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峰英雄 消失的历史

　　特约记者 刘小童 发自成都

　　不止一次地问每个采访到的老人，“两航人”是什么时候开始遭难的？

　　有的老人说是在“文革”，也有老人说是在“反右”。

　　潘国定等人

　　之前提到的飞行英雄潘国定，世界华人飞行圈子里的一号人物，美国人对他赞赏有加，认为他是飞行天才。“文革”前几年就停飞了，突然通知他的。回到家里，平时的笑模样没了，只能看着曾在“驼峰”上空吹过的萨克斯管发呆。那年潘国定40岁出头，正是飞行的“黄金季节”。

　　1967年的一天，上边突然又通知他，让他和陈答礼等人执行专机任务。听到又让他飞，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拎着飞行箱早早坐到飞机上等，结果冲过来一些人，说他们是准备“驾机叛国”，一阵拳打脚踢，都给捆走了。

　　“人家是做好‘扣’的。”接受我采访的老人说。“这一没就是几年，谁都不知道他被弄到哪儿，死了吧。到了1972年，才知道给弄到江西奉新，肋骨给打断三根……后来放出来了，回到北京，也总是往机场跑，坐在地上，就那么痴迷地看飞机起降，一坐就是半天……”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老人在美国的侄女回中国看他，他不让侄女住星级饭店，就在狭小的家中打地铺。侄女要走了，在去机场路上，他下车，到商场买了一顶当时几乎全体中国男人都戴的黄军帽，郑重其事给侄女戴上：“记住，无论今后走到哪里，你，都是一个中国人！”

　　和潘国定一起被扣上“驾机叛国”帽子的陈达礼被吊起来打。这个当年在“驼峰”鬼门关上转来转去都挺过来的壮年汉子，此时受到的酷刑是，像自杀那样被一根绳子吊起来，使劲打，眼看没气了，再放下，缓过来，再吊……反反复复。

　　被吊起来打的不止陈达礼一个，只是“吊”的方法要“温柔”一些。驾驶C—46，飞越“驼峰”的飞行员吴自更被贬到宁夏干校，白天劳动，晚上吊起来打，当年只有30多岁的他实在熬不住，就偷偷在裤腿里面绑上一块棉垫。

　　吴自更曾悄悄对在一起飞过“驼峰”的飞行员邓汤美说，太疼了，放个垫，能吸收一点冲力……

　　两次路过“驼峰”的中美混合团P-40战斗机飞行员阎汝聪，后来被分配到长春市一所中学教英语。笔者问老人哪次空战最难忘？老人却说，“文革”，三年级的孩子拿着钢丝条往脸上抽最难忘。

　　我问老人，为什么？

　　老人回答，实在是疼……

　　我说，那您怎么不躲啊？

　　老人苦笑，一副迷离的眼神，认真地说：“躲？哪敢啊！那不打得更厉害吗？只能挺着让那些孩子抽……等他们抽够了，就好了，就好了……”

　　何凤元等人

　　除了飞行人员遭受灭顶之灾，地面业务人员也受到迫害，其中最严重的，当属何凤元。

　　何凤元早年曾是著名的“12·9”运动学生领袖，1934年毕业于

　　1944年底，何凤元考取公派赴美

　　1946年4月，学员学成归国。归途中，想到朝夕相处一年多的朋友回国后就要分别，有人提议，为今后能更好地联系，组结成社。结社就要取名，有人提议叫“流久社”，何凤元自然成了社长。

　　据何凤元夫人张莹华老人说，“流久社”，是取69人的谐音，也有“流芳长久”之意。但“文革”中，这成了何凤元的主要罪状之一。

　　没完没了地批斗，不问青红皂白地羞辱，劈头盖脸地殴打。唯一的罪名：“流久社”是特务组织，何凤元是特务组织头目！

　　当年在加尔各答，何凤元敢把给行政院长孔祥熙托运的水果和海鲜倒掉，此时，他却只能任由人拳打脚踢。

　　“文革”中，由于出生在香港，中航加尔各答机械师梁鹤英、黄元亮是“英国特务”，潘国定是“美国特务”加“叛国投敌”，陈文惠是“香港特务”，“驼峰”飞行员吴子丹和杨宏量是“国民党特务”，人人落网。唯独从小就喜爱飞机，根本不是“两航”员工却又随“两航”从香港“起义”回来的现已是中国航空史专家的陈应明一开始成了“漏网之鱼”。

