遍使用这样的概念，换言之就是拥有共同价值判断和思维方式，承认共同的游戏规则，被牵着鼻子步入美式战略牢笼。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苏联垮台、俄国核力量被逐步削弱之后，美国不仅保留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更强调增加核武器使用的灵活性。配合“先发制人”的战略思想，抛弃了核武器是遏制战争力量的看法，重新变为核武器是可以使用的。对新式核武器研制、战场使用可行性研究乃至演练不断拨款，向低当量、小型化、钻地化、太空化、实战化方向发展。而使用核武器只变成了单方面的判断，即可以对任何国家使用核武器。将“核战争不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说教抛到九霄云外。

　　被有意诱导的无效投入。20世纪70年代伊始，美国在军控谈判中有意放松苏联核武器生产数量的约束，着重限制其质量和反导力量发展。这样首先减少了美国对苏联导弹精度和反导力量不断增长的恐惧。其次使苏联在边际效用递减的核武器数量上白白耗费更多的资源和金钱，用以侵蚀其国力。第三可以假苏联之手把多余的核弹瞄准它国，增加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和对抗因素。这种计算可谓一箭三雕！

　　节节退缩造成优势丧失。第一，历来美苏争霸重点在欧洲低地国家。这是美国充当世界霸主的软肋和弱点所在。而80年代后期签署的《美苏中导条约》、《欧洲常规力量条约》将前苏联在欧洲战场占据数量质量优势地位的中程导弹和核弹头彻底销毁、常规力量数量优势拉下马来。这解除了美国的心头大患，可以腾出手来投入其他战略方向。

　　第二，前苏联分导式多弹头战略导弹技术曾辉煌一时，在战略态势上对美国造成极大威胁，美国则想方设法在《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对此加以限制，例如海射远程核巡航导弹根本不能携带分导式多弹头。

　　第三，自1991年尤其是STARTⅡ以来，俄国主动接受了美国150亿美元以上资金，用于炸毁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拆卸切割战略及战略导弹、战略核潜艇、战略轰炸机，并将拆卸下的军用核材料运到美国稀释成民用核燃料。

　　第四，最近的“成功削减”是2002年美俄《莫斯科条约》。该条约对两国实际没有任何限制，但对美国更有利：它涉及到的仅仅是实战部署核弹头。对后备反应弹头、运载工具、核弹头升级、核武器及运载工具的改进和生产、研发战术核武器系统等均没有限制，在俄罗斯国力衰弱的背景下，这为美国核武器生产和发展留出了充分自由的空间。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成功限制敌方并发展自己的军备控制条约，都是在迷惑对手心智、接受谈判概念和游戏规则、使对手对自己事业正义性产生怀疑、进而丧失战斗意志，再辅以少量其他方面无足轻重的让步前提下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