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华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华民族难以抹去的屈辱记忆，正是在那场战争中，号称“天朝上国”的清王朝被前来叩关的英国打得落花流水，被迫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一步步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但与此同时，先进的中国人也开始了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艰难历程，而魏源则是开风气之先的杰出代表之一。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鸦片战争中，他参加过浙东的抗英斗争，对英军的战舰、大炮等新式武器的威力有一定了解。鸦片战争失败后，他受林则徐嘱托，于1842年编成《海国图志》一书，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全新命题。所谓“师夷”，就是向西方学习，在今天看来，这是非常普通的主张，没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但在魏源生活的时代，这可是石破天惊之论。因为当时中国古老而沉重的国门刚刚被打开，人们满脑子装的都是传统的“天朝上国”、“华尊夷卑”观念，只主张“以夏变夷”，对“以夷变夏”是想都不敢想的。为了说服人们接受自己的“师夷”主张，魏源不得不对中国历史上的土“夷”与如今来自欧美的洋“夷”作一番区分。他写道：所谓“蛮狄羌夷之名”，指的是那些居住在中国周边而未知“王化”的少数民族，而不是来自欧美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外国人。我们虽然顺从习惯，将来自欧美的外国人称为“夷”，但实际上他们与中国历史上的土“夷”是不同的，他们“明礼行义，上通天像，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是天下的“奇士”、域内的“良友”，值得我们学习。他还批评那些坚持“华尊夷卑”的传统观念、反对“师夷”亦即向西方学习的人，是株守一偶、夜郎自大的“夏虫井底之蛙”。

　　当然，他也提出，向西方学习，并非学习西方的一切，而是要学习西方的“长技”，也就是西方比中国先进的东西。那么，什么是西方的“长技”呢？基于对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反思(中国军队武器的落后是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魏源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是战舰，二是火器，三是养兵、练兵之法。他还依据自己对西方的了解，在书中对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量天尺、察天筒(水银湿度计)、定时钟、天船(热气球)、风铳(气枪)、甲板船(军舰)、千里镜(望远镜)、天炮、水琴、风琴、风锯、水锯、风磨、水磨、吊桥、显微镜、自来水、自转礁、乐柜(管风琴)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还提到了刚刚发明不久的

　　在魏源看来，“师夷”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制夷”。所谓“制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战胜和制止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从而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如果说“师夷”体现的是魏源思想的开放性，那么，“制夷”体现的则是魏源思想的爱国性。“师夷”与“制夷”，开放与爱国，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彼此不能分离，更不能割裂。不“师夷”，就不可能“制夷”，但“制夷”又必须以“师夷”为前提。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已使魏源初步认识到中国远比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落后，落后者只有向先进者学习，并奋起直追，才有战胜先进者的可能，否则，将永远落后，永远挨打，永远受西方列强的欺负和蹂躏。

　　魏源进一步指出，“师夷”有“善师”和“不善师”之分，“善师”的人，才能制服“四夷”；“不善师”的人，则被“外夷”制之。可见，“善师”与否，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那么怎样才是“善师”呢？首先，要“洞察夷情”。这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前提。用魏源的话说，要“师夷”，必先了解夷情，要了解得像对自己的桌子、床席和睡觉、吃饭那样一清二楚。而要了解夷情，就应设立译馆，翻译夷书，把西方国家的有关情况介绍给中国人。在《海国图志》中，他就对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族风俗、文化教育、宗教历法等作过较为详细的介绍。其次，要重视人才。这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条件。在他看来，得一伯乐，天下就没有不能驾驭的良马；得一良将，天下就没有不能抵御的外侮。国以人兴，功无幸成，只要励精图治，重视人才，就没有不富国强兵的道理。所以，一个国家的贫弱，并不是看它的财用充足与否，而是看它有无人才，“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为解决“师夷”人才的匮乏问题，他建议在得风气之先的

　　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有的人被列强的“船坚炮利”吓破了胆，认为中国今后只能对外妥协，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以求“中外相安无事”。还有的人虽然对中国在鸦片战争的惨败痛心疾首，要求“攘夷”“剿夷”，但他们提出的“攘夷”“剿夷”办法是老一套，缺乏可行性。而魏源则通过对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认真反省，既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承认西方列强有其“长技”，同时又没有丧失反抗列强侵略的勇气，认为中国只要把列强的“长技”学到手，就一定能打败侵略者。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认识，他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一思想后来成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源头，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