　　采访中，笔者问老人是不是所有的“中航”员工在“文革”中都挂过牌子，有老人说，中航驻加尔各答地面通讯组长刘祖汉就没挂过牌子。但马上就有老人反驳，批斗刘祖汉的时候是没挂牌子，那是因为他戴的“帽子”太多，光是美国、英国、国民党特务就三个，再加上汉奸、阶级敌人、反动分子、走狗……造反派在牌子上写不下，索性就不挂了，批斗时，想怎么喊就怎么喊。

　　还有和笔者有过一年通讯，在“驼峰”上遇到过无数劫难都侥幸逃生的、现住在美国儿子家中的邓重煌。

　　手头恰好有一份“两航”起义人员编印的《联谊通讯》，有友人回忆邓重煌的章节，摘录如下：

　　……1968年6月，正在航行科上班的邓重煌，忽然被公安部门的人带走，一直没有回家。老婆、孩子莫名其妙，不知道出了什么原因。询问局里(笔者：应为西南民航局)，也说不知原因，连人在何处，也不知道。不久，说是因“组织叛逃罪”逮捕囚禁。真是青天霹雳，有口难辩。接着停发工资，每月只给15元安家费，当时他的夫人邓惠茹没有工作，也没积蓄，就靠这15元钱，安排她和三个子女的生活……时间一天天过去……是死是活，关在哪里，也不知道。七八年时间，孩子全部下放农村。家里全靠15元钱作生活费，有时在市场上买几根葱，就打发一天……

　　1973年10月，邓重煌居然释放回家，二千多个日日夜夜，已满头白发。夫妻相会，不知是喜是愁，是醒是梦……

　　但直到今天，也没有人在公共场合或书面文件中对他的事做过平反或说明。他(编者注：邓重煌)现在来信中说，算了，这个事情已经既没意义，也不重要了。

　　后来曾获得美国人补发飞行十字勋章的彭嘉衡，笔者第一次见到老人时曾发问：“文革”期间，您怎么样啊？老人伸出4个指头，孩子，我自杀4次都没死成！“美蒋特务”、“旧军官”、“海外关系”、“驾机外逃”，打得实在受不了……

　　漏网之鱼陈应明等

　　比较有意思的是陈应明。

　　在中国民用航空这个圈子里，陈应明绝对算得上是个“另类人物”，一个航空史专家、航空绘画家、航模制作者，80多岁的老人迄今还在画世界各国的飞机。

　　在未跟随“两航”起义回国前，陈应明并未在这两家航空公司上过一天班，但他对中国航空史的精通、对航空模型的迷恋却如痴如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超级航空发烧友。

　　1949年末“两航”起义，熟悉陈应明的人对他说，跟我们回去吧，回到大陆，你就可以进航空公司，天天可以看飞机、画飞机。

　　于是陈应明就加入了起义队伍，回到大陆。他是在“两航”起义人员中，唯一不是航空公司“员工”的人。

　　回来后，起义表彰肯定没有他的份，那也没什么，干社会主义嘛，还在乎这些！“文革”开始后，看着身边“两航”起义员工一个个被批斗、游街、屈打成招、含恨自杀，陈应明暗自庆幸：假设自己拿到那个“起义”证书，现在不也是挂牌游街吗！

　　1968年10月24日，陈应明所在的成都航空仪表公司造反派成立“革委会”，通知陈应明到场，为他们演奏《东方红》——陈应明小提琴拉得好。

　　街头，“地、富、反、坏、右”被革命群众打得皮开肉绽的场面让他心惊肉跳，“革委会”成立大会上，陈应明使出浑身解数演奏《东方红》。从“造反派”的眼光中看，他们还算满意，陈应明长叹一口气——总算是逃过一劫！

　　陈应明：我上午还给他们拉小提琴呢，晚上就被抓起来。把我关进牛棚里时，里面已有一些人，都是唉声叹气、愁眉苦脸的。那一夜我没睡，坐在地下想着想着，就忍不住笑。上午还给他们拉《东方红》，晚上就把我给抓起来，妈了×的，这也太荒唐了！越想越有意思，不由自主，我“咯咯”笑出声，一个“棚”里的人还以为我被逼出精神病了呢。我才不会疯，还要好好活呐，看谁能活过谁！这一夜睡，我都在想，和“两航”和起义都挂不上边，把我给弄进来，地、富、反、坏、特，我一样不占，我算什么，这没法定罪呀。第二天把我拉了出去，一个大白牌子往脖子上一套——资产阶级残渣余孽！嘿，真不知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

　　与此相比，“驼峰”飞行员周柄被流放到宁夏、李宏揆在批判会上“交代”问题，只是挨了拳脚和耳光，简直就是福星高照。

　　被销毁的历史

　　笔者采访“驼峰航线”，从来没用过采访本和录音机，除了必要的电话要记下来外，几乎连笔都不曾拿出。道理很简单，有几次一看到笔者拿出录音机和采访本，老人们马上会顾左右而言他。

　　一些老人后来说，自从他们回来后，就没再讲过抗战、飞越“驼峰”之类的事，连他们的子女都不知道！

　　不仅不能讲，还要尽快遗忘。不讲、不想还不够，还要毁灭“罪证”。那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做同一件事：烧！焚烧所有跟那个时代有关联的物件——从文字到图片。

　　北京有人烧，成都也有人烧。

　　国民党兵败大陆，妻子不想去台湾，在“驼峰”上飞过几次的中美混合团一大队B-25轰炸机驾驶员张义声悄然脱队，带着妻子从杭州笕桥航校回到老家成都。成都解放，张义声坦然面对——我只参加过抗日，没打过内战，应该不会有事。

　　一开始没事，但后来就不行了。

　　别人烧文字和图片，张义声“狠”，文字只是“小件”，他还有“大家伙”——飞行衣裤。

　　“飞行衣裤不好烧啊，得烧几天……”多少次软磨硬缠后，老人才说了这么一句。

　　1999年，当我在成都大学路敲响他的家门时，一个面容枯槁、行将就木的老人出现在我面前。

　　坐在老人家中还是1945年新婚之际买的椅子上，笔者把采访意图讲给他听，还没听完，张义声用了一个他这个年龄段的老人根本就不能完成的敏捷动作，一下从椅子上“蹦”了起来，连连摆手：“使不得啊、使不得啊！该(阶)级斗争太残酷、该(阶)级斗争太残酷……”

　　这，是当年那位驾着B-25轰炸机敢在50英尺高度向小鬼子投弹的飞行英雄吗？

　　有同样经历的，远不止张义声一人。

　　李启驰，一位很特殊的人物。华侨，从美国归国作战，既在中美混合团参加过空战，也在中航飞过“驼峰”。在混合团期间，就因作战勇敢广受战友爱戴。1944年，李启驰单机在郑州黄河上空与敌遭遇，一番空战后，李启驰的飞机被击中，李跳伞落地后，附近日本兵把他团团包围。面对重兵，李启驰倒地佯死，待敌围上后，他一跃而起，掏出手枪打死正面小鬼子，瞬间跑入茫茫高粱地，最后安然脱身。1945年初，李启驰又加入中航，参加“驼峰”空运。

　　1975年，北京，初夏的一个傍晚，同样参加过“驼峰”空运、“两航”起义的北飞副驾驶员、正被监督改造的周纪祥家门前，犹犹豫豫地晃动着一个孤独的身影。周纪祥出门，看到“文革”中被暴打，之后就失踪多年，一直未见的同事李启驰站在门前，忙让李启驰进门，当年的空战英雄蠕动着嘴唇：“我不敢……我是有罪在身之人，怕……牵连你。我只求你帮我找一个地方……找一个地方，住、住一夜，我保证明天、明天一早就、就回内蒙……一定不耽误、不耽误……”

　　据周纪祥后来回忆，当他把李启驰让进小屋中，给李启驰倒完洗脸水回来，看见李启驰就老老实实地蜷缩着蹲在墙角下……

　　停飞的停飞、调离的调离、抓进去的抓进去。

　　等到他们获得“平反”时，那些归来时还英姿勃勃的热血青年已是两鬓斑白，到了1980年左右，又基本处于退休年龄了。

　　还是怕。

　　赖冠生，1942年驻加尔各答办事处报务员，1943年参加飞越“驼峰”，前后穿越400多次，经历大小险情难以数清，在“两航”起义中，担任北飞报务员。1978年，赖冠生从重庆到北京民航总局，解决落实“个人问题”。也是傍晚来到周纪祥家，请周纪祥借他一个小板凳。

　　周纪祥不解，借小板凳做什么？

　　赖冠生：“我去北京站排队买回重庆的车票，估计要排一夜，有个小凳子，累了，可以坐坐……”

　　周纪祥：“你是起义北飞报务之一，按总局刚刚落实的政策规定，可以要求免票坐飞机回去，你到总局去说明一下……”

　　赖冠生“我……我不敢、不敢去，算了，你还是借我一个小凳子吧，我去火车站排队……”

　　驾机在空中和小日本厮杀、九死一生穿越“驼峰”，当年的勇气，已不复存在。

　　还有前面提到的在“驼峰”上飞过200多次的原“中航”副驾驶任锡纯，起义回来后，刚参加完解放军进藏空投，就被强令退出民航，去了北京铁路局。30多岁，正是飞行员的“黄金时期”，但他就这样告别了蓝天。

　　采访中，笔者问老人，离开民航后，再坐过飞机吗？

　　老人无语，只是默默摇摇头，那一刻，他眼中闪烁着点点的亮光……

　　老人算是非常幸运了，“文革中”，只挨了几次数得过来的揍。

　　也有人非常“幸运”地逃脱“文革”。不过，在笔者采访的中航公司起义回大陆的员工中，只碰上过一个——现居新加坡的方守义先生。

　　方守义先生曾是飞行员，1949年跟随“两航”回到大陆。1950年代末北京首都机场改扩建时，有一手优秀飞行技术的方被派去用独轮车推土石方，也有老人说方是拿本子记录推土石方的次数。不管回忆有多少误差，有一点可以肯定，方守义肯定是在首都机场工地上。而在这个工地上，干着这一生中都几乎不可能再从事的这项工作的飞行员，不仅仅是方守义一个。

　　适时，身为南洋侨领的方父思子心切，从国外来看儿子，受到了时任国家总理周恩来的接见。总理问方父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方父说，没有困难，只有要求，儿子身体不好，想把他带出去检查。

　　总理同意。

　　至此，方守义被父亲带出国“治病”，他也是笔者已知的两航起义回到大陆的员工中唯一一个“来去自由”并逃脱“文革”的。

　　方守义现在是新加坡一家专营进出口航空配件公司的大老板，在筹建昆明“驼峰飞行纪念碑”和南京“航空烈士纪念碑”中，曾给予大力支持。

　　一则细节

　　有一则耐人寻味的细节。

　　2002年8月，北京，首都机场一幢残破楼房中，笔者见到了彭家衡老人。彭家衡原是印尼归国华侨，得知祖国正遭受凌辱后，回国参战。不久即被征召到空军并派赴美受训，一年后毕业回国。两次进出，都是经由“驼峰航线”。

　　学成回国后，彭家衡被分派到中美混合团五大队，成为一名P—40战斗机飞行员。五大队驻湖南芷江，距离小鬼子机场最近，飞机两三分钟就可以抵达对方机场，所以任务多而激烈。按规定，出25次任务即可获得荣誉飞行十字军勋章，同队的美国人执行任务超过50次就可回国。

　　在他破旧而昏暗的房间内，笔者意外地看见了墙上挂着的两枚刻着英文的勋章。虽然笔者不懂英文，但从图案上判断，该和飞行作战有关。

　　彭家衡：从回国一直到小鬼子投降，我一共参战64次，后来由于忙，勋章一直没有发放。2002年，我儿子在美国留学期间，在一家餐馆里打工。一天，两个美国参议员到他打工那家餐馆吃饭，两个参议员边吃边谈起年轻时参加中美混合团的事情，我儿子在旁边插了一嘴，说我父亲就是中美混合团的。那两个参议员一听，说，把你父亲的名字写出来，我们回去查看。我儿子写出我的名字，他们抄下来就走了，不到一周，又过来。对我儿子说，看到档案了，你父亲了不起，参战64次，是英雄，奖章我们马上就补发。后来他们在那边还搞了一个小型活动，让我去，我哪有那笔钱啊，也没参加，他们发给我儿子，再给我带回来的。

　　“瞧，就是它。”老人指着墙上挂着的勋章对笔者说：“和老布什得的一模一样的，上边都有编号的。”

　　这些历史连中国人自己都忘却了，还记得的，却是那些美国人。

　　(本专题图片均由作者拍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